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瓷起源于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那里地处山区自然资源丰富，有 “ 南山煤，西山釉，东山瓷土处处有 ” 之传说。据实践，生产钧瓷如果离开这些条件，在任何国家都不会成功。

    钧窑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与汝、官、哥、定诸窑并驾齐驱。钧瓷造型端庄，窑变美妙，色彩艳丽，五彩缤纷，又为诸窑之冠。

    钧窑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仿制，历经千年而盛烧不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窑系。 迄今为止，在禹州境内已发现北宋钧窑遗址多达 40 处，尤以神垕镇大刘山下最为集中。禹州现存最早的《钧州志》中说： “ 瓷窑在州西大刘山下 ” 。在禹州市神垕镇下白峪村和苌庄乡等地，先后出土黑、褐釉高温窑变花瓷，被陶瓷学家称为 “ 唐钧 ” ，它是宋代钧瓷的先声。宋 “ 靖康之变 ” ( 1126 年)后，宋室南迁，官钧窑停烧，钧瓷一时受挫。到金、元时代，钧瓷有了新的发展，各地争相仿制，风靡一时，钧窑播火全国。元末明初，因战乱和灾荒，钧窑生产渐衰。明、清时期，制瓷中心南移，北方诸名窑衰退，钧窑也基本停烧。清朝晚期，钧瓷复苏。到光绪三十年( 1904 年)，神垕镇烧制钧瓷者已有 10 余家。民国年间，因战乱、灾荒频繁，钧瓷生产举步维艰。至民国三十一年( 1942 年)后，因大旱和政局混乱，艺人外流，钧瓷生产趋于停产状态。

    钧瓷的烧制是一种复杂的高难技术，还原程度很难控制；加上过去由于使用的是松木窑，窑温难以达到均衡，从而影响到钧瓷釉彩的成色，在烧制过程中有70%的产品会报废掉，而其中的上品则更为罕见，再加上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钧瓷，自古就有 “ 黄金有价钧无价 ” 的尊贵名声，唐玄宗曾立令 “ 钧不随葬 ” ；宋徽宗时又成为御用珍品，诰封 “ 神钧宝瓷 ” ，每年钦定生产36件，禁止民间收藏，所以现在墓葬出土的钧瓷文物也甚为稀少。目前世界著名的博物馆虽有收藏，为数也寥寥无几。

    钧窑的产地在河南省的禹县，禹县于北宋时名为阳翟县，金大定二十四年更名为钧州。按惯例窑以州名，钧窑之名由此而得。过去的一些研究陶瓷史的学者和著述，也就窑以州名认为钧窑始烧于金代。1974—1975年河南省博物馆的事业人员，在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中，出土有大量的钧窑瓷器的散片，从这些标本的造型来判断，它们具有鲜明的北宋时代特征。该窑址同时伴出还有“用钧瓷泥制作的‘宣和元宝’钱模”，这一重要的发现，证明宋徽宗执政时期，钧窑瓷器已达到了鼎盛时代，从而纠正了过去钧窑始烧于金代的立论。

    唐代的花釉突破了一件作品一种釉色的传统规律，但这种花釉仅仅局限黑釉器物之上。到了宋代，这种复色釉的技艺已掺入到青釉制瓷工艺之中，这一突破乃钧窑制瓷匠师们对我国古代制瓷工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钧窑瓷器的胎色灰白浅黄，底刷浆釉，釉色有天青、月白、灰蓝、海棠红、玫瑰紫等色，出色的作品乃天青与玫瑰紫、海棠红交接在一起，给人以变幻无穷的色彩美。不少人往往借用唐人诗句：“夕阳紫翠忽成风”来形容它，可谓一点也不过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钧窑尊”，其口缘内施天青釉，器外则以大青、玫瑰紫和海棠红交融在一起，釉色美如朝晖晚霞，极尽绚丽璀璨之致。其实，钧窑瓷器就其瓷釉的基调来说，是浓淡不一、幽雅的天青色，而所谓到窑瓷器有月白、灰蓝之色，也只是色度上的差异而已。因此，钧窑瓷器仍属于青瓷系统，而像此尊上所闪现的海棠红色是加入铜的成份所致。铜红的烧成难度较大，铜的含量多少，会影响到呈色的效果。此外，铜红对窑温和烧成气氛也十分敏感，它必须以还原焰在 1250℃ 以上的高温下，而且烧成气氛控制得当，才能出现美丽的红色，若稍有偏离，色泽就会随之而产生变化；至于紫色则是青釉与铜红釉互相融合的产物。钧窑复色釉瓷器的烧成，不仅使宋代的青瓷色彩尽态极妍，它所产生变幻无穷的色彩美，为宋代的官窑青瓷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

