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持股的利益相关者很容易成为股东，但反过来则不可能。原因很简单，我拥有某公司的股份，但并不意味着我可以要求成为其雇员或供应商。有鉴于此，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管理必然要忽略一批关键的支持者，而基于股东的管理则不会。

    雇员、客户、供应商或债权人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购买某公司的股票，并要求获得董事席位，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事实上，很多雇员团体、养老基金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德国、日本等国的债权人）的确就在这么做。这些支持者中很多人都已开始参加年度股东大会，或通过代理投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且常常取得成功。

    ■ 法律体系为不持有股票的利益相关方填补了司法空白，但股东通常不享有这一待遇。雇员、供应商、债权人、客户和整个社会与公司的关系，大部分都得到了合同法、民法或监管条例的保护。比如，雇员合同上包括了歧视、工作场所安全、养老金、医疗等等条款。相应地，有人违反合同，法院便会介入。

    但股东和公司的关系则以“隐形契约”的形式存在。根据美国等地流行的公司治理规范，法庭很少介入管理决策对股东造成的后果，只要这些决策满足特定的“商业判断”标准。因此我们可以想见，控制权交给股东是一种有意义的社会设计，可用来填补司法空白。

    对股东最大化观点的批评

    对于以上观点有很多批评意见，其中提及最多的意见有合同失效、被迫接受第三方外部效应、企业公民缺失和容易导致企业不法行为等。

    但所有这些批评要么错误或华而不实，要么两者都是。简单地说，这些毛病同样会出现在代表利益相关方管理的企业身上。它们之所以出现，并不只是因为管理系统聚焦于股东价值最大化。所有的合同都有失效倾向，原因在于诸多因素，比如疏忽、预料之外地或有费用、对于合同条款的争议、签订合同的意图以及产生结果的效率等。类似地，任何私人之间的合同（或合同条款的变革），都可能对第三方产生合同签署方未完全内化的外部效应。

    虽然美国的企业不法行为吸引了很大的关注，但全世界每个大型经济体都有其不光彩的一部分。比如德国，很多公司都曾因欺诈、贿赂和腐败等违法行为遭到指控或起诉，其中包括老牌企业巨头戴姆勒-克莱斯勒（Daimler-Chrysler）、曼内斯曼（Mannesmann）、大众（Volkswagen）等。而日本也曾苦苦应对诸多企业不法行为，比如“总会屋”（sokaiya， 一个企业敲诈者）治理丑闻——发生在野村证券（Nomura Securities）、第一劝业银行（Dai-Ichi Kangyo Bank）；某公司被指将感染疯牛病的食品贴上国内生产的标签——发生在Nippon Food 和 Snow Brand；串通竞标——发生在三井（Mitsui）；伪造核电站检查数据——发生在东京电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 Company）；三菱汽车（Mitsubishhi Motors）被指故意隐瞒数千起（客户对可能致命缺陷）的投诉；还有食品企业Maruha错贴食品标签等。此外，我们还可以想起法国的维旺迪（Vivendi）、意大利的帕拉马特（Parmalat）、荷兰的Ahold等。你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管理就是要长期为股东创造价值

    这些事例都与股东价值最大化非常有关吗？显然不是。至少有以下三点必须弄清楚：

    首先是短期与长期之争。我们应当秉持长期的股东价值最大化观点来关注自己的利益，但经理人有能力在短期内将价值转移给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党），这一点带来了很麻烦的问题。这一点千真万确，因为他们能够基于投资者不掌握的信息来这么做，有时甚至误导投资者。

    让企业家去冒险的激励何时成了激励经理人去冒险的东西了？这个问题和管理层股票期权的使用有密切关系。很多期权的授予都和短期业绩标准挂钩，已经成了接受方的单边赌博。由于期权价值随风险增大，经理人可能越过平衡点，承受过多的风险。如果期权帮助提高了业绩，那将是很划算的一笔交易，但大量证据表明，管理层股票期权和公司业绩之间几乎完全没有关系。

    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仿佛在无休止地增长，而且与业绩无关，这不禁使人怀疑，这个社会的“愤怒约束”是否已经被破坏。此外，它还可能导致企业的激励手段和员工动力退化，而其后果在未来几年我们还无法看出。

    无论如何，此类问题还是比较容易改正的，而要抛弃一个简单的、创造价值的企业理念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个观念总体上对经济和社会还是非常有效的，那就是：“管理就是要长期为股东创造价值，这就是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