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沙窑是一座没有文献记载的民间瓷窑，从各地出土的材料来看，长沙窑的商品经济意识在唐代众多瓷窑中表现得最为强烈。

长沙窑始于中唐，盛于晚唐，终于五代。在其初创时期，由于当地瓷土含铁量高，烧出来的瓷器釉色偏黄，不光亮，在外观的美感上远逊于"类冰类玉"的越窑瓷器和"类银类雪"的邢窑瓷器，因此，在市场上竞争力不强。这一点可以从各地很少出土早期长沙窑瓷器得到证明。

　　为了改变长沙窑瓷器的外观美感，提高长沙窑瓷器的市场竞争力，长沙窑在装饰技法上吸取了唐三彩的装饰技法，首创了釉下彩新工艺，从而在以越窑为代表青瓷和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之外，独树彩瓷一帜。

　　把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这是长沙窑的一大发明。长沙窑瓷器上的彩绘画有人物、山水、花鸟、走兽虫鱼，而尤以后三类为多。从目前所发现的数百件彩绘瓷器来看，还没有发现宗教题材。人物画中有阮籍、稽康之类的文人，有乡村中天真活泼的顽童，但没有一件帝王将相的肖像。这一现象不应是一种偶然。长沙窑瓷器上的绘画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装饰画，其目的是提高和帮助实现产品的价值，通过瓷器上的绘画来吸引顾客购买，因此其绘画题材的选择必然具有一种针对性和目的性。

　　唐代是文化艺术十分发达的朝代，从我国绘画史的角度来看，唐以前长期统治画坛的是宗教画，世俗人物、山水、花鸟、牛马不过宗教画的附庸。中唐前后，随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和宗教意识的逐渐衰淡，人世景物从神的笼罩之下慢慢解放出来，山水、花鸟、牛马等也从宗教画中独立出来，并获得迅速的发展，成为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绘画题材。山水画、花鸟画、牛马画不是属于贵族的而是属于世俗地主的艺术。

　　长沙窑瓷器的销售对象是广大的市民、农民和一般的世俗地主。因此，其瓷器上主要只绘山水、花鸟、走兽虫鱼，正是对这种形势的迎合。以世俗地主阶级艺术去迎合以世俗地主为代表的广大市民的艺术趣味，正是长沙窑在产品装饰上如何尽量地去适应顾客的审美要求的一种表现，也是长沙窑在商品经营中商品经济意识的一种表现。

　　在瓷器上题写诗词，用书法艺术来装饰瓷器也是长沙窑的一个创举。这个创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于产品的销售有着重要的意义。唐代是一个诗歌的时代，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无不好诗成风，在瓷器上题写诗词无疑是对这种社会风气的迎合。

　　在瓷器上题写什么样内容的诗，这里也反映了一个商品经济意识的问题，长沙窑瓷器上的诗词在内容上是丰富的，有的是当时著名文人的佳句，如刘长卿的《若苔溪酬梁耿别后见寄》中的"鸟飞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有的反映商贾的经营活动，如："人归千里去，心画一杯中。莫虑前途远，开航逐便风"；有的表现歌楼妓女馆的生活，如"自从君去后，常守旧时心。洛阳来路远，还用几黄金"；有的描写游子与旅人，如："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有的抒发离别相思，如"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有的描写边塞征战，如："一日三场战，曾无赏罚为。将军马上座，将士雪中眠"；有的反映科举制度，如："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这些诗词在内容上"不歌颂皇室，不抒写文人学士们谈贫诉苦的心情，不讲论国制朝章"，也不热衷于佛理宣传，而着重是描写市民的生活，表现市民的思想感情，具有浓厚的市民趣味，这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迎合。长沙窑瓷器上还有些诗词更有十分明显的商业功利作用，如有的瓷器上题写着"上有东流水，下有好山林。主人有此宅，日日斗量金"的诗词，看来这样的题诗瓷器是专门用来祝贺用的。另外如题写着"浮花泛蚁"，"酒酝香浓"等题词的瓷器是专门适用于茶楼酒家的。可以认为长沙窑瓷器上的诗词，一类是适用特定对象的，一类是根据不同需要而题写的，明确的说是为自身的产品销售而服务的。在瓷器上题写诗词，实际上是以艺术为手段，对瓷器实用性能的一种说明、补充和宣传，用以达到美化瓷器及商业交换的目的。

　　长沙窑商品经济意识最强烈的表现还是在对商品广告作用的认识及宣传上。长沙窑瓷器上有这样一首诗："买者心惆怅，卖者心不安。题诗安瓶上，将与买人看"。这首诗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与商品消费者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前两句颇有点顾客就是皇帝的意味，后两句则反映了长沙窑的主人们已意识到应该在瓷器题写点什么来打消顾客心中的"惆怅"，这实际上是商品广告意识的觉悟。果然，我们在长沙窑瓷器上发现了不少极富商品广告意义的题词，如"卞家小口天下有名"，"郑家小口天下第一"，"言满天下无口过"等等（注："小口"是一种瓷壶的名称）。以产品本身作为媒介体进行广告宣传来看也是长沙窑的一大发明，在此之前，似乎还没有发现如此具有明确广告宣传意义的材料。

　　正如长沙窑善于运用艺术的手段使商品艺术化一样，长沙窑的广告宣传也十分艺术性。如有的瓷壶上题写着"富从升合起，贫从不计来。五文。"在这里把富有哲理的谚语与标价连写在一起，是很有深义的。要明白它的深刻含义，必须联系当时的市场价格情况进行分析。浙江嵊县出土的一件越窑盘口壶，上面刻写着"价直千文"，越窑盘口壶高47.9厘米，长沙窑五文壶高19厘米，两件瓷壶大小相差不到3倍，而价格相差竟达二百倍。由此联系到长沙窑瓷器上题写的谚语，就会明白它在含蓄地告诉人们奢侈浪费导致贫穷，勤俭节约、精打细算才能发财致富，与其去买使用价值一样但价格昂贵的名牌产品，不如买价廉物美的长沙窑产品。可见，长沙窑的商品广告做得颇有心计，善于揣磨和影响顾客的购买心理。

　　长沙窑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还表现在出口产品的经营上。长沙窑的瓷器在西亚和中亚出土最多，可以认为中、西亚是当时长沙窑出口瓷器的主要市场。根据南宋初年洪遵所著的《泉志》第十卷《大食国载》所载："生金出大食国，彼方出金最多，凡诸贸易，并使金银。"由此看来，长沙窑瓷器出口中西亚应该是有厚利可图。为了打开中、西亚市，长沙窑出口瓷器，有的在形制上仿中、西亚的金银器，有的在瓷器上用阿拉伯文写上"真正最伟大"的题词，更多的则是用西亚所特有的一种重要的经济植物椰枣树以及中、西亚人民所喜爱的狮子、对鸟、葡萄、胡人乐舞等图案作为瓷器的装饰，以适应和迎合阿拉伯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心理。正因为长沙窑善于了解海外人民的生活习惯和要求，并尽量使自己的产品去适应它，迎合它，所以长沙窑才能够成为唐代我国三大出口瓷窑之一，其产品遍布整个东南亚、中亚和西亚。

　　长沙窑作为中唐时期新出现的一座民间瓷窑，为其他瓷窑、特别是越窑、邢窑等名窑竞争中，其处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困境和压力却促使长沙窑的主人们产生出比较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而这种意识反作用于长沙窑的商品生产和商品经营活动，从而提高了长沙窑产品的竞争能力，扩大了其产品的销售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正是长沙窑产品最后能够畅销全国，远销海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