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巨大的民窑体系，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和峰峰矿区，磁州窑自北朝始，历经隋唐，到宋金元时期繁荣昌盛，经明清至今，绵延不断，历千年不衰。充分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磁州窑产品种类繁多，造型古朴，装饰丰富，既有粗犷豪放的一面，又不乏精致细腻，风格自然新颖，乡土气息浓郁，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众所喜爱的陶瓷艺术世界，故迅速流传至各地；河南省，山西省，山东省的陶瓷产地竞相模仿，逐渐形成了以磁州窑为中心的瓷窑体系。正因为磁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所占据的特殊地位，对磁州窑产品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古陶瓷研究的热点。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河北省磁县观台镇和彭城镇一带的磁州窑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结合各地墓葬出土器物的对比分析，目前，我们已对磁州窑历代陶瓷发展过程，烧造品种，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天津文物公司曾征集磁州窑系酒坛数件，其中两件带有纪年款，为我们研究、认识明代磁州窑系的作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下面对明代磁州窑系的代表作品——瓷酒坛予以浅析。
１、“戊子年马做造”酒坛
通高６６厘米，口径１７厘米，底径２２厘米，最大腹径４６厘米，敞口，平底，肩部有十三个支钉痕，经实测酒坛可容水一百斤。颈部和肩部均为弦纹和水波纹。肩上部两道弦纹间有行书“山西潞安府壶关县程村匠人马做造大样酒坛，戊子年造”字样。肩部以花纹隔成五个开光，每个开光内行书两字，“此酒填平闷海，推倒愁山”。腹部绘有水波纹和卷叶纹。
根据《明史·地理志》，潞安府在元代为潞州，明嘉靖八年始升为潞安府，领八县，壶关即为其领县之一，据此这件酒坛可考证为明代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此酒坛带有匠人姓氏和烧造时间，地点，迄今尚不多见。（天津文物公司征集）
２、“丙子年马做造”酒坛
通高６５厘米，口径１５厘米，底径２２厘米，敞口，圆唇，直颈，鼓腹，平底，颈中部绘弦纹，弦文上下各绘一周波浪纹，肩部绘弦纹，水波纹三周，外围行草书“山西潞安府壶关县程村匠人马做造大样酒坛，丙子年造”字样。除“丙子年造”四字连排外，其他字间皆以竖线纹相隔，转肩处设八组菱形开光，内书“壹坛酣酢，美味高酒”，每开光内一字，开光间上下点缀以变形的花叶纹，腹部绘卷草纹和水波纹。
该“丙子年”应为万历四年（１５７６），此酒坛与天津文物公司征集的“戊子年马做造”酒坛同出于一匠人之手。造型，纹饰，工艺也极其近似，实为难得。（图１）图２）
３、“壬戌孟冬”造酒坛
通高６６厘米，口径１７厘米，底径２１厘米，最大腹径４５厘米，敞口，圆唇，直颈，肩部一周有支钉痕１５个，平底，颈、肩部及上腹部均为水波纹和弦纹。肩上部两道弦纹间行书“岁次壬戌孟冬初旬吉日扶风郡自造”字样。每字间隔饰草叶纹，转肩处设十二个开光，每个开光内书一字：“宣红高酒，美味香田（甜），福好长运。”腹部绘有水波纹和卷草纹。
此酒坛与“戊子年马做造”、“丙子年马做造（图１）”酒坛的造型、装饰极其相似，“壬戌孟冬”应为明代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６２）或天启二年（１６２２），以前者的可能性较大，（“岁次”即哪一年，“孟冬”为每年阴历的１０月份），“扶风郡”为陕西地区唐代以前曾用名，因磁州窑系属民间窑，工匠们写书用词都很随意，所以此酒坛的产地还应定为陕西一带，烧造时期为明代嘉靖二十一年。（图３，图４）（天津文物公司藏品）
４、“酐酢高酒”铭酒坛
通高６２厘米，口径１７厘米，底径２３厘米。肩上部四个菱花形开光，每开光内１字，内分别书写“酐酢高酒”四字。（图５）
我们把以上的磁州窑系酒坛及在文物市场上常见到的磁州窑酒坛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它们的制作工艺特征及装饰风格有较大的相似性：
１、这批磁州窑酒坛沿用了宋、元以来磁州窑最富特征的白釉黑花（褐彩）的装饰手法，白釉黑花装饰工艺是把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技法运用到了瓷器上，以笔为工具，用极为自由粗犷的画风来表现民间喜闻乐见的装饰内容。制作工艺是先在胎坯上加施一层白色化妆土，然后用深、浅褐色彩料勾出图案。器外施透明釉，形成了釉下彩绘的装饰效果，黑白反差强烈，层次感极强，图案醒目。
