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是的。对我们这种家族色彩比较浓厚的企业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要克服纯粹的家族式管理的弊端。家族企业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世界上也有很多家族企业，但是，如果，不克服家族式的管理，如果，老板一手遮天，那么，这个企业就不可能有前途。当然，在创业初期，你可以又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又是财务会计，又是销售经理，因为，那时的规模校当企业做大了，你就不可能面面俱到，这时候就需要调整这种家族管理的模式。几年前，我开始了这种调整。我减去了我自己许多总经理的职务，去年，是做得最彻底的一年，我又减去了我自己50多个董事长的职务。有减就一定有加，我们从企业内部、从社会上，包括从国际这个大范围内选拔优秀的人才，请他们到我们的企业里参加管理。加“50”，减“50”，表面上看起来等于“0”，但这不是简单的算术、简单的“0”，它能使我们的家族企业更进步、更完善。
记者：凤凰卫视的阮次山先生谈到您时曾这样说：您属于中国，您是以“土产”致富的人。做以上的加减法，应该说是您意识到了带领一支“很乡土”的家族队伍，解决好管理上的瓶颈至关重要。
刘永好：是的。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注意向别人学习，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同时，我也经常参加各种论坛的讨论，通过这些讨论以及出国学习、考察，开阔我的视野，也使我掌握了一些先进的企业运行理论。的确，我们“很乡土”。我们从中国的西部、从四川、从农村的田埂上一路走了出来。回过头去，隐隐约约地，我仿佛看见的还是我们打着赤脚、戴着草帽的样子。应该说，在创业初期，这种乡土味儿对我们所从事的行业来说是有利的。因为乡土，我们了解农民、了解市尝了解社会。但当我们的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了，我们要跟国际接轨了，只有乡土就是不够的了，我们还必须借鉴国际上的一些经验、走国际化的道路——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的企业才能更好地发展。我称之为“土洋结合”。
借鉴国际上的经验，走国际化道路，其中当然也包括吸引一些国际型的人才。特别是这两年，我到香港、台湾，到美国，到加拿大，到英国，去招聘专业人士。他们学历高，有在大的跨国公司或者世界级的金融机构中工作的经历；他们年轻，30多岁、40岁左右；他们都比较勤奋，在国外的，大多是留学的华人——我们需要这些人。那一天，有位香港记者对我说：现在有多少钱的投资就可以“移民”香港了，问我愿意不愿意？我回答：现在不是我出多少钱“移民”香港的问题，而是我要从香港招聘多少优秀的高级管理人才来内地工作的问题。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的心态在变。换句话说，我们对中国经济、对在中国办企业更有信心（当然，香港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一部分）。
3月3日那一天，天空特别晴朗。我们工商联的几十位委员与其他的2000多名政协委员一起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我们的心里是喜洋洋的。这种喜洋洋的感觉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为什么？因为国家的好政策，使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的心里比以前更踏实了。民营企业，曾作为有益的补充，补充就让人觉得可有可无，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而现在，作为重要的建设力量，就不同了，重要的力量是不能没有的。这种感觉很重要。由于有了这种感觉，这次会议期间，企业家在一起讨论最多的就是进一步投资和发展的问题。这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做大企业的同时，还要考虑在哪个国家办个护照、哪个国家更安全。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一些离开祖国的朋友回来了。因为他们走出去之后才发现还是中国最安全、还是中国好挣钱。
记者：确实，20多年来，您和您的企业以各种形式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从最初在农户墙壁上大笔刷写饲料广告到现在的投资房地产业；从白手起家时的街谈巷议到拥有亿万财富——一步一个脚印地，你们一路走来了。我们可以用一个时髦而且官方的词语来总结，这个词语就是：与时俱进。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刘永好：社会的认同。几千年以来，咱们的史书上，咱们的文学作品里，对商人的评价总是不高，总觉得商人都是不好的，都是为富不仁的，总之，商人是被看不起的。也确实，有些商人弄虚作假、短斤少两、以次充好……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同，仅靠国家的好政策还不行，还要看我们自身是否能做好，我们对国家是否有贡献，我们对社会公益事业是否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1994年，国家颁布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那个时候，我正在北京开工商联会议。我找到几位民营企业家，我说：我们是好政策的受益者，我们是否应该做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事儿以回报社会？大家觉得非常好。结果是我联合了九位民营企业家发起了一个叫“光彩事业”的倡议。什么叫“光彩事业”？就是我们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把一部分财力、一部分经验带到相对贫困的地区，在那里投资建厂，在那里招收员工，在那里按章纳税……如果，我们先富起来的人都去做这些事情，渐渐地，我们的商人就会被认同。说实话，一个人，当钱已经能够满足他的生活需要的时候，钱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就是被人尊重，被社会认同了。拥有亿万财富的喜悦与红薯丰收的喜悦，在内心的感受上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