话题提示近日有媒体报道称，8家A股上市银行2006年年报披露完毕，银行高管年薪均在百万元以上。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以446.18万元年薪居各位行长之首，收入“最低”的是兴业银行行长李仁杰，年薪为101.4万元。
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法兰克·纽曼以995万元年收入成为董事长中的首富，而中国银行董事会秘书杨志威更是以561.8777万元的年薪，成为超过本行董事长年薪的董秘。该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银行高管薪酬高不高的争论。
焦点1
年薪如此高，自己给自己发薪水？
有评论认为，上市银行高管不当高薪是在窃取股东财富。美国高管薪酬10年普增3倍，2005年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平均收入的369倍，1993年是131倍，而1976年只有36倍，今年标准普尔前500家公司总裁的年收入，预期将比去年增加10％至15％。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也在上涨，尽管绝对数值不能跟美国比，但增长幅度仍然惊人。
假定普通工人年薪为2万元左右，则高管收入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已经处于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以我国的经济体量与美国相比，这份收入绝对算得上优厚，这还没有算上年薪以外的收入。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日前接受和讯网采访时表示，几大国有银行高管是政府任命的，给他们如此高的年薪等于自己给自己发薪水，问题比较多。其他小银行高管都是聘用的，之前已经谈好年薪问题，所以问题少。
焦点2
银行效益下降，高管薪酬照样涨？
易宪容说，不能说国有银行是业绩好了才给高管这么高的薪水，目前国有银行利润还是自利差收入和政策扶持，所以给高薪不合理。
“要讨论上市银行高管薪酬高不高，首先得有个标杆。”著名管理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吴春波昨日说，首先要看上市银行效益如何。如果银行效益比往年下降，高管薪酬却在上涨，就有点不合适了。
几家上市银行的年报显示，按国际会计准则，2006年工行税后利润增长31.2％，中行净利润同比增长52.38％；浦发行净利润33.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民生银行同比增长43％；招行净利润增长87.69％，其他各家银行的利润增长均在30％至50％的区间内。
吴春波说，第二个要考虑的标杆应该是上市银行的薪酬制度。如果高管能得到多少薪酬已经董事会明确规定，高管拿高薪是当之无愧的。但如果高管凭借权力给自己定高薪，那么他肯定是在超越制度掠夺股东财富。
焦点3
创造了价值，理应获得高回报？
有网友说，现在的银行行长们，比的不是工作业绩，而是比同级人员的工资水平。一般员工年薪只有2万元，比起动辄上百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各级行长们，真是少之又少。“建议国家要在国家独资银行企业高管人员工资方面实行立法，确立最高限额，确立与员工的比例，从而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该网友说。
在吴春波看来，最不讲理的做法就是拿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与普通员工比。“银行员工为啥不拿自己的工资和农民比呢？和农民比，他们的工资绝对是高薪了。”吴春波说，银行高管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源，和普通员工不太一样。高管要承担高风险、高责任、高压力，要为公司和股东创造价值，当然也应该获得高回报。如果和国外同行比，国内上市银行高管的薪酬也许只是他们的零头。
焦点4
太强调平等，不利于人力资本发展？
还有人说，银行高管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和谐。吴春波则认为，和谐不是平均主义。以马蔚华为例，虽然他的薪酬在上市银行行长中居首位，但这个钱由他拿是理所当然的。“抛开公司效益不说，单看招商银行的管理和服务，就比其他银行好得多。”吴春波说。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认为，不能简单将高薪看作是掠夺股东财富。在现代企业的分配制度中，对企业中任何一名员工即人力资源实行的是工资制，对企业中的技术创新者和职业经理人即人力资本实行的是薪酬制。前者是由人事部门决定的，后者则是由董事会直接决定的。工资是人力资源作为劳动而享受的回报，而薪酬是人力资本作为资本享受的回报。
“中国的企业文化往往过多地强调平等，这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发展。”魏杰说。
据《中国青年报》从世行行长女友的“加薪”看中国行长们的“高薪” 行长高薪曝光，引来争议无数。
如何给银行高管定工资，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当下中国，一方面大家承认银行高管是特殊的人力资源；但另一方面，在国人收入水平普遍不高、银行业存在这样那样问题的背景下，面对数百万年薪，大家很容易心理失衡。
就在25日，欧洲议会全会通过决议，对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利用职权给女友加薪一事表达不满，明确要求沃尔福威茨辞职。两条新闻比较，或许不无启发：在一个经济深入发展的时代，我们未必为某些人有高达数百万的年薪而“眼红”，大家关心的是，这样的高收入是否有正当来源？如果来源不正当，哪怕只有几千元几百元，也不可容忍。
改革时至今日，中国人并没有被渲染的那样“仇富”，谁仇过姚明、刘翔们之富？民不仇富，而是仇“不明不白之富”。多拿点钱不要紧，关键是物有所值———拿多高的收入，要表现出令人尊敬的相应贡献来。在银行高管薪酬的确定上，局限于年薪一百万还是九百万、是不是比普通工人高出数倍，都有些目光狭隘。重要的不是高管们得到的薪酬绝对量，问题的关键是支付给高管的薪酬能否最大化股东的权益，对于他们高收入的监管是否足够严密，收入之外是否还有更多滥权的可能。
去年10月，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曾表态说：对银行高管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经营业绩、声誉机制成为银行高级管理者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同时强化通过监事质询等形式，形成问责机制。问题在于，在“薪酬与股东权益最大化”这一市场经济公认的原则得以制度性保证之前，决定中国银行高管薪酬的机制是什么？如果高管薪酬经董事会明确规定，高管拿高薪当之无愧；但如果高管凭借权力给自己定高薪，那么让老百姓如何相信他们不是在超越制度掠夺股东财富？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多名高管“落马”，暴露出管理上的诸多问题。金融学者易宪容甚至公开表示，目前的体制下，这些银行的高管基本还都是道德人，而不是经济人，权力过大而缺少有效监管，出问题不是偶然的。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之下，尤其在“两个小保管就能偷走5100万”之类新闻的“余威”之下，我们如何回避单纯的行长高工资带来的负面效应？
行长们拿了高薪并不可怕，但在矛盾逐步暴露的时候，却必须通过设立制度、加强监管、增加透明度等方式加以完善，为他们阐述“高薪”的理由，给公众一个“交待”，并借此为中国银行业换取公众的信任与自身存在的正派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