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中，日常营业夫妻二人除了在厨房做菜，还要在店堂服务，接待客人，为客人上菜倒茶，算帐甚至连做洗手间的清洁都要自己动手。一个中国特级厨师，一个一级名小吃师，在维也纳拖地洗碗打扫洗手间，这在国内肯定会传为笑柄。但夫妻二人给国内的家人打电话、通信，通常都是说自己在维也纳很好，根本不敢告诉家人和朋友实情。按张国柱的说法：“一是觉得很没面子，再国内的人都想着在国外当老板的人肯定很风光，二来怕朋友和亲人们担心。”
1993年，餐馆营业不久，张国柱就接到一张奥地利法院的传票。张国柱很惊讶，自己国内生活40多年，连派出所的门都没去过，可现在却来了一张传票。他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才知道事情出在哪里。原来，张国柱从国内特意带过去的8个上好的墩子，树木纤维有肉沫就发酵有了细菌，锻打的铁刀有了一丁点铁锈，而且中国厨师习惯用的抹帕也被化学检验出了毛病。而这些，是德国国家卫生法不允许的。有人告诉他，这和国内不一样，厨房里所有的一切问题都是厨师长的责任。厨师长就是法人了。
“这下可糟了，会不会驱逐我出境？”张国柱很紧张地想。到了法庭上，通过法庭翻译，法官问张国柱父亲和母亲的名字，他都回答出来了，可是法庭又问他爷爷和婆婆的名字。张国柱就搞不懂了，就问法庭翻译为什么要问这个？翻译告诉他，奥地利的法律就是这样子，生怕字母有错误，必须说出爷爷和婆婆的名字。
爷爷名字张国柱晓得，但婆婆名字他就实在想不起来了。法庭翻译就告诉他：“必须想起，否则就回不去了。”最后费了很大周折，张国柱才算走出了法院。因为法院念他是初犯，没有不良记录，就罚金3000元，如果不交的话，就要坐监7天。
就这样，因为不了解当地的一些具体情况，夫妻开店付出了很多代价，交了很多学费，但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夫妻二人不会英语，德语也一窍不通，在语言沟通方面，夫妻二人在维也纳就如同聋子和哑巴。有些居心不良的食客就看准了这一点来欺负他们。
1994年4月，一个法国青年人明知他们不懂德语，吃饭没结帐，声称没有钱了，但可以把护照抵押给他们，改天把钱带过来。张国柱就答应了。可没想到，不一会，这个法国青年就把警察带过来了，诡称是“老四川”饭店没收他的护照。警察很严厉地告诉张国柱，命令他立刻把护照还给人家，张国柱很委屈，说：“不行啊，他还差我100多块饭钱没给，给了钱再还护照。”
警察说他们不管这个事情，护照得先还给人家。张国柱当时就冒火了，觉得这个警察好糊涂，完全是混帐判罚，一下子就跳了起来，大声用重庆话说：“你啷个恁个糊涂，老子今天就是不还了。”警察也火了，要打电话到警局。这时一个本地的跑堂过来了，对张国柱解释说：“张老师，你快把护照给人家。”张国柱就一下子蹦了起来，说，不还，用重庆话说“老子今天就是不还”。警察也冒火了，这时一个跑堂的过来说：“张老师快还给他，这里的法律是不允许扣押护照的，他完全有理由把你抓进局里。这个亏你是吃定了。”张国柱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赶快还了护照了事。
不过，经常受欺负的张国柱夫妇也有不甘示弱的的时候。1995年的一天，一个本地客人在店里酗酒滋事。张国柱看到事态严重，就不再给他酒喝了。没想到，那个本地人把桌子一掀，桌子把站得近的邓采姝的大脚趾砸裂了。张国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就冲上去和他打架。但被邓采姝死死抱住，说：“你别糊涂，我打你不能打，这里保护妇女儿童，可不保护你这大男人，你进了局子，我怎么办？”
肇事者气焰嚣张地扬长而去。后来不多时，警察就来了，把邓采姝送到医院检查，打石膏、拍X片，诊断为趾骨撕裂。张国柱怒火难遏，找律师起诉，发誓即使倾家荡产也要为自己的老婆讨回公道。这很快得到了当地华人的支持。那个肇事者见势头不对，马上软了下来，跑过来2次跟张国柱夫妻二人商量协商解决，说拿5万元赔偿。5万的确不是个小数目。受伤的邓采姝也赞同“私了”算了，自己还在这里做生意，得罪了当地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遭到报复。但张国柱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不应该老是受欺负，让别人认为可以欺负你，然后用钱就可以摆平。他告诉妻子：“既然我们都上了那么多次法院，我们也要享受本地法律的保护。”
结果官司一打，竟然获赔12万元。那肇事者又赖帐说没有钱，法院强制查封他的电视、汽车。后来，张国柱想，得饶人处且饶人，就主动退让协商，允许他一个月支付1万元，一年才把这个赔偿了结完。
在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东欧动荡的时候，奥地利的一些新纳粹比较猖狂。经常有一些小青年在夜里拿着黑笔到餐馆的墙上涂写纳粹符号，或者在餐馆外面闹事，动不动就拍门砸东西。邓采姝和丈夫睡在餐馆里面，一听到门外有响动心惊肉跳，但却不得不马上起来查看。因为不看的话，你无法想像第二天餐馆外面会成什么个糟糕样子。
夫妻二人的老四川店所在的22区是维也纳比较偏僻的一个区，住着很多工人和外国人。附近住着一群南斯拉夫人，特别好斗，动不动就打架、砸玻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