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文“高平郡”盘底残片，印花、纹饰精美。“高平郡”从词义分析显然为封号，但史书资料显示它可以是某郡王的封号，也可以是某郡夫人的封号，又可以是某郡主的封号。那么究竟是谁人的封号呢？查找中笔者一直未能找到高平郡王和高平郡主，却从《宋代荫补制度研究》一书中找到高平郡夫人其人。绍兴十四年，宋高宗生母韦氏归省家庙其宗族推恩，“侄右武郎韦谦除右武大夫，依前带御器械，武经郎兼阁门宣赞舍人韦谠、韦讯并除右武郎，武功郎兼阁门宣赞舍人韦谊特与转武翼大夫，贵州次史，秉义郎韦忻(xin)特与转两宫。侄女：令人韦氏特封永嘉郡夫人，次需(孺)人特封高平郡夫人，次安人封和义郡夫人，次特封咸宁郡夫人，次特封感义郡夫人，次孺人特封恩平郡夫人，次永嘉郡夫人特封福国夫人……”8。绍兴三十年韦氏附庙时亲属推恩情况：“三十年四月九日，诏显仁皇后附庙，亲属并与依例故推恩，以侄韦讯、谊、忻各与转行三宫……侄女福国夫人韦氏与加封一等，永嘉郡夫人韦氏、高平郡夫人韦氏、和义郡夫人韦氏、咸宁郡夫人韦氏、感义郡夫人韦氏、恩平郡夫人韦氏各封二等，孙女五人并与封安人”9。以上二次推恩加封中看，高平郡夫人是高宗生母韦氏的侄女，加封高平郡夫人的时间在绍兴十四年(1144年)。铭文“高平郡”如果就是高平郡夫人的话，刻制时间应在绍兴十四年后不远的日子。
铭文“希哲”盘底残片，印花。笔者在阅读《宋代荫补制度研究》一书时，书中有一人魏希哲与此铭文有关(不排除同名的人还在)，但从记载的时间和情节上分析存在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此事成立，铭文“希哲”是指名字了。建炎四年，隆佑太后孟氏“建炎四年天申节合得骨肉恩泽四人，先次将二人回授予亲属于文资合补授名目内安排，一名亲弟女之夫进士魏希哲，一名亲弟女之夫进士晁公肖，一名亲姐之子敦武郎赵铭之，诏并令吏部依条执行”10。绍兴六年，隆佑孟太皇后病死，太常寺奉皇帝之命对其遗族推恩，“勘会昨来钦圣宪萧皇后上仙后，特推恩二亲弟宗回、宗良，皆系节度使，封永阳，永嘉郡王，亲侄各转官，无官补官……内本宗，异姓缌麻以上亲妇人已有封号人加封一等，未径封号人与封孺人，无服亲侄女之夫，承事郎燕仰之，通仕郎魏希哲各转一官，选人比类推行”11。二次推恩中均有其亲侄女之夫魏希哲，并在绍兴六年始转官，估计官职并不大，在定器上用名字的方式刻制铭文合乎情理。有幸的是从上述记载中，笔者收藏的另一官窑铭文“永阳”也找到其主人。铭文“永阳”为隆佑孟太后亲弟弟宗回所封“永阳”郡王的封号，刻制时间和铭文“希哲”相近，离绍兴六年后不会太远。铭文“希哲”和铭文“永阳”同时出现的巧合与史书记载的内容又相符合，它们存在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了。
铭文“子温”釉上款，烧窑前刻制，无纹饰。碗底残片，支烧。铭文“子温”瓷器应是北宋宫廷遗物，时间约在中期，词义上分析可能是宫廷某人的字号，史书中没有查到记录，留作以后考证。
宦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从本质讲他们仅仅是皇帝的家奴，服务于宫廷。刻有宦官的定窑白瓷铭文有“陈押班”、“□秋押班”。铭文“陈押班”，残碗片，无纹饰。“押班”是宦官的官职，“陈”为宦官的姓。内恃省是宋代宦官的总机构，另设入内内恃省统辖亲信宦官。《宋史&S226;职官六》云：“入内内恃省与内恃省号前后省，而入内省尤为亲近。通恃禁中，服役亵近者，录入内省。拱恃殿中，备洒扫之职，役使杂品者，隶内恃省。”前后两省虽同为宦官机构，差别却很大，只有后省才是服务内宫的，其地位远高于前省。入内内恃省(后省)宦官的职衔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恃殿头、内恃高品、内恃高官、内恃黄门等。内恃省(前省)宦官的职位有左班都知、副都知；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恃殿头、内恃高品、内恃高官、内恃黄门等。两省除最高长官称谓有所不同，押班以下完全一样。“押班”职位在宦官中已属高职，并经常跟随于帝后左右，凭借主人的权势，在宫中享有一定的特权，在享用瓷器上当然会占有一席之地。铭文“□秋押班”碗底残片，刻花词义与上相同，所不同的“押班”前□秋的称呼不同而已(秋字前因残缺一字)。
