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它们和士大夫的“灭人欲”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结局也都类似，那就是规则一套，潜规则又是一套。
但使得个体的被弱化，似乎是不少企业管理者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来的“精华”，因为如此这般似乎更容易管理。正因为“天理”灭掉了个体的生机，因此，管理者能把个体当作是可以随意安装在任何一处的零件，而“天理”的逻辑正是无论安装在哪里，反正都是为集体服务。
这种团结和谐的“天理”也似乎正在成为一些企业管理者的理想，他们希望每一位企业成员都在这样的和合性关系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而贾总这样的人，正是老板眼中帮助他们实现这样的理想的最佳人选。
和士大夫的“厝天下之民于衽席之上”、“解民于倒悬”的政治理想相似，企业的士大夫也是政治挂帅。说政治挂帅可能还不够，士大夫要做的还是政教挂帅。和西方企业只要求专业化的方式不同，中国企业往往对企业成员怀有“教化”的理想。这是一种奇怪的“政教混合体”，他们要求的不是西方式的专业主义的现代职业团体，而是思想大一统的类国家模式。
但这种理想显然不是普通员工的理想。普通员工和中国历朝历代的老百姓的理想其实并无二致，他们追求的无非是“福禄寿”，这完全是一种身体化或者私利化的理想。“福”就是天伦之乐，休息休假的时间长点，以便照顾家庭；“禄”就是荣华富贵，再不抵也希望薪水待遇高一些；“寿”是长生，至少身体健康，不要为太繁重的工作所累。
无论是以前的国家统治者或者是现在的一些企业管理者，都似乎轻视这些人性的基本需求。这似乎也是管理者与员工之间思想的鸿沟，正类似于统治者与平民百姓之间的鸿沟。显然，填平这样的鸿沟，以前需要的是士大夫，现在需要的是贾总这样的人物。
尽管企业员工几乎个个都讨厌企业的士大夫，但从“台面”上的话语来说，却又很难去反驳贾总。士大夫的使命是教化，这样的理论逻辑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现在在企业界里，担当起这样教化的书籍和理论也是汗牛充栋，并且早已发展成了完整的体系和学科。灭人欲的梦想，也一直萦绕着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企业管理者，而从事这样的工作，也正是贾总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
士大夫以“安天下”自居，贾总们以“优化管理”、“推动企业管理变革”自居，这里的本质都是教化。士大夫们为天下之民找到的解决之道是“安身立命”，贾总们为企业员工找到的解决之道不外乎“平衡计分卡”、“绩效考核系统”等花样百出的管理工具。
在这里，它们和士大夫的“灭人欲”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结局也都类似，那就是规则一套，潜规则又是一套。
但使得个体的被弱化，似乎是不少企业管理者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来的“精华”，因为如此这般似乎更容易管理。正因为“天理”灭掉了个体的生机，因此，管理者能把个体当作是可以随意安装在任何一处的零件，而“天理”的逻辑正是无论安装在哪里，反正都是为集体服务。
这种团结和谐的“天理”也似乎正在成为一些企业管理者的理想，他们希望每一位企业成员都在这样的和合性关系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而贾总这样的人，正是老板眼中帮助他们实现这样的理想的最佳人选。
和士大夫的“厝天下之民于衽席之上”、“解民于倒悬”的政治理想相似，企业的士大夫也是政治挂帅。说政治挂帅可能还不够，士大夫要做的还是政教挂帅。和西方企业只要求专业化的方式不同，中国企业往往对企业成员怀有“教化”的理想。这是一种奇怪的“政教混合体”，他们要求的不是西方式的专业主义的现代职业团体，而是思想大一统的类国家模式。
但这种理想显然不是普通员工的理想。普通员工和中国历朝历代的老百姓的理想其实并无二致，他们追求的无非是“福禄寿”，这完全是一种身体化或者私利化的理想。“福”就是天伦之乐，休息休假的时间长点，以便照顾家庭；“禄”就是荣华富贵，再不抵也希望薪水待遇高一些；“寿”是长生，至少身体健康，不要为太繁重的工作所累。
无论是以前的国家统治者或者是现在的一些企业管理者，都似乎轻视这些人性的基本需求。这似乎也是管理者与员工之间思想的鸿沟，正类似于统治者与平民百姓之间的鸿沟。显然，填平这样的鸿沟，以前需要的是士大夫，现在需要的是贾总这样的人物。
尽管企业员工几乎个个都讨厌企业的士大夫，但从“台面”上的话语来说，却又很难去反驳贾总。士大夫的使命是教化，这样的理论逻辑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现在在企业界里，担当起这样教化的书籍和理论也是汗牛充栋，并且早已发展成了完整的体系和学科。灭人欲的梦想，也一直萦绕着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企业管理者，而从事这样的工作，也正是贾总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
士大夫以“安天下”自居，贾总们以“优化管理”、“推动企业管理变革”自居，这里的本质都是教化。士大夫们为天下之民找到的解决之道是“安身立命”，贾总们为企业员工找到的解决之道不外乎“平衡计分卡”、“绩效考核系统”等花样百出的管理工具。
在这里，它们和士大夫的“灭人欲”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结局也都类似，那就是规则一套，潜规则又是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