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彩瓷器是中国彩绘瓷器中最著名的品种，是中国制瓷工艺发展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顶峰时期的产物。由于其烧造数量少而且当时仅供皇帝秘玩，故显得异常珍贵。近几年拍卖会上出现的几件康、雍、乾时期的珐琅彩瓷器均以上千万港元成交，如香港佳士得拍卖行1999年11月2日拍卖一件康熙胭脂红地珐琅彩莲花纹碗以1212万港元成交，1999年4月26日一件雍正胭脂红地珐琅彩月季绿竹诗意小杯，以1784万港元成交，2002年一件雍正珐琅彩题诗过枝梅竹纹盘以3252.41万港元成交。香港苏富比拍卖行1997年拍卖一件乾隆黄地开光珐琅彩山水纹碗，以2100万港元成交。足见珐琅彩瓷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但就笔者所知，目前有相当数量的收藏爱好者对珐琅彩瓷器的概念存在误区，对珐琅彩瓷器的历史情况不甚了解。为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20多年来的研究心得撰成此文，希望能有益于专业人员和广大收藏爱好者。不妥之处尚望各位方家赐正。
　　珐琅及珐琅彩瓷器的创烧
　　珐琅又称“拂郎”、“佛郎”、“发蓝”，是一种玻化物质。它以长石、石英为主要原料，加入纯碱、硼砂为助熔剂，氧化钛、氧化锑、氟化物等作乳浊剂，加入氧化铜、氧化钴、氧化铁、氧化锰、氧化锑等作着色剂，经过粉碎、混合、煅烧、熔融后，倾入水中急冷得到珐琅熔块，再经细磨而得到珐琅粉。将珐琅粉调和后，涂施在金、银、铜等金属器上，经焙烧，便成为金属胎珐琅。若以玻璃为胎，则称为玻璃胎珐琅；以瓷器为胎者，则称为瓷胎珐琅。
　　按装饰工艺不同，金属胎珐琅器可分为掐丝珐琅、錾胎珐琅、画珐琅、透明珐琅等，也有将上述二种或二种以上工艺结合起来共同装饰一件器物的，称之为复合珐琅。其中与瓷器有关的珐琅工艺只有一种，即画珐琅，一般称之为“珐琅彩”，其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至于其俗称“古月轩”，由于目前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瓷器上从未发现有署此款者，而在晚清玻璃胎画珐琅上见有个别属此款者，所以推测很可能是晚清时期宫中所藏署“古月轩”款的玻璃胎画珐琅流散出宫后，被古董商看到，遂误认为瓷胎画珐琅上亦署“古月轩”款，进而将瓷胎画珐琅称作“古月轩”。
　　瓷胎画珐琅的创烧，与康熙皇帝对画珐琅的喜爱有密切关系。康熙十九年（1680年），朝廷在紫禁城内武英殿附近设置珐琅作，主要生产铜胎掐丝珐琅和錾胎珐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废除海禁，欧洲的金属胎画珐琅器作为贵重工艺品，由来华的传教士带入广州，并进贡内廷。这些舶来的画珐琅器以它精细的彩绘技法和华丽的装饰风格，而深受皇宫贵族和广州地方官员和土庶的喜爱。由当时欧洲传教士的私人信件得知，康熙皇帝对这种洋玩意儿也很感兴趣，并力图使中国的珐琅工匠掌握这门技术，于是广州和北京内廷珐琅作的工匠分别在两地试烧画珐琅，经过大约10年的时间，成功地烧制出了我国的金属胎画珐琅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以后，随着广州和欧洲的画珐琅器制作匠师进入内廷，参与指导造办处珐琅器的生产，甚至亲自操作，画珐琅器的生产遂呈现繁荣景象。康熙五十五年，经广州巡抚杨琳推荐，广东画珐琅匠师潘淳、杨士章，并有西洋人三名，法蓝（珐琅）匠二名，徒弟二名，进入内廷。康熙五十七年，奏准武英殿珐琅作改归养心殿，增设监造一人，显示出康熙皇帝对珐琅器生产的重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法国画珐琅艺术家陈忠信被召至内廷指导画珐琅器的生产。在中外匠师的共同努力下，宫廷造办处珐琅作很快熟练掌握了金属胎画珐琅烧制技术，并烧造出一大批具有浓郁宫廷韵味的金属胎画珐琅器。同时，造办处珐琅作还尝试着将这种技法移植到瓷胎上，于是便产生了瓷胎画珐琅，即今人所称的“珐琅彩”。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因处于初创阶段，从色彩搭配、纹饰布局到款识内容和样式，均摹仿当时铜胎画珐琅的效果。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的白瓷仅在器物的里面和底足内部施釉，器物的外壁则涩胎无釉，这就是人们所俗称的“反瓷”。外壁画面大多以黄、蓝、红、豆绿、绛紫等色彩作地，再利用各种颜色的彩料以双勾技法描绘缠枝牡丹、月季、莲花等花卉图案，且有花无鸟。也有在四个花朵中分别填写“万”、“寿”、“长”、“春”等祝寿语的，风格严谨华丽。所用彩料系从西洋进口，所用画稿由宫中造办处下属的如意馆提供。由于施彩较厚，致使纹样有堆凸之感，且出现细小裂纹。康熙时的珐琅彩瓷器也有个别直接在宫中旧藏明代永乐白瓷盘上施彩的。