在众多与南宋宫廷有关的定窑白瓷铭文中，有二款是非常特殊的。铭文通过两个截然不同的用瓷对象，真实地揭示了南宋初期宫廷用瓷的紧缺情况。铭文一“供大官食合用”，盘底残片，印花。铭文“供”指供给，“大官”指“太官令”，“食”指吃，“合用”指共同使用。太官令一职始于秦、汉，一直延续到宋。《后汉书&S226;百官志》：“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御饮食。”《宋史&S226;职官志》：“太官令：掌膳羞割烹之事。”南宋时期，太官令的职能基本没变。《武林旧事》卷八《皇子行冠礼仪略》中说：“……太官令奉馔(zhuan)，设于皇子席前，皇子□(音：晋)笏(hu)食讫，乐止执笏，太官令撤馔，礼直官等复引掌冠赞冠降诣(yi)□(lei)洗……。”瓷器上有“太官”的资料见于隋代。1977年在湖南湘阴岳州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青瓷碗上戳印“太官”字款。12定窑白瓷铭文“供大官食合用”中的大官就是太官。太子下方和官子上方笔画中都有一点，省略合用一点便成大官了，现代文和古文横直书写的不同也是产生以上结果的原因。大官一词在史书上出现是较多的。如《梦梁录》卷一《八日祠山圣诞》中载：“……十一日，庙中有衙前乐，教乐所人员部领诸色乐部、诣殿作乐呈献。命大官排食果二十四盏，各盏呈艺。”太官令虽然掌膳食而直接服务于皇宫帝王，但在定窑器紧缺的南宋初期，只能几人共同使用这个盘子而不能一人独享。
铭文二“□贡君用十只”碗底残片，内刻双鱼。铭文贡字前因残缺少一个字。“贡”字和前“供”字不同，有进贡、贡奉的意思，非随便可用，与其后的君密切相关。君、为君王、天子。历代封建王朝的臣下都对皇帝称君。帝王在封建社会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享用的东西不受任何限制，但铭文中只刻有十只，碗也并不太精致，简直不可思议。但从某些反映南宋初期的史书记载中就容易理解了。“绍兴初，高宗自越州复还临安，命有司截为行宫，百楹而已，时内恃杨公弼董其事，欲增为三百楹，上不可而止。盖上所御殿，茅屋才三楹。”13“车驾初至临安，霖雨不止。叶梦得言：‘州治屋宇不多，六宫居必隘窄。’上曰‘亦不觉窄，但卑(bei)湿耳。然自过江，百官大军皆失所，朕安敢求安。”14在疲于奔命的战乱中，一次能享用十只定窑碗也是非同一般了。定窑白瓷的短缺在次可见一斑，“君”字是君主的事实如成立，主人非宋高宗莫属了。
三．定窑白瓷铭文形成的历史根源
在烧制后的瓷器上刻制铭文丰富多彩，以反映南宋宫廷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定窑白瓷铭文，是南宋时期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特定的历史文化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独特的定窑白瓷铭文，离不开南宋时期独特的时代背景。研究分析定窑白瓷后刻铭文形成的原因，还要从南宋时期走过的历史轨迹中去寻找。
“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后，侥幸避免被俘虏的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县)匆匆即位，改元建炎，史称南宋。高宗即位初期，时局混乱，战事不断，常处在金兵追杀逃亡之中，颠簸长达十二年之久。绍兴八年和议成，始正式定都临安(杭州)，南宋和女真以淮水为界，南北处于分割对峙之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宫廷的瓷器来源极不稳定，定窑等窑场又处于金人管辖区，由此定窑瓷器从来源途径上和北宋时期相比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由于失去从窑场直接获取定窑瓷器的机会，同时也就失去烧窑前刻制铭文的可能，这是后刻铭文形成的前提和主要原因。正如汪庆正先生早年指出的：“我们是否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北宋时期，宫廷指令各瓷窑烧造贡瓷，在窑场就刻上使用宫殿的名称。南渡后，南宋朝廷当然不可能得到北方瓷窑的贡品，只能通过贸易获得所需要的宫廷用器，其宫殿名称当然也只能在器物到了南方后再加刻了。”
其次，赵构从即位以来一直没有固定的都城。他从南京到扬州，从扬州到杭州，从杭州去建康回到杭州，从杭州逃往越州，从越州跑到明州，从明州航海到台州，从台州取道温州回越州，从越州回到杭州，从杭州至平江，从平江再回到杭州，从杭州复止平江，从平江移跸建康，最后从建康回到杭州始正式定都。在长达十几年的转战逃亡中，宫廷及随从百官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在混乱的集体生活中度过的，在此一日三餐是不可少的。膳食中由于餐具的短缺和定窑白瓷的颜色和纹饰又非常相似，极易换错，萌发刻制属于自己瓷器铭文的念头因此犹然而生，铭文中许多“张”、“李”、“宇”等带姓字款可能就源于此。
再次，南宋初期宫廷所需瓷器估计是由负责膳食的有关机构集体从贸易中购进，然后根据不同等级分配到皇室各部门和个人手中。其中的一部分分配前玉工就刻制好铭文，一部分获得瓷器后由部门自己按所需刻制。这从许多不同铭文，字体又如同出一人之手刻制的现象和不同铭文同为一种器型和纹饰的特征，可以得到说明。瓷器的紧缺和分配是铭文形成的必然结果。
