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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强调平等，不利于人力资本发展？

    还有人说，银行高管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和谐。吴春波则认为，和谐不是平均主义。以马蔚华为例，虽然他的薪酬在上市银行行长中居首位，但这个钱由他拿是理所当然的。“抛开公司效益不说，单看招商银行的管理和服务，就比其他银行好得多。”吴春波说。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认为，不能简单将高薪看作是掠夺股东财富。在现代企业的分配制度中，对企业中任何一名员工即人力资源实行的是工资制，对企业中的技术创新者和职业经理人即人力资本实行的是薪酬制。前者是由人事部门决定的，后者则是由董事会直接决定的。工资是人力资源作为劳动而享受的回报，而薪酬是人力资本作为资本享受的回报。

    “中国的企业文化往往过多地强调平等，这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发展。”魏杰说。

    据《中国青年报》从世行行长女友的“加薪”看中国行长们的“高薪” 行长高薪曝光，引来争议无数。

    如何给银行高管定工资，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当下中国，一方面大家承认银行高管是特殊的人力资源；但另一方面，在国人收入水平普遍不高、银行业存在这样那样问题的背景下，面对数百万年薪，大家很容易心理失衡。

    就在25日，欧洲议会全会通过决议，对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利用职权给女友加薪一事表达不满，明确要求沃尔福威茨辞职。两条新闻比较，或许不无启发：在一个经济深入发展的时代，我们未必为某些人有高达数百万的年薪而“眼红”，大家关心的是，这样的高收入是否有正当来源？如果来源不正当，哪怕只有几千元几百元，也不可容忍。

    改革时至今日，中国人并没有被渲染的那样“仇富”，谁仇过姚明、刘翔们之富？民不仇富，而是仇“不明不白之富”。多拿点钱不要紧，关键是物有所值———拿多高的收入，要表现出令人尊敬的相应贡献来。在银行高管薪酬的确定上，局限于年薪一百万还是九百万、是不是比普通工人高出数倍，都有些目光狭隘。重要的不是高管们得到的薪酬绝对量，问题的关键是支付给高管的薪酬能否最大化股东的权益，对于他们高收入的监管是否足够严密，收入之外是否还有更多滥权的可能。

    去年10月，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曾表态说：对银行高管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经营业绩、声誉机制成为银行高级管理者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同时强化通过监事质询等形式，形成问责机制。问题在于，在“薪酬与股东权益最大化”这一市场经济公认的原则得以制度性保证之前，决定中国银行高管薪酬的机制是什么？如果高管薪酬经董事会明确规定，高管拿高薪当之无愧；但如果高管凭借权力给自己定高薪，那么让老百姓如何相信他们不是在超越制度掠夺股东财富？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多名高管“落马”，暴露出管理上的诸多问题。金融学者易宪容甚至公开表示，目前的体制下，这些银行的高管基本还都是道德人，而不是经济人，权力过大而缺少有效监管，出问题不是偶然的。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之下，尤其在“两个小保管就能偷走5100万”之类新闻的“余威”之下，我们如何回避单纯的行长高工资带来的负面效应？

    行长们拿了高薪并不可怕，但在矛盾逐步暴露的时候，却必须通过设立制度、加强监管、增加透明度等方式加以完善，为他们阐述“高薪”的理由，给公众一个“交待”，并借此为中国银行业换取公众的信任与自身存在的正派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