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民窑的关系及康熙青花的分期
青花，中国陶瓷王国中的主要品种之一。它不仅与玲珑、色釉、粉彩一道并称景德镇“四大名瓷”，而且还享有“国瓷”美誉。明清时期官民窑皆大量生产。
官窑生产不惜成本，价值在于精。而民窑则变化多，纹饰生动活泼，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产品粗细兼有，产量很大。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而且还大批外销。官窑是在民窑基础上的提炼和升华，其反过来又会影响和推动民窑的发展。官民窑这种相辅相成且相互促进的关系，使其形成了既有共同时代风格又各具自身特点的状况。而正是其中的共同时代风格为民窑断代提供了依据。
民窑通常按生产力的发展，使用方法的进步和民间艺术观念的渐变等客观因素自然地变化和过渡，这是民窑普遍存在的承袭性特点。历史文献中关于民窑的可靠记载几乎为空白，与官窑研究相比，景德镇民窑青花的研究还处在为解决断代问题获取资料的初始阶段。民窑青花面貌的多样性，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决定了民窑断代研究的难度。
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的清康雍乾景德镇瓷器生产中，康熙民窑可谓具有重要影响。康熙朝历61(1662——1722)年，经济业旺发达，对外贸易繁盛，国力强大。由于采取了减免赋税，“官搭民烧”和废除“匠籍”制等一系列举措，使民窑生产得以大力发展。鉴于时代跨度较长，目前学术界一般将其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系元年至二十年(1662——1681年))，中期是二十一至四十五年(1682——1706年)，晚期为四十六年至六十一年(1707——1722年)，作者今以康熙朝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鉴定为题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二、造型、胎、釉和工艺
康熙民窑青花造型古朴、端庄，整体比例协调，线条流畅，充满阳刚之美。型制、规格众多难以计数。这恰映证了梁同书《古铜瓷器考》所云：“官窑器纯，民窑器杂。”主要见有瓶、方瓶、观音瓶、梅瓶、筒瓶、棒槌瓶、胆瓶、玉壶春瓶、琵琶瓶、花觚、盖罐、将军罐、粥罐、高奘罐、莲子罐、盘、六方盘、八方盘、花口折沿盘、攒盘、碗、侈口碗、收口碗、墩式碗、笠式碗、盖碗、高足杯、提梁壶、缸、花盆、笔筒、洗、砚、盒、绣墩、熏炉、钵式炉、筒式炉、洗式三足炉、鼎式炉和瓷板画等。其中，以花觚、梅瓶、筒瓶、棒槌瓶、盖缸、将军罐、粥罐、盘、碗、提梁壶、军持、缸、笔筒及钵式炉等最为多见。
花觚除沿袭崇祯、顺治时筒式觚形制外，还新创了上短下长二截，大口外撇，长颈渐收，鼓腹下敛。足底外倾式觚，因其口颈外撇呈凤尾状，又名“凤尾尊”(其高度通常在45厘米左右)。对此《饮流斋说瓷》曾载：“口大腹小者谓之花觚，明制者身段直下绝无波折，康熙以后则腰际凸起略如香案中插花之具矣。”梅瓶唇口，短颈，丰肩至下渐敛于胫部外撇。筒瓶别称“象腿瓶”，口沿外倾收颈，溜肩，柱形往下慢收。棒槌瓶在筒瓶后面因状似中国江南农家洗衣所用的棒槌，故名。有方、圆棒槌瓶之分，以后者居多。盖缸直口露胎，丰肩鼓腹，底有施釉、露胎二种，盖见馒头形和盖面下凹两式。