    钧窑瓷器也是一种厚釉器物，典型的作品其瓷釉常常出现一种与色地不同的、呈不规则流动状的细腺，它的形态宛如蚯蚓在泥土中游动的走泥状，过去骨董界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器物所出现的“蚯蚓走泥纹”，与哥窑、官窑瓷器存在的开片一样，也属于烧成工艺上的一种病态，其形成机理是因为钧窑瓷器都经过素烧，也就是为了避免瓷胚在高温烧造时破裂和变形，先以较低温度烧一次，以固定坯体。但它有时会促成釉层在烧窑过程中，于低温中发生裂纹，随着温度逐渐烧高，使黏度较低部份的釉流入和填补裂纹造成的空隙，就形成了和眼泪流下来一样的那种“蚯蚓走泥纹”，这种具有流动感的色丝将器物平添一种纹路美，在当时也为人们所欣赏。它作为钧窑瓷器的一个特微，由此也成为文物界鉴定钧窑器物的一点线索。

    钧窑瓷器的釉色在宋代青釉中是别开生面的，禹县钧窑的异军突起，导致黄河流域不少制瓷窑场群相仿制。钧瓷的别致，自然也很快为统治者所看中。宋徽宗在位期间于禹县设置官窑专门为大内生产部份皇室用瓷，其产品有各种花式口的盆和奩、出战尊、敛口尊，鼓钉洗、炉、钵、碗、盘等，上述器皿都是按禁廷制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皿乃和当年的花石纲有直接关联。所谓‘纲’，最初是唐代玄宗朝设立漕运的‘纲运之法”，以十船为‘一纲’。到北宋末年，赵佶大肆搜括民脂民膏，纲的不同名目也就多起来了，而花石纲乃专门供奉徽宗无度挥霍的“御前纲”中最大的一种。崇宁四年十一月，为在东京(今开封)与建寿山艮狱，“以朱面领苏杭应奉局及花石纲于苏州”，“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示，指为御前之物”，花石纲劫往东京的“嘉花名木”、“怪石严壑”一部份要用瓷器来陈设，禹县钓台窑址出土的器物底部刻有“一、二、三……至十编号’的盆、盆托的残片，就是当年为宫廷烧造盆景所用的器皿。故宫博物院收藏“宋钧窑出戟尊”器底刻有“三”字的编号，毫无疑问它应是当年禹县钓台窑址所烧造。有人曾对数十件有数字编号的同类器物进行排比，发现标号数字和器物的尺寸相关。“一”为起始号、为最大号，因而这件出戟尊属较大型的作品。

    金代钧窑瓷器的生产比北宋更为普遍，生产的范围从河南扩大到河北、山西等地。这时有圈足的器物，圈足都露胎，只是在圈足的底心施釉。金钧不如宋器，唯其青釉上所呈现的紫红色斑块，有其特殊风采。它仿佛在蔚蓝的天空忽然涌现一片红霞，比较美观。入元，钧瓷已成为北方民间比较普遍使用的瓷器。元代的窑场都烧制器形硕大、浑厚凝重的器物，这一时代的特征在钧窑产品中也不例外。与金钧一样，这时的器物也远不如宋瓷，其胎体粗松、釉面多棕眼，釉色一般为月白、天蓝，也有以红斑装饰，呈色似显呆板。但元钧也不乏精美之作，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钧窑贴花双耳三足炉’，通体满釉，以天蓝色为主，与月白交融，犹如蓝天白云，蔚为壮观。作为厚釉失透的钧窑瓷器，若採用刻、印花装饰，较难达到理想的效果。此炉乃以堆贴的手法，在颈部装饰专花和龙纹，腹部贴以铺首，这种装饰为宋钧所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