　　康熙时还有一种宜兴紫砂胎画珐琅器，现多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称为“宜兴胎画珐琅”，造型有执壶、提梁壶、盖碗、盖盅等。装饰题材多为花卉。有直接在紫砂胎上彩绘的，也有的可能是考虑到紫砂胎不象白瓷那样细腻光滑，就先在胎上涂抹褐色彩作地，然后再进行彩绘，褐色彩的颜色不仅酷似于紫砂的颜色，而且使器物表面的光泽增强。这种褐色彩仅施于器物外壁，器内则无。
　　康熙时瓷胎画珐琅的款识均署在器物外底，大多为“康熙御制”四字双行红色或蓝色图章式堆料款，围以双方框，框线外粗内细。个别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紫地珐琅彩缠枝莲纹瓶，外底阴刻“康熙御制”四字双行款，外围阴刻单线方框。也有个别器物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画珐琅莲花纹菱花式盘（永乐白瓷胎），外底虽也署“康熙御制”四字双行红色堆料款，但外围的不是双方框，而且双线圆圈，圈线外粗内细。至于康熙朝宜兴胎画珐琅器外底所署款识，一般为“康熙御制”四字双行黄色堆料款，外围双线方框，个别的如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宜兴胎画珐琅四季花纹茶壶，外底所署黄色堆料款“康熙御制”四字作“上下左右”排列，外围海棠花式双线框。宜兴胎画珐琅用黄色珐琅料写款，可能是因为黄色能与褐色地形成鲜明对比的缘故，而若以褐色地衬托红或蓝色料款则不够鲜明醒目。
康熙晚期创烧的珐琅彩瓷器，主要是追求铜胎画珐琅的效果，大多是在“反瓷”上涂成色地来衬托图案花纹。但此时也出现个别直接在白瓷上彩绘的画珐琅瓷器，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中即有康熙时在永乐白釉暗花菱花式盘上直接施彩的画珐琅瓷器。这种画珐琅瓷器虽失去色地画珐琅的华丽感，但却呈现出清新典雅的艺术效果。这为雍正、乾隆时期大量生产这种在白釉上直接施彩的珐琅彩瓷器奠定了基础。
　　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瓷器
　　雍正时期，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生产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并提出颇为严格的要求。雍正元年（1723年），随着宫廷造办处人员的扩充，以及在雍正帝最信赖的怡亲王（雍正帝的十三弟允祥）的主持下，珐琅彩瓷器的生产在造办处珐琅作积极展开。但从清代档案记载看，雍正六年以前珐琅彩瓷器的生产进展缓慢，雍正帝对此也不甚满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珐琅彩料需依赖西洋进口，数量有限，必须谨慎使用，不得有误损所致。如清雍正《广东通志》卷五十八记载：“西洋国……雍正四年五月复遣使进贡……各色珐琅彩料十四块。”又如《活计档·清档·雍正记事杂录》载：“雍正二年二月四日，怡亲王交填白脱胎酒杯五件，内二件有暗龙。奉旨：此杯烧珐琅。钦此。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总管太监启知怡亲王。奉王谕：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遵此。于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瓷画珐琅酒杯三件，怡亲王呈进。”
　　从雍正皇帝的贵戚重臣年羹尧的奏折中，也可了解此时珐琅彩瓷器的烧造情况。如“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由驿斋到御赐新制珐琅管双眼翎二支，单眼翎十支……”。对这些翎管，年羹尧在二月十二日的谢折里称：“……臣伏覩珐琅翎管，制作精致，颜色娇丽，不胜爱羡，谨缮摺恭谢天恩，更恳圣慈，如有新制珐琅物件，赏赐一、二，以满臣之贪念。臣无任悚惶之至。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具。”在年羹尧的折子上，雍正皇帝在“以满臣之贪念”这句话的“贪”字旁朱笔画圈，在折尾空白处，雍正帝的朱批曰：“珐琅之物尚无暇精致，将来必造可观。今将现有数件赐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贪’字，一件也不给你，得此数物，皆此一字之力也。”其中“珐琅之物尚无暇精致，将来必造可观”这句话，说明雍正帝对珐琅彩瓷器的发展充满信心。
