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熬到了落地，我如同大病一场般难受。我的同事看见我，大喊了一声“你脸怎么这么白？”我摆摆手——“晕机了”。我晕乎乎地在她搀扶下领行李出关。机场有我们的当地合作公司的人来接我们。看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公司怎么派两个娇滴滴的女孩子来？！”

    他们用车先送我们会酒店。在车里，我们从他那里知道当地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糟，很多东西其实都没有落实。我们乐观估计了形势，应该至少提前三天到的。结果，我和我同事一商量，决定在饭店放下行李后，分头行动，各自负责联络和落实一些事项。于是，放下箱子，我洗了脸出门了。

　　一下午我马不停蹄地跑了无数个地方。下午四点，我正跟合作方争执某些问题的时候，我的那个同事打电话给我。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忘了带一项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它，我们做的一切都是白忙。我头嗡一下大了。也不能太责怪她，我们昨天“撤离”公司的时候的确仓惶了一些。

    我打电话给老板报告这一不幸消息。我刚说完，他就咆哮开了，势头之猛，分贝之高，前所未有——所谓震聋发聩，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把手机拿得离我耳朵十公分，仍然很清晰地听得见他的怒吼。我周围的人都在看我，我赶紧走到走廊去接。我的那个同事实在怕被他骂死，所以关机了（可以原谅），这顿骂责无旁贷落在我头上。当然，他知道不是我的责任，也一直在痛骂我的那个同事“...她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她脑子是不是有毛病了..."。疾风暴雨中我都插不上嘴，只能在他骂够之后，我告诉他赶紧撬开我同事的抽屉，拿到这份文件，用机场的航空快递的话，我们当天还是可以收到，只是寄信人和收信人必须自己去机场取。现在是四点，必须马上让司机去，然后告诉我航班号和到达时间，我们去机场取。

    这是个插曲，我手头还有几件事仍未完成，还需继续努力。晚上8点，我做完我的事情，汇同我的同事，赶往机场取信。回到饭店，将近十点，我才想起我除了早上6点多的那杯牛奶以外，只喝了两盒果汁。我的同事也一整天没有吃饭。

    我们来到饭店对面的一个茶餐厅。我先要了一杯珍珠奶茶，一气喝干了，对服务员说：“再给我两杯。”（很像“三碗不过岗”的气势）饭来了，可能是天气热，也可能是太累了，反而没有胃口。匆匆对付了几口，各自回饭店休息了。

    我们就在这样跌跌撞撞地度过了第一天。第二天，我和同事起了个大早，去机场接人。在机场出关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认出了团长（之前通过很多电话，看过他的照片），他也看见了我手中所举的牌子。团长是一个典型的胖胖的德国人（鼓鼓的肚子），英文非常好，我叫他M博士。只见他招呼了一声，他的团员立刻聚集过来，都非常友善的冲我微笑，只是满脸都写着疲惫。

    我和我的同事一个领头，一个断后，带他们坐车回酒店。到了酒店非常迅速地check in，因为我们提前把room list和人员名单、护照号等交给酒店前台了。我通知他们中午几点在几楼餐厅吃饭，然后一行疲惫的人就回房间稍作休息。

    午餐是自助餐，大家吃得不多，可能太累了。下午没有任何安排，是大家睡觉的时间。我们在饭店大堂制作了一个notice board，任何安排上的变动都会显示出来（我们一周前将详细的行程安排发给了每个成员）。我们在NB上注明了晚餐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提醒每个成员去前台拿一些饭店的小卡片随身携带。

    下午大家睡了，我们不能休息。我和同事必须去演出的剧场，因为昨天的剧场准备的情况很不让人满意。此外，所有的货物已经运到了，需要和国内货运的人简单清点。这次还好，一切都很顺利，又和合作方开了一个小会，再次确定了以后几天的一些工作。

    忙完这些回来，看看表不到五点，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休息一个半小时。我心情一舒畅，在一边踏上饭店的台阶时一边回头跟她开玩笑。结果说来迟，那时快，一个不小心没踩上，脚重重地崴了一下。疼倒不要紧，我试着活动了一下脚，发现没有大碍，可是我的鞋跟居然掉了。我拿着那只鞋啊，真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这双鞋购于泰国，由于特别怕脏，我平时都很少穿它，对它呵护有加，怎么如此经不住考验，率先变节。由于要带得东西太多，原本要带的两双鞋被压缩为一双，所以，我没有鞋了。我看着我的同事，又眺望了一下不远处的商场。她明白了我的意思，我需要她帮我买双鞋。

    她问我的号码，又问我要什么样的。我开始说无所谓，什么都行，她说要我给点详细的信息。于是，我说：“要米色的，别露脚趾头的那种，千万不要拖鞋，鞋跟不要太高了，对了，鞋面千万别有那些亮晶晶的装饰，最好是羊皮的，软一点，鞋头不要太尖..."。我看着她渐渐愤怒的表情，立刻改口说：“其实都无所谓，能穿就好。”

    我同事替我买鞋去了，我狼狈地回到房间里，静等这双救命的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