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款识
康熙民窑青花瓷器款识种类丰富多样。大致可分为纪年、家藏、人名、吉语赞颂、图记及寄托款等数类。书体以楷书为主,篆书(较硬的铁线篆)为辅。排列严谨且书法精良者较少。
纪年款按时间排序为“康熙元年四月初八日具”、“癸卯(二年)年春月”、“康熙乙巳(四年)年制”、“大清丙午(五年)年制”、“丙午年制”、“康熙丁末(六年)年制”、“大清戊申(七年)年制”、“癸丑(十二年)秋月写”、“己未(十八年)年秋月渭水渔翁书”、“壬戌(十一年)仲冬写于居敬堂新安程子受”、“康熙二十二年岁次癸亥仲冬之月仿古”、“大清康熙上元甲子(二十三年)春月制”、“丙寅(二十五年)岁初冬阳春月”、“丁卯(二十六年)秋八月”、“戊辰(二十七年)秋月录于昌江之浮碧亭,攻玉子”、“己巳(二十八年)本村刘殿帮”、“庚午(二十九年)秋月”、“癸酉(三十二年)秋月书”、“甲戌(三十三年)之秋写于群英馆”、“大清康熙年丙子(三十五年)岁”、“丁丑(三十六年)岁夏月书”、“戊寅(三十七年)秋月写于玉兰斋”、“康熙戊寅孟冬秋月”、“康熙庚辰(三十九年)年黄州府太守许锡龄制”、“壬午(四十一年)王钦宣制”、“丙戌(四十五年)阳春月西园主人写”、“康熙四十六年夏月吉日立”、“康熙乙未(五十四年)仲夏吉立”、“康熙伍拾陆年秋月日谷旦”、“壬寅(六十一年)秋月”、“大清康熙年制”和“康熙年制”等。
家藏款见有“淇竹斋”、“丛菊斋制”、“拙存斋制”、“芝兰斋制”、“玉兰斋”、“光裕堂制”、“集兰堂仿古制”、“奇玉堂制”、“北庆堂制”、“益友堂制”、“碧云堂制”、“兴裕堂制”、“惟善堂制”、“白云堂仿古制”、“正玉堂制”、“余庆堂仿古制”、“桂育堂制”、“书锦堂”、“奇玉堂制”、“昭玉堂”、“益友鼎玉堂制”、“安陆竹林堂制”、“留耕堂制”、“永和堂制”、“同顺堂制”、“碧玉堂制”、“安素草堂”、“怡玉堂制”、“采玉堂”、“心逸堂”、“紫荆堂制”、“莲柳轩制”、“可林轩制珍玩”、“应德轩”、“应德轩博古制”、“常丰轩珍玩器”、“杏林轩”、“木石居”、“木石居仿古制”、“玉石居”、“水云居”、“萃文苑制”、与“元玉锦记”等。
名人款有“渭水渔翁”、“商山仿古”、“善山仿古”、“峰霞山人”、“中山人”、“程子受”、“吴仲兴”、“晓山主人”、“东海鼎臣”、“许锡龄”、“王钦宣”、“西园主人”及“刘殿帮”等。
吉语赞颂款为杏林春宴、东壁西院、在川知乐、永庆奇珍、奇石宝鼎之珍、友昆连碧之珍、天、禄在其中、沧浪绿水、玉石宝珍、若深珍藏、文章山斗、永兴珍玩佳制、文房一玉、万福攸同、福贵佳器、玉石宝珍、青玉宝鼎之珍、奇石席上佳珍、永兴佳玩、玉石雅玩、玉石佳玩、博古雅玩、昌江珍玩、同玉珍玩、美玉雅玩、留香雅玩、宝石雅制、昌江美玉、真玉和信友玉珍记等。
寄托款以仿明代款识为主,有永乐年制、宣德年制、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弘治年制、大明正德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隆庆年制及大明万历年制等。
从大量传世品分析,康熙早期官民窑署帝王年号款者极为少见,而多写干支、家藏和图记款。余认为其因有二:一即《浮梁县志》讲:“康熙十六年邑令张齐仲,阳城人,禁镇户瓷器书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残。”它充分证实该时期禁写年号。二是此时康熙帝不尚尊号,拒绝臣下给他“加上鸿称,以显功德。”
楷书年款字体较扁,繁体“制”字下面的“衣”字一横较长。干支款往往如上所述在年号后增注月日,它是民窑所独有。中国用干支纪年,始于东汉建武三十年(55年)。在此之前远溯夏商,则以干支记日。陶器上的纪年款最早见于秦、汉时期。瓷器中的纪年款则始于三国时代,盛行于明、清两朝。康熙民窑青花中的纪年款,因其标明了器物制作的年代或具体时间,所以当是本朝青花早、中、晚期划分的最重要依据。家藏、吉语赞颂款较多使用,而人名款则较少见。图记款中以双圈款最为普遍,其显著特征系正圆且每圈的接头处笔触较重。寄托款虽书写无力,但较工整。各类款识落款位置多数在外底部,少量写于外腹部。外底部署款者大多呈二行竖式排列,并于字外加双圈,双方框,无圈栏则较少见。