　　年羹尧在得到这次赏赐之后，于这年的二月三十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十一日、四月二十二日，又接二连三地被赏赐以珐琅彩瓷器。如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年氏在上疏的奏折中说：“（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由驿斋到御赐臣仿珐琅茶杯两匣，臣叩头祗领讫。伏覩此种窑器，颜色清丽，制作精雅，实不让前代之五彩佳品也！岳钟琪于四月十五日领兵进剿番贼，俟其事后回宁，臣当宣旨赏给四个另行谢恩外，所有感激微忱，谨缮摺恭谢以闻。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具。”虽然此时雍正皇帝频频用珐琅彩瓷器赏赐重臣，但直到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生产情况并不满意。如清代档案记载，“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郎中海望奉旨：此时烧的珐琅活计粗糙，花纹亦俗，嗣后尔等务必精细成造。钦此。”
　　雍正六年以后，在雍正皇帝的直接干预下，随着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和愈来愈多的宫廷书画家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绘画和写字，珐琅彩瓷器的生产遂取得较快发展。从当时造办处档案记载来看，雍正六年，造办处新炼的珐琅料有月白、白、黄、浅绿、亮青、蓝、松绿、亮绿、黑等九种颜色。新增珐琅料有软白色、香色、淡松黄色、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黄色等，共九样。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不仅摆脱了珐琅彩瓷器生产因依靠进口料而可能产生的捉襟见肘的窘态，而且新增加的彩色品种亦可使画珐琅人在表现物像时更加得心应手。据造办处档案记载，当时的宋七格是负责炼料全部工作的，邓八格是具体操作的，胡大友是吹釉的，吴书是技术人员。另外，怡亲王允祥、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崳和唐英等主要负责管理。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英，据档案记载，雍正六年正月初九日，内务府造办处召募各作匠艺人十三名，由员外郎沈崳、唐英启怡亲王，发给每人每月二两银。接着“正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柏唐阿宋七格等奉怡亲王谕：着烧炼珐琅料。遵此。于本日员外郎沈崳、唐英说：‘此系怡亲王着试烧珐琅料所用钱粮物料，另记一档，以待试烧完时，再行启明入档。’本日送交柏唐阿宋七格。”雍正六年七月，唐英曾为画珐琅人林朝楷因病不能工作一事启奏怡亲王，即“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员外郎唐英启怡亲王，为郎世宁徒弟林朝楷身有痨病，已递过呈子数次，求回广东调养，俟病好时，再来京当差，今病渐至沉重，不能行走当差等语。奉王谕：着他回去罢。”到了雍正六年八月唐英便被派往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由于唐英供职内务府多年，在珐琅彩瓷器的烧造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对雍正皇帝的审美趣味和宫中生产珐琅彩瓷器需要什么样的白瓷胎亦了如指掌，因此他到景德镇后，向宫廷造办处提供了大量供烧珐琅彩瓷器用的白瓷胎。
