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和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明显可分两类。一类胎薄，工艺较精致，一类胎体较厚（仅限花器），工艺较粗率。两类的区别如下：
　　精致型与粗放型 “官钧”瓷器的主要区别是：
　　1．精致型胎体普遍较薄，造型匀称；粗放型胎体普遍较厚，造型笨拙。
　　2．精致型支钉痕细小而疏朗；粗放型支钉痕大而密集。
　　3．精致型外底多为芝麻酱釉；粗放型外底少见芝麻酱釉。
　　4．精致型泄水孔较大；粗放型泄水孔多数较小。
　　5．精致型器足较小，精致；粗放型器足较大，粗放。
　　6．精致型圈足规整；粗放型圈足不甚规整。
　　7．精致型数字位于外底，位置固定，多戳印而成，字体规整；粗放型数字位于圈足内墙、器足内侧或外底，均刻划而成，字体草率。
　　8．部分粗放型瓷器如鼓钉盆托釉面垂流现象较严重；而精致型鼓钉盆托釉面少见垂流现象。
　传世“官钧”瓷器中存在两个不同类型的情况，早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罗慧琪”、余佩瑾“提出“官钧”瓷器可能存在 “祖型群”与“后仿群”，即原型与后仿问题。不过在谈及后仿问题时，她们均将后仿瓷器与高濂《遵生八笺》所载“诸窑假钧州紫绿二色洗与水中丞多甚，制亦可观，俱不入格”的情况相联系。余佩瑾还据此猜想传世品中的粗糙呆板之作，如鼓钉盆托可能即属后仿品，并进一步发问： “难道均是文献出版的十六世纪晚期?究竟有无可能延续至清朝?”。然而，根据1973～1974年及2004年两次钧台窑遗址发掘材料来看，所谓“祖型群”与“后仿群”两类产品，均为钧台窑烧造。其中1973—197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标本与所谓的“祖型群”(精致型)特征相吻合；而200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标本中的绝大多数特征则与所谓“后仿群” (粗放型)相一致。由此看来，“后仿群”实为钧台窑烧造的两种类型“官钧”瓷器中的一种，与《遵生八笺》所说的仿钧州瓷器的情况并无关联。     2005年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上，参与2004年钧台窑遗址发掘的研究人员认为：2004年发掘出土的“官钧”瓷器，与1973—197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及故宫博物院旧藏典型“官钧”瓷器明显不同，推测其年代可能晚至元代。也有代表认为2004年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为明初生产；而1973—1974年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与故宫博物院旧藏“官钧”瓷器特征一致，为北宋产品，并强调1973／1974年发掘的钧台窑遗址为所谓“北宋官窑”。应当指出，这种对出土和传世“官钧”瓷器简单分类与断代的做法是十分草率的。如前所述，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旧藏“官钧”瓷器本身就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正与2004年出土“官钧”瓷器特点完全相同。而且，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200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中也有少量精致型制品。因此在对两次钧台窑遗址发掘遗物及传世“官钧”瓷器未做深入了解和研究的情况下，匆忙作出上述结论，也就难免失之偏颇了。
       关于粗放型与精致型瓷器孰早孰晚的问题，从前者工艺比较原始、落后的特点来看，其年代或有可能早于后者。因为精致型的诸多工艺特点，均似在粗放型的基础上改进而来。如粗放型支烧工艺，原采用密集的锯齿状支圈，齿端与器物底部接触面较大，烧成时容易粘连，留下难看的疤痕；而精致型则改用较为稀疏的锯齿状支圈，齿端尖细，与器物的接触面很小，这样烧成时既不宜发生粘连，又可使支痕变小而求得美观。又如精致型器物底部的刻字，也应是在粗放型基础上的改进和规范。粗放型的数字，大多刻于圈足内侧或云头足内侧，字体大都草率不工，位置亦无严格要求。而精致型的刻字，其字体、位置、手法都非常考究，似已形成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