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瓷外销方面，大明万历一朝是特殊而且非常重要的时期。万历年间处于晚明的衰落之季，其皇帝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统治最长的一朝，其统治时期农业、商业凋敝，民不聊生，民变纷起，且成为明朝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但此时其陶瓷外销在当时却显得特别活跃。从大背景来看，从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初叶，就是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万历年间的陶瓷外销，或可为当代艺术市场的走向给予借鉴和指导。

　　陶瓷外销成最赚钱生意

　　万历年间，海关正式开放，公元1600年至1602年，英国和荷兰先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在我国台湾、广州、福州、厦门、金门岛等从事陶瓷业商贸活动。由于此时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全球性商业贸易也频繁兴旺起来。当时的万历政府还特别设置了市舶司以专门管理出口贸易。

　　我国陶瓷一直以来因其富有东方艺术之美及独有制陶技术，而受到国外的欢迎。到明万历年间，国外对陶瓷的热衷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达到高潮，使国外市场对我国陶瓷的需求猛增，陶瓷不仅大量涌进欧洲市场也开始进入美洲，成为我国海外贸易中的对外出口的重要的大宗商品，当时从事陶瓷外销成为我国和海外商人最赚钱的生意。

　　据国外有关统计资料，仅从万历三十二年到顺治十三年(1604-1656)销售到荷兰的瓷器达三百万件，平均每年六万件。万历四十二年出荷兰船运销欧洲的瓷器就达6万多吨。据粗略统计,在十七世纪的八十年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运出景德镇等中国瓷器1600万件。

　　从以上材料中不难看出，我国陶瓷业的交易量数额巨大且逐年递增，可见，当时我国的海上贸易不仅没有处于萎缩、凋敝状态，而且空前兴盛。

　　税收促使陶瓷外销繁荣兴盛

　　在税收和当时社会发展方面，至今学术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说法是认为万历税收是以发展矿业为名，实则是实行抽税以满足统治者的奢侈享乐，是违反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对工商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摧残，是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对立的。以至于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及农民暴动，导致了明朝的最终灭亡。另一种说法，则是认为，万历年间的税收是历史的进步，它促进了社会发展的质变，使封建晚期经济结构松动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对于海关政策和税收，即明后期万历1599年，正式开放海禁，完全以改明初的免税政策，并加重税收和允许私人商船出洋，是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的一个转变,是历史的进步。然而，万历的税收究竟对陶瓷外销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让我们先从万历前期的商业税收制度，客观的看待当时的税收。

　　万历年间正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换成商业正在逐步发展起来，特别是海外贸易开始兴旺。税收方面实则是农业方面税重，商业税不受重视,税收十分低下，而陶瓷外销方面相应税轻。

　　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国内市场繁荣，当时的商人之利远远高于农民所获之利。商品的交流利高，商业市场也相应繁荣，这必然为商业的征税提供了充足的税源。但是明朝的“重农抑商”思想，依然使农业税作为国家税收的主体。商业税入与两税收入悬殊甚巨,两税收入可以达到商业税入的6.5倍,如果与不止包括两税在内的农业税相比,商业税更显渺小。

　　可知在万历税制的安排中，农业税收远远超过商业税收；在和陶瓷外销紧密相关的海关税收方面差距更甚。海商获利甚巨,每年海上贸易额以千万计,而所征市舶税却不过数万两,利归于下。明万历年间，征收并加大海关税收是适应当时贸易发展的。

　　除海关增加税收外，内陆沿途关卡过多，可推出农业和其它商业也同样受到层层税卡的盘剥，因而相比于海商的暴利，海商赢利的速度可能更快。可以说税收的增加在海商方面是完全合乎经济发展的，而且是相对较轻的。

　　因而从当时商业赢利的角度来看，商业税收应高于农业税收，而海关税收从其获利甚巨来看，应高于其它的商业税收。而万历年间因其税收制度的不完善，没有看到各行业的发展赢利的不同，而几乎实行统一准则收税，这不但违反了经济的发展规律，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故而会出现农业萎缩、商业凋敝，唯独陶瓷外销等海上业务繁荣兴盛。

　　陶瓷外销方面实际上的轻税，使其它行业向海外贸易的转向，也促进了陶瓷外销的繁荣。

　　税收的加重，海上贸易的暴利，使别的行业发展转向海上陶瓷外销。因而可以说万历税收使农业及一些别的工商业受到了破坏，但是对于海上贸易如陶瓷外销等行业来说，其税收是不重的，不但合理，而且是相当于海上贸易的暴利税收还是相应较轻的。甚而可以说，是在海关方面的轻税，而使财富又聚集到海外贸易上，一起使陶瓷外销更加繁荣兴盛。

　　所以，具体来说，是万历的重税，趋成了陶瓷外销业的更加繁荣。只是税收的不完善，海上贸易的暴利不仅没有减轻沿海农民的财政负担，而且还使别的行业凋敝，更加重了社会的不和谐。

　　全球性海外贸易随海关税增加而开始

　　万历政府没有注意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农业作为主要的国家经济收入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商业作为一支新生力量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大明朝虽然不管因何注意到了税收，但没有看到形式的变化，依然重农抑商，出现了明朝政治腐朽及海外贸易等商业繁荣并存的奇特局面，因而加上税收等各方面的不当，海上贸易的繁荣依然不能挽救大明朝灭亡的悲剧。

　　但单单从海关税收来说，并没有阻碍陶瓷外销的发展，相反的还是一个符合经济规律的明智之举。我国开始从经济角度重视海外贸易，此是明朝政府的一大进步，是我们逐渐参与全球性贸易的开始。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万历年间，政府也开始了不断的改革税制，重视海外贸易，一些先进人士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和方案。

　　在整个社会及今天的视野下来看，这种贸易呈现出结构性的贸易逆差，使占世界产量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入明代的中国，这不仅有利于发展当时中国的经济，同时，对全球的经济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外销瓷作为一种商品，不但具有经济价值，而且还具有文化价值，随着陶瓷的外销，东方文化也随之影响到了世界各地。因而可以说，海关税的增加对于陶瓷外销来说，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是顺应近代贸易发展的，是我国参与到全球性海外贸易的开始，是我国历史上的进步体现。

　　但从我国现提到的社会和谐方面来说，万历重税对当时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影响，因而笔者认为万历年间的税收制度的不完善是最大的失误。从万历年间的税收中我们可以看到，税收对艺术市场即陶瓷外销的影响。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整体社会的和谐发展。税收应细分化，不仅农业、商业上的要区分，海关艺术市场方面的也要区分，使整个社会能够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