另外，定窑瓷器在南宋时期其珍贵程度在官窑之上，与宫廷常用来赏赐可能也有点关系。明&S226;田汝成《西湖游览余志》卷三中说：“宫中排办挑菜御宴。先是，内苑预备朱绿花□斛(hu)下以罗帛(bo)作小卷，书品目于上，系以红丝，上植生菜，荠花诸品，俟(qi)宴酬乐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篦挑之。后妃、皇子、贵主、婕妤及都知等，皆有赏无罚，以次每斛十号，五红字为赏，五黑字为罚，上赏则成号真珠、玉杯、金器、北珠篦环，珠翠领未，次亦银铤，酒器、冠铤、翠花、段帛、龙涎、御扇、笔墨、定器，官窑之类……。”对于被赏赐的定器有时刻上自己的铭文也是有可能的。
总之，定窑白瓷后刻铭文的产生其原因是多方面和非常复杂的，以上观点仅为笔者不成熟的推测，供大家探讨、指正。
四．定窑白瓷铭文消失的原因
定窑白瓷后刻铭文在南宋历史的长河中悄然消失和它突然出现一样，带有许多神秘的色彩，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心。研究定窑白瓷铭文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南宋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瓷器供求关系的变化，是其发生演变的内在原因。笔者初步分析定窑白瓷后刻铭文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炎元年(1127年)至绍兴八年(1138年)，是定窑白瓷后刻铭文产生和形成时期。此间女真族割据北方，窑场大多遭受严重破坏，窑工大量南逃，瓷器生产处于低谷(包括定窑)。赵构即位后的朝廷已经失去对北方窑场支配的特权，并处在长期转战逃亡之中，这个时期宫廷居无定所，瓷器供求矛盾非常突出，出现瓷器分配专人使用的迹象，如“供大官食合用”、“□贡君用十只”。这个时期有铭文的定窑白瓷铭文除少数为旧宫廷遗物外，其多数是后购进北宋晚期的民窑产品。
第二阶段：从绍兴八年(1138年)至淳熙十六年(1189年)，是定窑白瓷后刻铭文发展和延续时期。南宋自绍兴和议后，与女真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南宋政权渐趋巩固，京都临安生活相对稳定，经济逐步发展。定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百废待兴，因祭奠等重大活动急需大量瓷器。官窑还在初创时期，宫廷瓷器的供需矛盾仍然非常突出，瓷器的来源除官窑、龙泉、景德镇等窑场外，仍大量需从贸易中购进，定窑白瓷仍出在分配状态。定窑白瓷后刻铭文的多数是在这个时期刻制的，如“殿”、“后苑”、“内苑”、“奉华”、“德寿”、“婉仪位”等等。这个时期的铭文很小部分如“奉华”等为北宋遗物外，多数为南宋、金时期的产品。器物以盘、碗为主，印花居多，纹饰主要为双鱼、荷花、缠枝牡丹、菊花等。定窑窑场经过较长时间的修整，开始复苏，产品质量已明显提高。
第三阶段：从淳熙十六年(1189年)至嘉泰四年(1204年)，是定窑白瓷后刻铭文趋于消失的时期。此间南宋经济已相当繁荣，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官窑生产已据规模，景德镇仿定窑产品已趋完美，龙泉已能生产高质量的粉青、梅子青釉青瓷，朝廷可随时到官窑和南方诸窑烧制自己所需的产品，瓷器供需矛盾已趋缓和。这个时期所见定窑白瓷后刻铭文不多，有“寿成殿”，大约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孝宗倦勤后刻制的。笔者收集并有年代可考察的最晚的定窑白瓷后刻铭文为“寿慈殿”(当然不排除今后有更晚的铭文发现的可能)。“寿慈殿”是宁宗赵扩继奉养祖母宪圣皇太后吴氏以后奉养寿成皇太后谢氏居住时的殿名，“宪圣皇太后于庆元三年(1197年)十一月病死，年83岁。”寿成皇太后谢氏应在此后居住寿慈殿，铭文“寿慈殿”由此推算刻制的时间为庆元三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后刻铭文消失的下限时间定在嘉泰左右是以此为根据的。当然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下限时间会有所变化。
五．结束语
瓷器上的铭文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特征。刻有铭文的定窑白瓷虽然占实际使用瓷器的比例很小，但它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南宋初期宫廷用瓷的状况，揭示了定窑白瓷在南宋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宫廷生活的主要用瓷之一。定窑白瓷铭文的产生、发展、消失的轨迹与南宋历史发展同步，铭文为几天今天人们研究、了解南宋的历史、宫廷生活、人文建筑等提供了非常准确的珍贵实物资料；开辟了一块新的研究园地。个别铭文为重现历史、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将体现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