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日前发表社论认为，大学生就业难，缘于中国的老板太少，而在自主创业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很难向大学生贷款。我赞成南都社论的观点，但其所言的金融体系问题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在“中国老板太少”这个结论之下，事实上有无数的原因在“压迫”着“老板”这个群体。

    首先是登记制度。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允许大量的自由职业者和非登记企业存在。而我国一切企业都要登记注册，包括个体工商户(实际绝大多数即是市场经济国家中的自由职业者)，比如修鞋、修自行车、临时性小贩、季节性小企业等等。一些就业和创业因注册障碍而难以发展。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估计，中国城镇在这方面损失的就业机会在1000万之巨。

    其次是税费制度。大多数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税只占其交给政府的1／3和1／4，而费要占到2／3和3／4。“收费化生存”、“费大于税”大大加重了企业负担，成为抑制个体户、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三，不合理的城市管理政策挤压了就业空间。一些官员出于“面子”之需，将小商贩、街头摊点、小店铺等等，或者拆迁，或者整顿，一扫而光，代之起来的是现代化的百货商店、超市等，大大抬高了企业的开办成本。而综观世界各国的经验，很多创业者就是从露天摊贩起家的，例如北京的秀水街。

    第四，中国的金融体系高度垄断，民间金融体系极不发达，导致大量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据统计，2001年到2002年，国有和集体企业中的职工平均贷款余额为6万到7万元，而个私经济的职工平均贷款余额只有2500元。由于中小企业融不到资，不能扩大规模，损失的就业机会大约在800万左右。

    第五，国企、外企、民企处在完全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中。具体而言，是用行政垄断使大型国企成为与民争利的大型巨无霸，用各种外资优惠政策使外资企业成为“特殊国民”，中小民营企业不仅在竞争中失利，而且一旦遇到经济宏观调控，总是面临更多的风险。

    第六，中国的行政机构和人员膨胀问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与此相应的便是“权者通吃”现象，“靠近权力者生存”使得我国民企的平均寿命不足2.9年，与地方官员的实际任期高度吻合。

    世界性的一个经济规律是：一国和一个地区全部企业的99.5%以上是中小企业，全国总劳动力的65%~80%在中小企业就业，一个中小企业从业人员一般为8~15人。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每千人中小企业数量越多。发达国家每千人中小企业数量一般为45~55个。日本每千人中小企业数量53个。而周天勇教授的研究成果表明，到2003年6月底，中国全国中小企业数量1163万个，每千人中小企业数量8.9个；城镇劳动力的47%左右在中小企业中就业。无论从每千人中小企业数量方面，还是从劳动力在中小企业中就业的比例看，与市场经济国家相差太大。

    与各种毛毛雨似的“优惠政策”相比，当务之急，是政府职能和权力再造，由市场配置资源，并从法律上创造一个自由、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