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在资源枯竭背后

　　国务院新公布的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的名单上，景德镇赫然名列其中，景德镇的瓷器行业生产总值也早已不及佛山、潮州等城市。但是，景德镇现在却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手工业瓷器中心，它提供的是这样一种价值——“产值可能偏低，可是，就算是再怎么全球化，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存在也不是坏事。”

　　　　与那些以采矿业为生存之道的资源城市比，景德镇所倚仗的显然不只是表面的高岭土。与资源缺乏对应，它更可以自豪的是工匠们世代传承的手艺。

　　即使是进入了工业化时代，景德镇瓷器匠的手艺也继续焕发着生命力。现在景德镇拥有的瓷器从业人员高于10万，而景德镇的技师们仍在被别的城市高薪礼聘。

　　手艺成为景德镇超越物质条件的灵魂，曾经被法国传教士当成秘密窃取的高岭土确实已经消失了，那里开辟成了遗址公园。可是真实的景德镇却并不在各个散落在乡间的古瓷窑遗址上，也不在那些精美的陈设在博物馆的文物中，它活在蔓延在街道两侧的一个个小作坊里，也隐藏在那些或偏僻或隐蔽的窑口里。

　　国际化时代的特殊瓷器中心

　　德赖登·韦尔斯(Dryden Wells)的工作室在景德镇当年的十大工厂之一的雕塑瓷厂中，瓷厂早就倒闭，当年的厂房租售给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艺术家们，德赖登就是其中之一。他兴致勃勃地向我描述他的城市印象：“整个景德镇就像世界最大的瓷器工厂，但是个分工极细化的工厂，众多的工作室，大大小小的作坊就是它的各个部门。”

　　他展示他正在做的作品，在市场上买来的若干武装士兵的瓷坯被切割成了无数片，又被他重新组合，成为他想象中的“动作”、“战斗”，等完成上釉后，他会找专门的窑口烧制。

　　“这件东西不能送到一般的窑口去烧。”因为一般窑没有摆放他这件大型雕塑的空间。好在景德镇的所有瓷器制造链都有无数细分。

　　和德赖登一样，景德镇有无数外来者，他们主要利用景德镇瓷器生产过程中各环节上的便利，在这里完成自己想要的东西：有人看中景德镇的制坯技术，有人看中景德镇工人的廉价和熟练，也有人看中这里窑口的多样化——做瓷器的人想要的一切都在这里了，除了大规模的瓷器生产流水线。

　　曾桂越的三层小楼在距景德镇市区不远的三宝村，这个村庄聚居着景德镇最多的外国艺术家，她的小楼是花了几十万元从农民手中买来的，朋友们笑她抬高了当地乡村住宅的价格。她用木头重新把它包装起来，成为一个极舒适的所在，巨大的玻璃窗像一个个取景框，把对面的青山摄取下来。

　　但她贪图的不是这里的舒适，楼下的电窑、院落里可铺腾开拉坯的空间，才是她选择这里的原因，“关上门，可以静心工作几个月都不用出门”。

　　她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陶瓷艺术家，来景德镇前，在广州上完大学，并且是当地有名的女陶艺家。“一开始是陆续来景德镇，2006年下定决心在这里长期定居，因为这里是能完成我作为艺术家梦想的地方。”她告诉我，听到她的决定，在广州合作开陶艺社的朋友都哭了，觉得她是为了理想就抛弃了大家。

　　可是她下了决心，景德镇充分而流动的资源使她相信，她可以靠这里完成梦想。她的主要作品是青花牡丹系列，在各种器形的坯胎上画上牡丹，但不是传统技法，是有点渲染效果的牡丹，虽在瓷器上却要有宣纸上的效果，这就要求新原料、新工艺。“景德镇的原料供应者很厉害，你需要什么效果可以和他说，他会提供给你不同配方的釉料。”她告诉我，同样是青花料，粗浅的配法就有几十种，“我再反复试验后找到最合我需要的那种原料”。

　　这在广州等城市，是难以实现的，“那时候找点特殊的原料要费尽周折，还要托关系”。尽管广州周边的佛山、潮州都是瓷器生产中心，但是，“大工业化生产不会给你个性化的东西”。

　　材料的充裕之外，景德镇的工匠们也是最让曾桂越佩服的：“在景德镇，你可以按天数雇用工人，解决不了的复杂工艺上的问题，很多要靠他们帮忙。”这在别的瓷器城市也不可能，“至少要按月来雇工吧”。

　　景德镇的传统工匠分工极细，传统有72道工序的说法，外人往往会疑惑，为什么拉坯工就不能顺势把泥土坯也修了？其实，做好一道工序，往往也需要磨炼20年时间，哪里能心有旁骛？尽管已经来了两年，曾桂越说她还常常被工人们的技术震住：“我雇专门的挑坯工把我画好的坯送往窑里，那些坯不能相互靠，否则我几个月画画的心血就白费了，因此不能雇汽车送，看见那个工人担着担子一扭一扭地走，我在旁边心也跟着跳，可就是这样的动作才能保证坯胎完好。”