将军罐直口，短颈、丰肩、鼓腹下收，分无釉平底、圈足二类，盖顶饰宝珠钮。粥罐直口、溜肩、圆腹、底微收、平底。盖为圆形钮或有孔，可加铜环饰。肩部具对双孔洞，可穿装金属环以利提系。盘通常是唇边。碗侈口圆腹至下缓收，釉底圈足。军持喇叭口、束颈、球腹，流似乳头状，一般系外销产品。提梁壶中以肩部饰面相清晰的四个铺首用于提系者最为多见。缸普遍制作较精细，常见直口、里外两边有唇边呈滚圆状，鼓腹下收，底部无釉一类。笔筒见有直筒、撇口束腰、竹节形等。口径大者可至34厘米曰“大笔海”。钵式炉与明末、顺治朝器物基本一致，均呈撇口、鼓腹、下敛、平底、圈足状。
胎土淘洗得很纯净，胎体坚致缜密，断面似糯米糕，份量较重。还流行用精细淘洗之浆泥制成的质轻松软瓷胎，俗名“浆胎”。该胎体始于明代，通常用于细路瓷器。早期胎体兼有明末遗风，较之中晚期手感略重。釉汁享有“坚白釉”，“粉白釉”、“亮白釉”的美称。表面光润具紧披光亮感，一般见有桔皮纹、棕眼。器内外釉色调基本一致，底部釉面多数泛白且薄，与器身有别。早期釉色白中闪青，中期釉白光亮，晚期呈硬亮青色。早期器物常见芝麻酱釉口。口沿及足部釉面多见有自然的毛边或爆釉点，此乃原施加的一层具凸起感含粉质的白釉遭风化而破裂之故。胎釉结合紧密，修胎较规整，旋胚痕较明显。少量砂底及厚胎器的露胎处见黄褐色火石红。早期圈足多系两面斜削状，中晚期(尤其精细品)圈足处理光滑谓“泥鳅背”，粗者一般底足粘砂，打磨欠平滑。器足分为平足、宽厚圈足(盘、碗类常见)、双圈底(笔筒、印盒、小碟、盏托等多见))、二层台底(琢器类为主)、拱壁底(笔筒为多)和圈足等数种。
三、纹饰
康熙民窑青花早期的纹饰仍保留着明末、顺治时的绘画风格，豪放粗犷和精细工丽并存。中晚期受明末清初书画家董其昌、陈洪绶、刘泮源、华喦及“四王”等人的影响，构图舒朗，意境深远。早期画法流行单线平涂，有明末遗风。中晚期以流畅工细，勾、染、皴、擦并用为主流，多可分出阴阳面及层次。主要使用浙料和珠明料作画。
装饰题材丰富多彩，不胜枚举。均是当时社会习俗和文化观念的直接反映。这种来源于民间现实生活并充满活力的题材，其情趣盎然的内涵与粗犷洒脱热情奔放的艺术表现，可说是青花中独特且最具艺术魅力的部分。
常见图案有：山水庭园、望江兴叹、人物、婴戏、羲之爱鹅、西厢记、三国故事、水浒故事、无双谱、天仙送子、麒麟送子、一琴一鹤、十八学士、周处斩蛟、指日高升、十八罗汉、饮中八仙、八仙庆寿、加官晋爵、刀马人物、耕织、御沟拾叶、云龙、鱼龙变化、夔龙、海水龙、二龙戏珠、蟠螭、四福、龙凤、麒麟、云凤、丹凤朝阳、凤穿牡丹、柳马、松鼠葡萄、松鹿、锦堂富贵、太狮少狮、玉兔、花鸟、缠枝牡丹、缠枝莲、四季花、冰梅、四君子、月影梅、三友、花篮、皮球花、寿字、梵文、赤壁赋、兰亭序、腾王阁序、圣主得贤臣颂、博古、饕餮及四艺雅聚等。上述题材大致分为山水、人物、瑞兽、花鸟、书法及图案等几类。
山水类图案早期流行披麻皴法，中晚期除多见斧劈皴法外，还应用西洋画法借鉴光线的强弱来体现阴阳面。它充分证实清初山水画皴法较为见长，尚有宋元遗意。清朝山水画面一般绘工精美且数量较多，古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说由此可见一斑。早中期人物画面高大、用笔豪放，晚期则趋于清秀。人物面大多为侧面。整体比例协调，绘工精致，简练清晰。仕女发髻高耸，脸庞丰满，眉似弯月，唇如朱点，端庄稳重，姿态婀娜多姿。余者人物线条明快、劲捷，大多见于轮廓线内轻点口目，少数涂染面部。婴戏图一改明代流行的武戏，盛行文戏画篇。此时着重于人物状貌和神情的表现。其形象的概括和提炼达到了不可再简的地步。对此我国老一辈古陶瓷研究专家童书业先生曾这样评价：“清初的花纹最为精工，人物多作细笔，康熙以人物为著，康熙青花高过雍正。”