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技艺曾失传了200多年、“庶民弗得一窥”的宫廷珐琅彩近日亮相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不过这批瓷器戴着古文物“高仿品”的帽子前来，售价从9800元到36800元不等。其原作都是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下称“国博”）内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并不轻易示人。
　　“光凭肉眼看这些精良的高仿品，看不出与国宝有任何差别。”负责本次上海展览的国博艺术品收藏发行中心的彭中英说。

制作工艺高深复杂

　　珐琅彩创烧于清代，最先是在清康熙帝亲自授意下于皇宫内创烧。由于珐琅彩在制作工艺上处于中国古瓷的最高峰，当时也被称为“彩瓷皇后”。后到了乾隆时，由于皇帝的兴趣转移到更加炫目斑斓的景泰蓝器上，珐琅彩瓷器因此失宠，其制作工艺也日渐失传。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仅存470件珐琅彩，主要收藏于国博、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个个堪称价值连城。去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名为“珐琅彩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的乾隆时期珐琅彩瓷，拍得1.2亿港元，引起轰动。
　　因珐琅彩瓷为稀有之物，上世纪，在“瓷器之都”景德镇有人为寻得珐琅彩瓷器的制作工艺，整整研制了8年时间方略见成效。现代科技的发达，依旧不能解释古人造物的精致。日前在上海展出的这批20件“清代鼎盛时期皇家官窑名瓷”国宝，均为国博监制的高仿品。每品共仿制了50件，每件均有绝版编号，其中，此前拍卖价格高达1.2亿港元的“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的高仿品，售价近2万元人民币。
　　“高仿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完全采用清代的传统工艺和原料，包括采石、碎石、淘泥、洗泥、踩泥、揉泥、拉坯、修坯、吹釉、画坯等几十道繁琐复杂的工序，无一例外都采用古人传统的手工方式制作，甚至用现在制瓷已经废用的柴窑烧制。”彭中英介绍说，仅仅画坯一样工序，就有七八个工匠分工完成：画鸟专画鸟、画树专画干，还有专画叶、写款识等。“这批高仿品烧制成品率一般只有30%，而六方瓶、转颈瓶等技艺复杂的瓷成品率只有10%不到。”国博的艺术讲解员何莉说，“往往费尽心血画完了一百个瓶子，烧出来的只有几个成品，其余全是次品。平均下来，做一个瓶要花3个月的时间。”
　　珐琅彩的高仿品工艺已经找到，但还有些古代制瓷技艺至今未获破解。“故宫博物院原本去年预计做一批8件‘瓷王’（故宫的镇院之宝）的高仿品，本定价19.8万一件，不过由于技艺实在太过复杂，至今还未做出一件。”彭中英说。

一纸合同改变了一个“地下工作者”的身份。景德镇熊窑继承人熊建军，做了20多年古瓷仿品，从未像今天感觉这样名正言顺。在国内，私人仿制文物是违法行为。而和国博的一纸合同使他敢于从幕后走向前台，他在国博支持下，研制8年终于“破译”了制作珐琅彩的工艺技术。
　　“以往都是国外的收藏家和博物馆，拿着残片试图让我们根据它恢复瓷器原貌，但经过不断试验和调整，我们根据祖传的一些配方以及积累的烧制经验，自己摸索从而找到了高仿的工艺。”熊建军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而此次有国博一个专家团队在支持，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民间根本无法知晓的珐琅彩资料。”
　　这些在瓷器市场上专职古瓷仿制的人最早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们为追求市场利益，只要有人出资也不会过问文物仿制品的用途，为此他们隐姓埋名于“江湖”。不过这批人，技艺高超甚至不亚于成名的制瓷大师，熊建军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拥有家族留下的配方，祖上曾经烧过宫廷的官窑，口口相传下来的经验也有不少。而且在这一行有近二十年的经验也帮助他“解密”了珐琅彩的制作工艺。
　　“前期我们做的都是低档文物的仿制，没有机会做高档文物的仿制。”熊建军说，为做这批国博的高仿品，他曾多次到国博参观原品，“国博给了我们很多资料和数据，比如检测的成分、含量，然后我们不断试制配方，直到去年，我们最终在8年之后，才算基本上把珐琅彩的古人技艺都给破解了。”而过程也是相当艰辛，由于珐琅彩中含有“砷”等有毒物质，在烧制中容易产生挥发，一次在高温炉中煅烧珐琅彩时，温度达到数百度之后，毒烟就挥发出来，“当时我们都戴着口罩，但靠近的人还是全部流了鼻血。”熊建军说。
　　由于高仿品必须在柴窑中烧制，才能更接近古人的工艺，熊建军还特地从景德镇当地请来了会烧柴窑的62岁胡家旺老人，如今“全景德镇只有他一人能烧柴窑”。
　　这些都成为制作高仿品的技术门槛。“高仿品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除人力、资金这些外在的因素，关键看技术，采用的原材料都是稀有的高岭土，配料成分比、配方、配色、配画、烧成等方面都是关键。”熊建军说，为了不使技术外传，在进行配方、配料和配色时，熊建军都要亲自过手把关，成为制作珐琅彩的绝密。
　　“我们都是有合同约定，他也不可能违反合同上的约定。”国博高仿瓷发行中心主任王军林说。