　　最后她往往会多给一些钱，可是又不能过多，“他们下次就会漫天要价”。听她的特殊口音，工匠们往往会要高价，“我要常常和他们叫，不要把我当外人”。只听到她开始谈明清青花的区别，技工们才会变得实在——景德镇的工匠们都有见识，他们佩服有见识的人。

　　她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去看一个浮雕工，这工匠租的房子就在垃圾堆旁，天气酷热，他正在一口大缸里雕刻一条巨龙，“旁边就是他家的孩子跑来跑去，他大概怕他们撞上，就在本来已经很热的屋子里又搭出一个蚊帐来，自己躲在里面雕刻”。那条龙完全是用传统技法完成的，“精致到让我震撼。他比景德镇的那些瓷器大师工作态度都要好，因为他知道，那条龙雕刻完，就可以有8000元的收入”。

　　在这里已经两三年，她的目标是做得更少、更精致，“即使在交流上，景德镇也不会比别的地方枯燥”。别看她居住在景德镇的乡村里，“可是常常有世界各国的艺术家闯进门来和你交流，大家谈自己在各国做瓷器的经历就很有意思”。她是马来西亚唯一在中国从事艺术创作的女性，作品在她的国家已经很出名，所以还经常有马来西亚的记者来采访她。

　　距离她的乡村小楼不远，就是韩国艺术家李伶美的工作室，是乡村老宅改建的，更显幽静。李伶美最近的作品是《五谷丰登》，一个个丰满的头像上顶着粮食和蔬果。她告诉我，那些人是她和她的家人，有意思的是，这些都堆在一个买来的存放粮食的大斗里。艺术家们把周围的中国乡村的常见之物都挖掘出来，作为自己的用具。

　　她在韩国读完研究生后再来中国中央美院重修了研究生，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了博士，这么多时间耗在学习上，是因为，“韩国实行的是美国式教育，观念强而疏于具体手法，中国还流行着当年苏联式的教育，我的导师就是现实主义雕刻大师”。

　　加上韩国的陶瓷发展有中断，所以作为陶瓷艺术家，“把中国的陶瓷技法和自己的观念结合起来，最容易出作品”。对于她，景德镇是材料天堂，“表现不同的东西，一定要用不同的材料”。她指着刚做完的“出阁”系列给我们看，都是青花瓷雕塑，描绘母亲和家族送别出嫁的女儿的场景，有的是用光滑匀静的瓷土，有的却故意在里面掺杂了黑色的沙土。“有的泥很贵，可是做雕塑不管泥土的贵贱，我要的是适合我的材料。”她说。

　　帮她配料的师傅，包括帮她修坯、拉坯的师傅，还有专门请来的画工都很受她尊敬，李伶美告诉我：“我没把他们当工匠看，我和他们的差别只是工种差别，我们在不同阶段努力而已。”

　　她是真心佩服景德镇的工匠们，他们特别能顺应市场做出改革。前些年流行大花瓶，往往高一两米，公司开张都喜欢摆上一对在门口。“你可能觉得不好看，可那是中国传统工艺里没有的东西，是前些年农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拉那个巨大的坯，需要两个师傅配合，光那动作就特别有美感。”

　　三宝村的当地居民已经习惯了这批外来的艺术家们，村子一路蔓延下去，大大小小的数间工作室里常年涌进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艺术家们，按照从小在景德镇长大、后来去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书的康青的说法：“景德镇是人性化的体系，无论是材料的获得还是工匠们的帮助上都是如此。”

　　许多人在待过许多地方后，还是来到景德镇做陶瓷。康青告诉我，他也去过佛山等地，“除非你是做大观念陶瓷作品，例如把几百个抽水马桶摆在一起的那种，你才可以待在那种工业化陶瓷的城市”。

　　景德镇技师的手艺

　　景德镇瓷器在众多工序上保留了手工特征，德赖登说，吸引众人来这里的原因，就在于这里是一个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瓷器是目前还在大规模生产的手工产品，“所以，技术是景德镇的灵魂”。

　　对于外人，也许理解这个判断有难度，毕竟只是一道道繁琐的工序而已，解决的最好方式，就是找一个地道窑口去探访。

　　一般窑口都设立在景德镇的街巷间，玉岭陶瓷山庄却隐藏在距离城市一小时路程的山林深处。山庄生产的是仿古瓷，最能展示景德镇的工艺复杂特征。

　　不远处是昌江，道路两旁不时可看见古瓷窑的遗址，碎瓷满地，景德镇时常有外地工人探洞，挖出几麻袋碎片，如果有相对完好的器形，也能卖出好价钱。

　　玉岭山庄不做这种事情，他们只是做高仿，按照庄主黄国军的话说：“要是能把历代的好瓷器的奥秘都钻研出来，此生也就满足了。”他们的最新作品是一套56件的梅子青釉餐具，是一个上海客户预定的，定价2.6万元。“做了两年还没完成，现在算起来，成本已经高于定价了，当初接下来，就是为了好玩。”黄国军告诉我。

　　而订购的主人之所以肯花这么多的价钱，就是看中了他手中的东西，是市场上完全排他的产品。“没人能制造出完全一样的一套出来。”