作者以为鉴定康熙民窑青花瓷款识的要点(尤其质量)为二:一是如同中国书法的判断标准一般,突出字形、线质。二即应与前文所言青花纹饰呈色相结合。款识为古陶瓷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以其特有的形式构成各个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色,并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
五、仿作
由于康熙民窑青花在景德镇制瓷领域中具有重要影响,因而后世对其仿制较流行。从大量传世品来看,仿品主要出现于光绪、民国(1875——1949年)时期。多为观音瓶、筒瓶、花觚、棒槌瓶、罐、笔筒、钵式炉与碗等。学界认为光绪青花瓷在清代仅次于康熙,某些仿康熙青花瓷精品(应指官窑及民窑精品——笔者注)甚至几近乱真。图案流行花卉、山水、瑞兽及人物等,以前者为上。正如童书业先生所言:“清末仿造的康熙青花以花卉见长。”
通过学界以往对历代陶瓷仿品的研究结果看来,无论作伪技术多么高明,许多赋予时代文化气质的东西是永远无法再现的。一件瓷器表面上看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流程的结果,实际上是一种特定的时代文化在窑工身上的自然折射,为心灵的外化,犹如植物开花一般自然而然。别人内心的那些东西不是想模仿就能模仿的,仿制毕竟不是克隆,要想达到无差别的境界从理论上而言不成立。技术手段只能作为辅助。
尽管光绪、民国时仿康熙青花中的某些作品达到惟妙惟肖的地步,但终究真就真、假即假。与原作相较,仿品造型力量显秀柔,线条折角外较圆滑,足呈尖状或圆状。胎质疏松体较轻。釉汁稀薄色洁白,胎釉结合欠佳。绘工细腻,画意拘谨,层次感不强。青料呈黑褐、深蓝或浅蓝色调。款识以楷书“大清康熙年制”和“康熙年制”为主,落明代年号款,但画风仿康熙者为辅。排布齐整多见二行竖式,书法颇为纤秀。字外常绘双圈,每周衔接处笔触浅显。
光绪、民国民窑仿制处于清代之冠的康熙青花作品为何深受学界认同,窃认为其重要原因之一当系清末官窑解体后,良工四散,禁令解除,官窑的技术普遍传入民间,极大地推动了民窑瓷业的发展。
六、结论
康熙民窑青花瓷形制众多,陈设、日用、文具等品类齐全。重点使用浙料与珠明料作画的纹饰,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题材为主,民族化及大众化为一重要特点。纵观中国陶瓷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即器形,二是装饰。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研究分析其胎、釉、款及工艺。清朝青花研究当亦不例外。
余在经手过目大量康熙青花后,以为其形、图、胎、釉可用一个“硬”字予以高度概括。一件优秀仿品,跟真品的差别往往就在毫厘之间,只要鉴定者具备了辨别一丝一毫一厘的本领,即可鉴别真赝。恰如古人所云:“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
经过采石、粉碎、淘洗、制坯、描画、上釉和烧成等七道工序生产的康熙民窑青花瓷,粗细兼有,差距很大。上乘者堪称“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它说明此时社会贫富与贵贱悬殊。换言之,社会的普遍需要才会成为生产动机。
总之,康熙民窑青花瓷因产于我国陶瓷最高峰时期,所以,其在景德镇民窑研究领域中应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