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涉猎过艺术品收藏的人们都知道，艺术赝品的交易，利润之高与毒品有得一拼。国家文物局专家库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周晓陆指出：元青花之争与近几十年来文物作伪及相关市场发育不正常有密切的关系。仿制前代、前人的艺术作品，在中国似乎有着某种“传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马文宽谈到：“明朝成化就仿宣德，嘉靖、万历此风尤盛。”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载：“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 但古时仿造，多出于对前朝器物的崇敬，满足皇家的个人欣赏爱好。乾隆年间仿制前朝瓷器，往往在底足注有本朝代的年号。这样的“仿”，不失光明磊落。  解放以后，仿古瓷生产仍然是瓷业生产中的一部分，元青花之仿则始于1979年。 “70年代以前我们对元青花的认识还很模糊。1974年以后，一些日本出版的元青花图录进入中国。那些图录色彩、纹饰非常逼真，局部都拍得很细，这给我们仿制创造了条件。”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欧阳世彬曾经主持了1979年我国首次元青花仿制。“凤城一个老太太翻地时从地下挖出来一件元代青花梅瓶，600元卖给了当地博物馆。我当时在景德镇陶瓷馆工作，看了日本的图录，认得这是元青花，花了1000元买过来。“文化大革命”以后，景德镇经济相当困难，我们连工资都发不上。梅瓶拿到后，我们开始做仿古瓷器赚点钱。那次仿制非常到位，刚展出就被一个日本人花了630块钱‘掠走’。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收入，我们仿制的成本只有几十块钱，大家的积极性立刻就来了。那些现在还在做的朋友都发大财了，几千万的身家。” 艺术品的“仿古”并不能一概否定，其本身也有很大价值和存在的合理性。但由于受不正当利益驱动，许多原景德镇国有瓷厂的技术骨干纷纷自立门户，把正当的“仿制”生意变成了以攫取暴利为目的的“造假”买卖。  如今景德镇国营企业普遍不景气，个体仿古瓷厂却鳞次栉比。据欧阳世彬教授介绍，专门仿元青花的就有几十家之多。 中国陶瓷学会副会长、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知宴老人谈到元青花鉴定时说：“元青花一般手感沉甸甸的。假古董原料加工没那么细腻，胎体比较疏松，手感轻飘飘的。造假的知道了这点，开始从口沿以下慢慢加重加厚胎体，这样一来，体内外长度差距比较大，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此外，元青花胎泥淘洗得不够纯净，露胎部分往往有黑色的小点。90年代后，造假者看了我们的报告，开始在胎里撒铁砂，但烧出来能看出光泽。”  然而据知情人士介绍，“古玩黑客”们舍得花功夫、花大价钱用“古法”来造假。从泥料抓起的，买来矿土不用机器加工，自己脚踩淘泥，这样淘出来的瓷土就留有气泡和细小的颗粒，跟老器无异。在已经普遍使用煤气窑的景德镇，有人为捕捉官窑的神韵而使用柴窑，烧一窑要消耗松柴4卡车，时间是22个小时。他们做出来的仿古瓷“从器型到分量都不差分毫”，可以做得比官窑还官窑。欧阳世彬教授告诉记者：“有的私窑都被港台老板包了，投入大量资金秘密仿制，规定一年做几件，只能给他发货。” 他说：凡研制高仿作品的窑厂，多数戒备森严。我有一个朋友，从和泥到烧成都是他一个人，连我去都绝对不让我看。只要外形跟真品有一点差别，都会打掉重做，“宁缺勿滥”。我问他哪里仿得还不到位，他很心有不甘地表示只剩下釉面色泽还差那么一点点。古瓷釉面温润如玉。他虽然花了大功夫给仿瓷去除浮光，毕竟比不上古器自然。我对他说，你家再过200年，人家会以为发现了元青花窑址。” 瓷器贩子每天背着行李袋从全国各地过来收货。号称值几百万元的青花大器，在这里两三百元就可以到手。 高仿品瞄准了博物馆。某古董商曾经放出豪言“拿下县市一级是‘如入无人之境’，让省博吃药‘三两下板斧搞掂’。故宫难度大一点，但故宫名声大，故宫最有钱。” 作为中介机构，拍卖公司对拍品真实性的承诺程度直接影响着文物市场的发展。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涉及拍品质量及真伪鉴定的，主要是建立在拍卖机构自律基础之上的，并没有法律约束，因而元青花赝品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国际性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元青花造假不独景德镇“特有”。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孙学海90年代到马来西亚，发现有人的别墅里满是元青花，达2000件之多。“他很有心机，拿了一件献给故宫，故宫给他发了奖状，他后来拿着奖状到处吹嘘，很多人上他的当。我后来找到当地古董商打听，原来都是在印尼仿制的。” 欧阳世彬教授表示：“中国的古董造假特别多、特别乱。”

我国的仿古行业长期以来处于真空地带，尚无专法可依。管文物的不管仿古，管商品市场的不管商品制作，相关行业组织什么都管什么都不能管。 民间元青花为何被心有余悸的专家们视为“怪物”？国外一些著名拍卖行为何拒拍中国艺术收藏品？原因正是假货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