瑞兽形态逼真，较之明代更为写实。有的加绘嘘气喷雾纹样，更衬托出异兽的凶猛雄健。最常见的龙纹被刻画为头大细身(以四爪为主)，龙麟呈“八”形，像拳师般勇猛。花鸟类题材丰富多样，花卉俯仰、向背、聚散、飘逸等姿态各异。其中以双犄牡丹(外缘处留白)与折冰梅(画面较小且排布齐整)和对视呼应感较强的鸟雀最具时代特色。书法类作品以楷书为主，书艺高超，排列有序。图案类纹饰似一笔一画中规中矩。多种图案中流行于上部点画一小太阳(寓意指日高升)及水涡状云纹。几种辅助边饰也颇具时代特征，常见有人字形锦纹(亦名竹编纹)、万字形锦纹、垛形纹、山字形与连贯如意纹等。开光纹饰作品较少见(以二道弯菱形开光为主)，绘画一般较精细。各种图案所占篇幅与后世相比通常较大。
各类纹饰的点、线处理得恰到好处且特色鲜明，其中山水、书法类文人气息浓厚，人物类多反映传说或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故事。瑞兽、花鸟类充满祥和之兆，图案类则仿古氛围浓郁。整朝纹饰通过借喻、比拟、双关、象征和谐音等表现手法，构成“一句古语一图案”的美术形式，换言之，“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早期青花呈色一般系灰蓝或黑蓝，中期通常鲜艳清翠，晚期则以灰暗、浅淡为多，有的晕散不清。在同一时期也有发色好坏并存的情况，在鉴定中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主要品种见有白地青花、豆青地青花、哥釉青花、黄地青花、青花堆粉浆胎青花、蓝釉青花、青花地留白(于留白处加绘纹饰)、青花暗刻和青花釉里红等，以前者为主流。
同样使用浙料或珠明料作画的瓷器，为何会分别出现不同的青料呈色？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二：首先，两种青料皆存在上、中、下料之分(氧化钴含量高者为精)。再则，烧造时受技术、窑位、窑温和其它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浙料，也称“浙青”，产于浙江绍兴、金华一带，国料中以此为上乘，万历朝始用。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七《陶埏》载：“凡饶镇所用，以去衢、信两郡山中者为上料，名曰浙料。”清《南窑笔记》说：“料有数种，产于浙江、江西、两广。其浙产有元子、紫料、天青各种……总之浙料为上。”珠明料，产于云南会泽、宜良与宣城等县，但成份不一，以宣城所产为上，含钴量最高，康熙时始用，云南将其所产上等青料为“金片”或“珠窑”，“珠明”即由“珠窑”转音而来。清朝民窑青花重点所用浙料、珠明料虽呈色有别，但终以发色鲜明者为主流，其当为青花的标准色彩。窃认为青料色泽的变化和装饰纹样实系青花鉴定的首要依据。
四、款识
康熙民窑青花瓷器款识种类丰富多样。大致可分为纪年、家藏、人名、吉语赞颂、图记及寄托款等数类。书体以楷书为主，篆书(较硬的铁线篆)为辅。排列严谨且书法精良者较少。