　　从造办处档案记载看，雍正三年至五年，画珐琅人有宋三吉，是景德镇画瓷器的工匠。还有张琦、邝丽南，是广东画铜胎珐琅器的工匠。而从雍正六年开始，即有贺金昆、戴恒、邹文玉、汤振基、谭荣等一批画院画家参与瓷胎画珐琅工作，其中画得好的曾多次得到雍正皇帝的赏赐。如“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司库常保、首领李明久奉旨：珐琅画青山水甚好。钦此。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柏唐阿邓八格、宋七格来说，内大臣海望谕：邹文玉所画珐琅，数次皇上夸好，应遵旨用本造办处库银赏给十两。遵此。”从造办处档案记载看，雍正皇帝十分欣赏用单一料彩绘制的水墨及蓝色山水两个珐琅彩品种。至于为珐琅彩瓷器书写底款者，从档案记载来看，应是原武英殿修书处的写字人，后调到造办处效力的徐同正。而雍正珐琅彩瓷器上的诗句，多为戴临题写。戴临为武英殿待诏，档案记载雍正皇帝多次降旨，命戴临在珐琅彩瓷器上题写诗句。如“雍正九年四月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白磁碗一对，奉旨：着将此碗上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着戴临选诗句题写，地章或本色配绿竹，或淡红色、或何色酌量配合烧珐琅。钦此。于八月十四日画得有诗句绿竹碗。”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八年唐英奉旨所编《陶冶图编次》（凡二十则）上的文字说明，也是由戴临书写的。
唐英到景德镇御窑厂后，除了向造办处提供白瓷以外，还推荐画画人到造办处供职。如“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九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怡亲王交年希尧送来画珐琅人周岳、吴士琦二名……于本月初十日将年希尧送来画珐琅人所食工银一事，郎中海望启怡亲王。奉王谕：暂且着年希尧家养着，俟试准时再定。钦此。”当时负责淮安关税务的年希尧只是遥领景德镇窑务，这些画画人名义上是年希尧送来的，实际上是由唐英挑选的。唐英本人就是画家，经他挑选的画画人，善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具备在瓷器上绘画的丰富经验，这些人进入造办处后，经与宫廷画家切磋配合，使珐琅彩瓷器的生产日趋精进。
　　从传世品看，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瓷器除了少数如康熙朝珐琅彩瓷器那样以色地装饰外，大多是在洁白如雪的釉面上直接彩绘。器物造型有瓶、碗、盘、碟、盅等，均隽秀典雅，胎体轻薄，有的达到半脱胎的程度。这些白瓷胎除了极个别为清宫收藏的明代永乐白瓷外，绝大多数是由当时景德镇御窑厂特制提供。其中雍正七年一次就提供四百六十件，是历次当中最多的一批，这就是档案记载的“雍正七年二月十九日，怡亲王交有釉水瓷器四百六十件，系年希尧烧造。郎中海望奉王谕：着收起。遵此。于本日将瓷器四百六十件交柏唐阿宋七格讫。于七年八月十四日，烧造得画珐琅瓷碗三对，画珐琅瓷碟二对，画珐琅瓷酒圆四对。九月初六日烧造得画珐琅瓷碗二对……”。
　　雍正珐琅彩瓷器在图案装饰方面，一改康熙珐琅彩只绘花卉，有花无鸟的单调局面，大量出现描绘院画风格的花鸟、花卉、竹石、山水等图案，画面空白处题以书法极精、内容文雅的相应诗句，而且诗文的引首都有一方朱文闲章，句末则有或两方皆朱文、或上为白文下为朱文的闲章。雍正珐琅彩瓷器真正成为制瓷工艺与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艺术珍品。
　　雍正珐琅彩瓷器的外底均署年款，以蓝料彩“雍正年制”四字双行宋錾体印章式款最为多见，款外围以双方框，框线外粗内细，极其规整，很像是用刻好的图章印上去的。也有少数器物署上述同式款，但无边栏。雍正珐琅彩瓷器也有署青花款的，所见有“雍正御制”四字双行外围双方框和“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外围双圆圈。青花款只能在施釉前书写在瓷胎上。2002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一件雍正蓝地珐琅彩花卉纹“万寿长春”浅碗，四字分别题写于外壁四个花朵的中心，外底青花双方栏内署“雍正御制”四字双行款。
　　雍正珐琅彩瓷器上大都题写五言或七言诗句，一般为两句，也有题一句的。其内容常与所绘纹饰题材相呼应。如：
　　画山水题“树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遥”或“一江绿水浮岚影，两岸青山夹翠涛”。
　　画燕子题“玉剪穿花过，霓裳带月归”。
　　画兰花题“云深瑶岛开仙迳，春暖芝兰花自香”。
　　画牡丹题“嫩蕊包金粉，重葩结绣云”。
　　画莲花题“妆凝朝日丽，香逐晚风多”。
　　画芙蓉桂花题“枝生无限月，花满自然秋”。
　　诗句均为行草书体，笔画流畅，与器形、纹饰相配，相得益彰。
