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的司法机构有三家:分别为大理寺，这是最高的审判机构;刑部，是司法行政机构;御史台，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每遇重大案件，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和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三司推事”。

    很明显，唐太宗不是把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而是把权力分散到各个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这些部门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牵制，这就能较好地处理各种政务。

    唐太宗本人很爱惜人才，能礼贤下士。他接受隋亡的教训，慑于农民起义的余威，与群臣“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国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史称贞观主治。当时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等贤相，知人善任，进忠贤，退奸佞，朝政清明。太宗能够虚怀纳谏，以魏徽为代表的一些大臣可以面折廷诤，这就避免和纠正了不少错误。他下令制定刑律，以轻代重，君臣执法能不避权贵。太宗还重视吏治，慎择刺史，严惩贪官污吏，实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他本人节俭自持，力戒奢淫。在他的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唐朝二十年间风俗淳朴。通过上述政策和措施，贞观时期形成了连年丰收、谷价低廉、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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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太祖的作风与唐太宗差异极大。他主要是靠两支力量开创帝业的。一支是他最初起家的家乡武将谋臣，号称“淮西功臣”或“准西勋贵”，其中包括徐达、常遇春、汤和等能征惯战的将领，以及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陶安等运筹帷幄的文士。另一支则是以宋濂、刘基等人为代表的浙江文臣。在推翻元朝、消灭各路割据力量的过程中，这两批人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元末朱元璋攻占集庆(今南京)后，实行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发展生产，且耕且战，为军需奠定了雄厚基础。这条策略就是徽州儒士朱昇提出来的。

    明太祖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不是继续利用这些文官武将的长处，相反，他对创业功臣心怀猜忌。为了保证朱家子孙能坐稳天下，朱元璋大肆屠戮有功之臣，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借胡惟庸案、蓝玉案大肆诛戮功臣。胡惟庸案是明太祖以丞相胡惟庸谋反为借口，大规模诛杀功臣宿将的事件，起于洪武十三年(1379)。胡惟庸是凤阳府定远县人，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很受宠信。明朝建国后，他任右丞相，位居百官之首。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的生杀升降，在朱元璋之前审阅内外诸司的奏章，凡是对自己不利的奏章，他一律匿不上报。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与功臣武夫失职之人，争先奔走其门，馈送金帛、名马、玩好。这一切引起朱元璋的极大注意。洪武十三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朱元璋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处死。胡惟庸死后，其谋反“罪状”继续被揭发，牵连韩国公李善长、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延安侯唐胜宗等人。朱元璋借题发挥，为肃清“逆党”，株连杀戮了三万多人，前后延续达十年之久。被列入“胡党”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位的有开国功臣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废除了丞相，罢去中书省，严格规定以后的君主不能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重新设立丞相的，一律处以重刑。丞相废除后，原来由丞相管理的政务由六部分理，皇帝随之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蓝玉案是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杀戮功臣宿将的又一政治案件。蓝玉是凤阳府定远县人，也属于淮西勋贵。他有谋略，作战英勇，屡立战功。洪武二十年拜大将军，大败北元，获人畜甚多，被封为凉国公。但蓝玉居功自傲，日益骄横跋扈。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利用这个借口，族诛蓝玉等人，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的约有两万人。朱元璋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把这起案件的始末编成《逆臣录》。列名该书的所谓“逆臣”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等重要大臣。

    蓝玉案与胡惟庸案被合称为“胡蓝之狱”。经过这两次案件，明朝元功宿将差不多被屠戮殆尽。

    从政治制度的设计来看，明太祖走的也是集权路线。朱元璋在中央废中书省和丞相，政归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结束了自秦汉以来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从而加强了皇权。他又改监察机构御史台为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合称“三法司”，其职权是“纠劾百司，辨明冤枉”。在地方行政方面，朱元璋废行中书省，设立布政使司，又设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合称都、布、按三司，分掌地方民政、财政、刑法、军事，各自直属中央，使得中央可以独揽地方大权。

    为了削弱将领的军权，朱元璋在废丞相的同时，又废统领军队的大都督府，分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五军都督府和兵部各自掌管军籍和军政，遇有战事，皇帝亲自选官派军，战后官归将印，军回卫所，以防止大将拥兵自重，危及皇权。为保证统治的稳定，朱元璋制订了《明律》和《大诰》，还特别设立锦衣卫特务机构，以强化帝王的权威。

    比较唐太宗和明太祖，两位领导人的性格、行事风格不同，对国家的政治风气形成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唐朝前期的国力强盛以及文化上的开放心态与唐太宗有很大关系;而朱元璋也给明朝政治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明朝长期出现君主与臣下的紧张关系以及文化上的故步自封倾向。

    诸葛亮与王导

    诸葛亮和王导也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领导风格，与上面唐太宗和明太祖的例子不同的是，他们两人只是朝廷首相，而不是国家君主。

    诸葛亮是琅琊人，东汉末年，他随叔父诸葛玄投奔荆州刘表，隐居在南阳隆中(在今天的湖北襄樊西面)，躬耕陇亩，自比管仲、乐毅。刘备听说他的大名，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为以后的蜀汉制定了总的战略，成为刘备的主要辅佐。他游说东吴，促成孙权、刘备的联合，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随后，诸葛亮辅助刘备取荆州四郡，从荆州率军溯江入蜀助刘备包围成都，推翻刘璋的统治，夺得益州。刘备出征，诸葛亮常镇守成都，稳定后方，保证供给。刘备称帝后，他任丞相。刘备病重，临终托孤于诸葛亮。刘禅继位后，诸葛亮以丞相辅政，又领益州牧。刘禅暗弱，朝政无论巨细，都取决于诸葛亮。

    诸葛亮是卓越的行政人才，十分注意管理。蜀汉是几拨人搞起来的。一拨是刘备的旧部，包括李岩这些人;一拨是荆襄集团，这是和诸葛亮最亲密的;另一小块是西北凉州的军人集团，前期是马超兄弟，后期是从曹魏投降来的姜维。蜀汉建立后，诸葛亮平定了南中地区的叛乱，所谓“九月渡泸，深入不毛”。他收伏了孟获，任命他做了御史大夫。这是很大的官，相当于副宰相。这几部分人互不统属，怎样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很不容易。诸葛亮用信赏必罚的做法保证一定的纪律，以法家的观念治国。在他当政期间，主要依靠从荆州带来的旧属，同时注意笼络原来刘璋部下和益州豪强大族。对出身贫寒而有才干的士人，也大力拔擢，被称赞为“能尽时人之器用”。诸葛亮在开发四川初期就带去许多干部与当地势力结合，他自己兼任丞相和益州牧两项职务，作为沟通的桥梁，以个人的诚信、威望和亲和力使这两股力量结合。当时四川的地方力量非常强大，刘备带进四川的荆襄人士很少，诸葛亮只能给予当地人士管理益州的权力。但是,如果权力完全被地方势力所把持，那么中央就架空了。诸葛亮的做法是用严刑峻法使四川的豪杰接受他的委任，执行他交代的任务，甚至提供足够的兵力，支持他做征伐中原的本钱。例如，益州豪强大族自刘璋统治以来，长期专权自恣，蔑视君臣之道，诸葛亮对他们的不法行为，毫不容情。诸葛亮对西南少数民族也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政策，打击为首的叛乱分子,同时尽量争取当地上层大姓,有的被起用为地方长官。从此这些地区的统治得以基本稳固，为蜀国提供了物质财富和兵力。诸葛亮的领导保证了蜀国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