纪年款按时间排序为“康熙元年四月初八日具”、“癸卯(二年)年春月”、“康熙乙巳(四年)年制”、“大清丙午(五年)年制”、“丙午年制”、“康熙丁末(六年)年制”、“大清戊申(七年)年制”、“癸丑(十二年)秋月写”、“己未(十八年)年秋月渭水渔翁书”、“壬戌(十一年)仲冬写于居敬堂新安程子受”、“康熙二十二年岁次癸亥仲冬之月仿古”、“大清康熙上元甲子(二十三年)春月制”、“丙寅(二十五年)岁初冬阳春月”、“丁卯(二十六年)秋八月”、“戊辰(二十七年)秋月录于昌江之浮碧亭，攻玉子”、“己巳(二十八年)本村刘殿帮”、“庚午(二十九年)秋月”、“癸酉(三十二年)秋月书”、“甲戌(三十三年)之秋写于群英馆”、“大清康熙年丙子(三十五年)岁”、“丁丑(三十六年)岁夏月书”、“戊寅(三十七年)秋月写于玉兰斋”、“康熙戊寅孟冬秋月”、“康熙庚辰(三十九年)年黄州府太守许锡龄制”、“壬午(四十一年)王钦宣制”、“丙戌(四十五年)阳春月西园主人写”、“康熙四十六年夏月吉日立”、“康熙乙未(五十四年)仲夏吉立”、“康熙伍拾陆年秋月日谷旦”、“壬寅(六十一年)秋月”、“大清康熙年制”和“康熙年制”等。
家藏款见有“淇竹斋”、“丛菊斋制”、“拙存斋制”、“芝兰斋制”、“玉兰斋”、“光裕堂制”、“集兰堂仿古制”、“奇玉堂制”、“北庆堂制”、“益友堂制”、“碧云堂制”、“兴裕堂制”、“惟善堂制”、“白云堂仿古制”、“正玉堂制”、“余庆堂仿古制”、“桂育堂制”、“书锦堂”、“奇玉堂制”、“昭玉堂”、“益友鼎玉堂制”、“安陆竹林堂制”、“留耕堂制”、“永和堂制”、“同顺堂制”、“碧玉堂制”、“安素草堂”、“怡玉堂制”、“采玉堂”、“心逸堂”、“紫荆堂制”、“莲柳轩制”、“可林轩制珍玩”、“应德轩”、“应德轩博古制”、“常丰轩珍玩器”、“杏林轩”、“木石居”、“木石居仿古制”、“玉石居”、“水云居”、“萃文苑制”、与“元玉锦记”等。
名人款有“渭水渔翁”、“商山仿古”、“善山仿古”、“峰霞山人”、“中山人”、“程子受”、“吴仲兴”、“晓山主人”、“东海鼎臣”、“许锡龄”、“王钦宣”、“西园主人”及“刘殿帮”等。
吉语赞颂款为杏林春宴、东壁西院、在川知乐、永庆奇珍、奇石宝鼎之珍、友昆连碧之珍、天、禄在其中、沧浪绿水、玉石宝珍、若深珍藏、文章山斗、永兴珍玩佳制、文房一玉、万福攸同、福贵佳器、玉石宝珍、青玉宝鼎之珍、奇石席上佳珍、永兴佳玩、玉石雅玩、玉石佳玩、博古雅玩、昌江珍玩、同玉珍玩、美玉雅玩、留香雅玩、宝石雅制、昌江美玉、真玉和信友玉珍记等。
寄托款以仿明代款识为主，有永乐年制、宣德年制、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弘治年制、大明正德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隆庆年制及大明万历年制等。
从大量传世品分析，康熙早期官民窑署帝王年号款者极为少见，而多写干支、家藏和图记款。余认为其因有二：一即《浮梁县志》讲：“康熙十六年邑令张齐仲，阳城人，禁镇户瓷器书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残。”它充分证实该时期禁写年号。二是此时康熙帝不尚尊号，拒绝臣下给他“加上鸿称，以显功德。”
楷书年款字体较扁，繁体“制”字下面的“衣”字一横较长。干支款往往如上所述在年号后增注月日，它是民窑所独有。中国用干支纪年，始于东汉建武三十年(55年)。在此之前远溯夏商，则以干支记日。陶器上的纪年款最早见于秦、汉时期。瓷器中的纪年款则始于三国时代，盛行于明、清两朝。康熙民窑青花中的纪年款，因其标明了器物制作的年代或具体时间，所以当是本朝青花早、中、晚期划分的最重要依据。家藏、吉语赞颂款较多使用，而人名款则较少见。图记款中以双圈款最为普遍，其显著特征系正圆且每圈的接头处笔触较重。寄托款虽书写无力，但较工整。各类款识落款位置多数在外底部，少量写于外腹部。外底部署款者大多呈二行竖式排列，并于字外加双圈，双方框，无圈栏则较少见。