　　诗句的迎首和末尾均配以内容文雅的闲章，章之形状有椭圆形的、也有长方或方形的，用料有矾红和胭脂彩两种，矾红印较平滑，颜色接近橙红色，胭脂彩印则有凸起感。绝大多数器物上诗句迎首钤一印，末尾钤两印，也有少数器物上的诗句迎首无印，而只在句末钤印。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迎首“佳丽”，句末“金成”、“旭映”。图章内容与所绘图案亦有关系。清末寂园叟撰《陶雅》曰：“乾隆朝画古月轩彩之金成字彤映者，亦人名耶。有胭脂水小篆印文在。”显然，寂园叟将“金成”、“旭映”当成了人名，当属望文生义。
　　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瓷器
　　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的艺术水平总的来说要逊于雍正时期，这或许与宫廷珐琅作内人员更替和缺乏有关。据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元年三月十七日，首领吴书来说：乾清宫总管苏培盛交小太监何德禄、王成祥、杨如福、魏青奇四名。传旨：着给珐琅作学烧珐琅。钦此”。“乾隆元年四月十四日，催总默参峨为画珐琅人不足用，另欲将画珐琅人张维奇情愿进内当差，照例行取银粮，每月工食银五两，二、八月衣服银十八两，回明内大臣海望、监察御史沈嵛、员外郎三音保准行。记此”。这两则资料说明，乾隆元年造办处珐琅作即因缺人而进新人。
　　乾隆时珐琅彩瓷器所用白瓷胎仍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如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元年五月初二，太监毛团传旨：着海望寄信与员外郎唐英，另将烧造珐琅之白磁器烧造些来。钦此”。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的彩绘和烘烧，大量的是在北京宫廷造办处的珐琅作内完成。但也有例外，如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太监高玉交磁器一百七十四件。传旨：交与烧造瓷器处唐英……再五彩珐琅五寸磁碟一件，五彩珐琅暗八磁碗一件，收小些，亦烧造。钦此”。很显然，上述五彩磁碟、磁碗是在景德镇御窑厂完成彩绘、烘烧这两道工序的。
　　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的装饰题材较雍正时更加丰富，除山水、花卉、花鸟外，还有中国或西洋人物，以及受西方“洛可可”艺术风格影响的各种洋花图案。新增的各种色地、色地开光、色地轧道珐琅彩瓷器，图案繁复，不留空白，不题写诗句。雍正时盛行的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白地珐琅彩瓷，此时继续生产，所题诗句和所用闲章与雍正时大同小异。如：
　　画月季、竹石题“劲节亭亭千尺绿，芳枝长占四时春”。迎首用“翔彩”朱文闲章，句末用“彬然”白文闲章、“君子”朱文闲章。
画石榴、黄鹂常题“新枝含浅绿，晓萼散轻红”。迎首用“佳丽”朱文闲章，句末用“金成”、“旭映”皆朱文闲章。
　　画山水风景常题“浦净渔舟远，花飞樵路香”。迎首用“寿如”朱文闲章，句末用“山高”白文闲章、“水长”朱文闲章。
　　关于乾隆珐琅彩瓷器的年款，凡是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珐琅彩瓷，一般为“乾隆年制”四字双行蓝料彩印章式宋椠体或楷体款，围以外粗内细的双线方框，框线也有个别内、外粗细基本一致的。器之较小者，如小瓶、小杯等，由于底部署款之空间狭小，所署蓝料彩四字双行宋椠体或楷书款则不加框栏。有一种蓝料彩四字双行篆书款，外围双线方框，框线外粗内细，多见于瓶类器上，由于这种器物所绘图案较繁密，故没有题诗和闲章，器内和足内均施松石绿釉，款署于松石绿釉地上。
　　原清宫收藏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最集中的地点是乾清宫东庑端凝殿左右屋内，共有400件，每一件或两三件盛一木匣，匣内糊囊，匣盖上刻填色品名，名曰“瓷胎画珐琅”。其中的300多件于1933年古物南迁后离开故宫，1949年被运往台湾，剩下的40件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零散收藏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私人手中的珐琅彩瓷器应是晚清流散出宫或被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