２、常用纹饰为水波纹，花草纹，鸿雁纹，鱼纹和辅助性的斑点纹等，以及行草书题记。一般坛的颈、肩及腹部分别用粗、细弦纹分隔成不同间距的装饰带。民间匠师挥洒随意，装饰内容与形式活泼，风格多变。
３、胎体多为砂胎，俗称“缸胎”，内有细砂粒，器壁厚重。
４、釉色大都呈乳白色，有的偏黄或灰白，釉层较厚，且不均匀，一般施满釉，少部分近底不施釉，底足无釉。
５、造型皆敞口，圆唇，下部内收成平底，形体硕大，腹部肥阔，容量较大。
目前发现的磁州窑系酒坛上的墨书题记，有的标注有具体的时间，如“大明万历十年制”，“万历岁次辛丑年造”，“丙子年造”，“戊午年记二月”，“戊子年造”，“壬戌孟冬”等；有的则标注具体的生产地点，如“潞安府壶关县程村”，“程村自造”等。结合在今山西壶关、襄垣等地发现的元明时期磁州窑窑址群分析，绝大部分应该出自今天的山西长治地区，及陕西一带，制作年代为明代晚期。
这批酒坛之上的墨书题记内容庞杂，大体可分为具有广告性质的词语、吉语、警语等数类。其中具有广告性质的词句数量最多，如“坛利（里）黄白酒，开坛十里香”，“壹坛酣酢，美味高酒”，“壹坛高酒”，“壹色高酒”，“清香高酒”，“美味第一”等，它们与宋代以来铜镜等类遗物上宣传自身高质量的广告词句不同，并非宣传酒坛本身，而是宣扬坛内所盛酒的品质，估计很可能是专为酿酒作坊而制作的。明代中晚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日趋活跃。人们商业活动的参与意识大为提高，上至官宦，下至兵民，皆积极经商，使商品生产更为细化，生产方式更为灵活。这批酒坛上的广告词句就是这一状况的具体反映，对研究明代的商业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亦充分显示出当时华北地区黄酒、白酒的生产已达到相当规模，是探讨明代酿酒业生产状况的新资料。
这批酒坛上彩绘的吉语和警句，内容庞杂，大都浅白直露，且颇多俗语，民间乡土气息浓烈。有的词句诙谐有趣，故而深受百姓的喜爱。“春日当耕不种田，夏日徒身凉处眠，秋天赖（懒）堕（惰）不收什，冬忍饥寒莫祭天”等警句，则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另外像“广招云外三千客，味压江南百万家”亦颇具气势，显示了制陶匠师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它们对探讨明代中晚期华北地区的民风民俗及社会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根据《明会典》、《嘉靖彰德府制》等文献记载，这类磁州窑系瓷酒坛，曾“浮于滏，达于卫，以售他郡”，“岁造磁坛纳于光禄寺”。宣德年间，光禄寺每年所需的数万件酒坛，其中相当一部分由磁州窑系窑场所造。虽然目前故宫等处尚未发现与这类明代磁州窑系酒坛相同的产品，但二者产地、原料、制作工艺等均相同，故应大体相近，皆胎质略粗，装饰活泼随意，这在设御厂，专烧瓷器供应内廷和官署的明代，是难以想像的。究其原因，应有以下几点：
１、瓷酒坛属储酒器，与盘、碗等日常生活用品有所不同，绝少能登堂入室。
２、磁州窑瓷器与明景德镇瓷器相比，绘画内容简明抽象，虽着墨不多，同样情趣盎然。富有乡土气息与民间色彩的装饰，在日益精雕细琢、工整端丽的明代瓷器中更显别具一格，同样值得人们的赏识和重视。
３、明代虽以景德镇为中国的制瓷中心，但因自然条件局限，烧造大件瓷器颇为不易，与这类瓷酒坛规格大体相仿的明代龙缸为例，目前在景德镇珠山等地御窑厂遗址中就曾发现有一大批这类龙缸残片，为烧制时的废弃物。王世懋在《窥天外乘》中记述：“嘉靖间，回青虽盛，鲜红土用绝，烧法不如前，而上忽命烧大缸，围至五六尺，所用土料，青料既多，比入火，十无二三完好者，坐是为虚费甚钜，而人莫敢言。”烧裂夹扁者，“百不得一”，“百不得五”。现存的这类大器亦极少。而磁州窑大批量生产酒坛、酒缸，酒瓶，是与其独特的资源条件分不开的。磁州境内蕴藏大量的制瓷原料，除大青土外，更多的是耐火土，因其质地粗，只能用作制作窑具及缸坛一类大器的粗胎材料，故也称作“缸土”。同样重要的是，这里还分布有丰富的碱土资源，它可用作护胎泥料（化妆土），用来弥补陶瓷胎面粗糙，污点及质地不够洁白等缺点。磁州窑系的匠师们将这两种自然资源加以充分利用，变废为宝，使其产品花色品种丰富多彩，弥补了景德镇烧造大件器物的不足，产量十分可观，得以与当时的“瓷都”景德镇并驾齐驱，获得“南有景德，北有彭城”和“千里彭城，日进斗金”的美誉。另外，磁州窑所属境内富含烧造瓷器的燃料“煤炭”并以煤层浅，储量大，质量佳著称。所烧造大器成本较低。而且，这里地近京城，又有漳河、滏阳河等水系，便于水上运输，使大批瓷器源源不断的输入京城，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条件，保证了磁州窑窑火千年不熄，在当时瓷业生产中占据独特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