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与官之变

　　定、汝、官三者间的往事，一些已经明了，一些至今还不很清楚。尽管官汝之变的内情还有待考证，但其性质不同于汝定之变，是浅显易变的。

　　定窑被汝窑所替代，看似因了久而久之让皇帝乏味的“芒”，其实还另有原委。如，比较单调的釉色，比较缺少变化的造型。加上“天真独朗，从蓝而青”的民汝窑已见丰韵，其隐含幽邃静谧之味的青蓝，正合宋徽宗的审美情趣。可官汝之变时的汝窑，本身并不存在竞争者，除成品率低及地理位置离汴京较远让皇帝有思念之累外，要说只能说到皇宫的内臣。

　　朝廷的一些大员，对真佶迷恋奇花异石的痴情非常心领神会。崇宁四年，在葵京等人怂恿下，江南一带官兵常入民舍，凡可用之花木、奇石，不惜破墙拆屋尽悉劫得，尔后一船船抵京师建“寿山姐姐艮岳”，这就是史称的“花石纲”。建寿山良岳直落得民间怨声载道、朝中沸沸扬扬、还招致了方腊起义。建官窑，属雅事，远不及“花石岗”有声势，史科便疏漏了情节与时间。可是，置内窑，史无前例，倒说明宋徽宗这位“教主道君皇帝”的心里，灵性的汝瓷不在奇石之下。

　　笔者以陈万里先生说的“崇宁五年”为御用汝窑的止烧年，理由就是基于“花石纲”一事。这两者，同是为了圣上的爱好和艺术造诣，故所以同等的重要和时间上同样的“史争朝夕”。另外，传世汝器中有2件盘碟刻“蔡”字铭文，说明蔡京与徽宗有共同品味。凭着蔡京对艺术的见识及办事的泼辣，“自置窑”实在是既可为又不太费事。于是官窑起，汝窑跌入低谷。

　　至于官汝之变的性质，按照现代法学观点解释，乃是知识产权一种转移，即从汝州移到了汴京，再后南移至临安。中国陶瓷史上历来有“官汝不分”之说，说的就是官窑与汝窑器型彼此不分，工艺相同，釉色也几近相似的这么一回事情。而官汝之变的实质，讲得通俗一点，皇室为享用上的简便快捷，夺汝窑之好，于京师“自置窑烧造”。道得堂皇些，宫廷借鉴汝窑之艺，取卞京地之土，成功地开创了烧瓷史上朝廷越俎代疱的先河：北宋官窑。

　　　　　　　　  　结束语

　　一蹴而就的宋官窑，就此换上了皇帝招牌。它们两者产品的内核有所不同，外观却惊人地相似。悬殊的是汝瓷中一些玛瑙含量较多的作品，这些汝瓷在纹片、釉色、釉泽上别具一格。于是，知者在汝窑之间和汝窑与官窑之间找出了些见仁见智的外部特征。《格古要论》说“汴京官窑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是知者的“见智”。但苦于“相类者”颇难细说，也难以说透，故授“蟹爪纹”鉴之。恐不及，又置宋代以纹片为美的时尚于度外，单挑出玛瑙釉特征极殊的“无纹者”为“尤好”。这般的保真，这般的谨小慎微，用心固然可敬可佩，只可惜要冤屈不少类同宋官窑的宋汝器。现在看来，此“真”此“好”，足实道出部分质量上乘汝瓷的特点，可是对于其它一些汝瓷而言，则鞭长莫及。然而，能象《格古要论》举出汝釉特征要点的，在文献中尚属鲜见。最可贵，为明清后人，为我辈，指出了辨识方向。

　　古瓷研究目的之一是提高实践能力，除上述汝瓷特征外，凭借汝胎瓷化程度久佳状况，仅以几滴天然水测试瓷骨断面的吸水性，同样可达到区分真假汝瓷的成果：倘若这一滴或半滴水珠，象抹在陶胎上似的很快被涩胎所吸干，便是真汝，反之，就是仿汝。此法尽管原始，却十分简便、准确，且无需成本，收藏爱好者不妨一试。鉴别依据在于“瓷器的断面具不吸水性”，而汝窑的坯土因地域关系独独具有明显吸水性，是历代古瓷中惟一的例外。也正由于汝胎具有让人迷惑的一些独特现象，所以，“历来文献谈宋汝窑的都着重形容釉与质感，关于胎质及颜色则一概不提”（冯先铭《隋、唐、宋时期的中国陶瓷》）。然而，时至今日，遍及华夏的大量汝瓷标本，应是可以把一切迷雾统统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