作者以为鉴定康熙民窑青花瓷款识的要点(尤其质量)为二：一是如同中国书法的判断标准一般，突出字形、线质。二即应与前文所言青花纹饰呈色相结合。款识为古陶瓷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以其特有的形式构成各个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色，并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
五、仿作
由于康熙民窑青花在景德镇制瓷领域中具有重要影响，因而后世对其仿制较流行。从大量传世品来看，仿品主要出现于光绪、民国(1875——1949年)时期。多为观音瓶、筒瓶、花觚、棒槌瓶、罐、笔筒、钵式炉与碗等。学界认为光绪青花瓷在清代仅次于康熙，某些仿康熙青花瓷精品(应指官窑及民窑精品——笔者注)甚至几近乱真。图案流行花卉、山水、瑞兽及人物等，以前者为上。正如童书业先生所言：“清末仿造的康熙青花以花卉见长。”
通过学界以往对历代陶瓷仿品的研究结果看来，无论作伪技术多么高明，许多赋予时代文化气质的东西是永远无法再现的。一件瓷器表面上看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流程的结果，实际上是一种特定的时代文化在窑工身上的自然折射，为心灵的外化，犹如植物开花一般自然而然。别人内心的那些东西不是想模仿就能模仿的，仿制毕竟不是克隆，要想达到无差别的境界从理论上而言不成立。技术手段只能作为辅助。
尽管光绪、民国时仿康熙青花中的某些作品达到惟妙惟肖的地步，但终究真就真、假即假。与原作相较，仿品造型力量显秀柔，线条折角外较圆滑，足呈尖状或圆状。胎质疏松体较轻。釉汁稀薄色洁白，胎釉结合欠佳。绘工细腻，画意拘谨，层次感不强。青料呈黑褐、深蓝或浅蓝色调。款识以楷书“大清康熙年制”和“康熙年制”为主，落明代年号款，但画风仿康熙者为辅。排布齐整多见二行竖式，书法颇为纤秀。字外常绘双圈，每周衔接处笔触浅显。
光绪、民国民窑仿制处于清代之冠的康熙青花作品为何深受学界认同，窃认为其重要原因之一当系清末官窑解体后，良工四散，禁令解除，官窑的技术普遍传入民间，极大地推动了民窑瓷业的发展。
六、结论
康熙民窑青花瓷形制众多，陈设、日用、文具等品类齐全。重点使用浙料与珠明料作画的纹饰，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题材为主，民族化及大众化为一重要特点。纵观中国陶瓷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即器形，二是装饰。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研究分析其胎、釉、款及工艺。清朝青花研究当亦不例外。
余在经手过目大量康熙青花后，以为其形、图、胎、釉可用一个“硬”字予以高度概括。一件优秀仿品，跟真品的差别往往就在毫厘之间，只要鉴定者具备了辨别一丝一毫一厘的本领，即可鉴别真赝。恰如古人所云：“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
经过采石、粉碎、淘洗、制坯、描画、上釉和烧成等七道工序生产的康熙民窑青花瓷，粗细兼有，差距很大。上乘者堪称“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它说明此时社会贫富与贵贱悬殊。换言之，社会的普遍需要才会成为生产动机。
总之，康熙民窑青花瓷因产于我国陶瓷最高峰时期，所以，其在景德镇民窑研究领域中应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