高仿品的高收藏价值

　　即使如此逼真的高仿品，也不会成为古玩市场上以假乱真的罪魁。事实上，高仿品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的发展空间。国家文物政策限定有些艺术品不能用于拍卖和出境，而顶级的艺术品，更不可能有过多的存世量，所以市场上能够流通的精品也越来越少，而普通人能够一睹芳容的机会也会少之又少。
　　“高仿品跟赝品有着本质的不同，赝品是为了扰乱艺术品市场，牟取暴利为目的，一般名不正、言不顺；高仿品则以保护和传承艺术品精髓为目的，来路正、公开透明，明码标价，质量上乘，摆明身份，收藏时间久了肯定会升值。”彭中英说。高仿品古已有之，王羲之的《兰亭序》未见真迹，都是历代大师的临摹才使之留存；在瓷器之中，清代仿明代、乾隆仿雍正，而上世纪明国仿清的瓷器甚至现在都已经在市场上卖到了近几十万元。
　　“早在国博立项时，就已经考虑到了种种风险因素。”王军林说。每个高仿品的底部，都有国博的“双款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胭脂红款识和纪年号、绝版编号。“底部的双款识都是和器件一起烧制出来的，根本不能去掉。”王军林说。不但如此，每件高仿品还配备了身份证——一本绿皮的收藏证书，里面包含了该高仿品的高清图片、监制序列、日期，“只要打个电话到国博，就可以查明身份，验明正身。”彭中英说。
　　国博还从源头上着手，扼杀了高仿品通过其他渠道流向市场的可能性。与熊建军这位民间高仿大师订下合同后，国博组成了八人的瓷器专家小组，定期派人盯守在烧窑现场，拿着锤头或木棒，只要有质量不合格的或者多余的，都要砸碎、摔碎。“只做50个，超过50个哪怕质量再好也要全部砸掉，一个不留。从源头上杜绝高仿品进入市场以假乱真的可能性。”王军林说。这50件中，编号50的为国博自己收藏，其余全部投向个人收藏家市场。即使熊建军本人，也不曾获得一件完品。“高仿品的定价取决于三个因素，一个是原品的价格，如果原品不是孤品就是稀件，那仿品价格也会居高；其次看制作的难易程度、花形繁简，工艺复杂、精致，代表了某一时期瓷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权威、限量发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高仿品的收藏空间。”彭中英说。
　　对于某些精致高仿制的艺术品，大多数收藏者并没有对他们“拒之门外”，相反，对于一些独存国宝的精致仿制品，竟出现了争相购买的现象。在6月国博这批国宝高仿品北京的展览现场，原计划一个多月时间的展览不得缩短到二十天，“北京展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跟收藏者协商只订货不拿货才勉强维持了下来。”彭中英说。而在拍卖会上仿制品的出色表现及历代精致“仿品”升格为“正品”似乎也说明，仿品已经日渐被认可，高仿品也拥有了自身价值。即使在艺术古玩市场充斥假冒伪劣的今天，高仿品也正以高调的姿态迎接市场对它的检阅。据悉，国博将从此次售卖的高仿品中获益近2000万元，以用于补贴日益增加的文物维护经费和产品开发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