　　喷釉师傅熊三水解释为什么这套餐具会这么难做——对于全手工的窑口而言，“56件一套的餐具意味着你要把56个餐具的釉喷得非常均匀，一旦有不同的厚薄，哪怕是最细微的差别，烧出来后颜色也马上不同”。

　　所以，虽然客户定购了一套，可是他们至少要做4套，才能从中选出合适的一套。熊三水从18岁开始学习，做到现在已经10多年，可还是有掌握不好的地方。餐具是缠枝莲纹的浅浮雕，常有拐弯处，“到了那种地方就特别小心”。因为一个小拐弯不好，就可能在那里会有点异样的颜色——而且这种破坏烧前还看不出来。当初学喷釉是父母亲怕他调皮，所以给他找了个需要耐心的活，可是这活也太需要“静心”了。他喷完后，还会拿出小缝衣针，细心扎进去，看看每个地方的厚薄。

　　特别小心谨慎，是因为景德镇工匠技术环环相扣，每一道工序都要做好，前面做得再好，后面出了失误也前功尽弃。

　　没想到的是反之亦然，前面有了小问题，不到最后关头也往往看不出来——烧完了才能显示问题所在。负责立坯的师傅黄国新拿起一个浅足的仿明代青花瓷碗告诉我，这就是早期疏忽而后面完成都很好的失败例子，那瓷碗颜色沉郁，瓷质白里带青，可恰恰是碗足陷进去一点，“后面再好也没有用了”。

　　他20岁开始学习立坯，一开始最难寻找的是着力点，“要是找不对，进窑里烧就会塌下来”。后来难对付的是研究各个朝代的器形，“都有微妙差别，做仿古最难的地方，就是把看上去一样但实质差别很大的地方表现出来”。据说行家购买仿古瓷器的第一关是用手摸，尤其是碗，即使外观完全一样，只要弧度有差别，就能立刻明白仿的是不是地道。

　　黄国新有10多年的经验了，可是越往后做，发现越难。他觉得简直就没有容易的活，只有难的和更难的活计，“越是小件，往往越难把握——很多时候连工具都无法用，只能靠手感”。

　　庄主黄国军说自己有时候很羡慕别的瓷器生产城市：“我去佛山，看他们的工厂里，大堆的东西都那么堆着，坯都是用机器统一浇铸出来的，釉往上面使劲地浇就可以了。可是在我们这里，即使是一些粗做的作坊，批量生产的东西，也都有自己的精细化要求，从来没有那么豪放地堆放过。”

　　精细的手工技术，使景德镇的瓷器加工业很难改革，黄国军说，他想做些改革以适应现在的瓷器生产技术。“比如说堆窑，我们以往是两个师傅拿个麻布，抬一个坯胎放进窑里，我觉得那样又不安全又费劲，就设计了一些套盒，把瓷器装在盒里再放进去。可是立刻发现，第一是你无法做出适合各种形状的盒子，第二是有了盒子，工人们往往不那么小心了，损坏率反而更高。”

　　他还想用电脑技术来算出窑里各个瓷器摆放的位置，“可是很难，师傅们会做可不会说。我找个70多岁的老师傅，是传统烧窑技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每次走进洞里，背着手，轻描淡写地走一圈出来，然后大家根据他的说法，在这边摆这件，那边摆那件，最后烧好后的成品成功率很高。我用电脑算半天，火力、不同区域的堆放量和高度、时间长短，可到最后，电脑算出来的还是不如老师傅设计的好”。

　　在他看来，老师傅们用手去说话，“说出来的话往往超过我们用脑子说的”。

　　他是地道的景德镇人，从年轻时候开始就热爱仿古瓷，所以在各个工序上都下了工夫，现在他的作坊里不少师傅都是他训练出来的。“景德镇的技术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仿古的历史太长了，明仿宋、元，清仿明，也仿宋、元。就拿两个朝代都仿的元青花来说，仿的技术差别很大。比如说明代的线条是流畅、一笔到的，可是清代是用小点点出来的。现在有人找我们仿元青花，就要说清楚，你要的是元青花原式样，还是明仿品，或是清仿品。”

　　手艺复杂，加上历史悠久，使景德镇的师傅们成为最容易流动的一个群体。黄国军手下不少师傅是他带出来的，可是他不能保证他们周六、周日不去接外单，“随便出去做做，一天就有几百元收入，你很难要求他们抵抗诱惑”。

　　在景德镇，最新的师徒故事是，一个从台湾地区来的师傅把自己的手艺和制作中需要注意的地方都传给了徒弟，可是徒弟一年后就自立门户了，而且生产出来的东西和师傅的完全一样。那位台湾师傅很烦恼地告诉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做些更复杂的东西，让她没办法跟上。”

　　黄国军研究过景德镇的史料，在解放前，景德镇有发达的行会制度，这种制度约束了人的流动。“徒弟学了手艺后至少要待3年才能自立门户，可1949年后这些是重点批判的东西，十大国营瓷厂成立后，行会更是粉碎得干净彻底了。”

　　按照黄国军的理解，师傅们各自怀有技术，又没有相应约束，使景德镇的“工匠文化”特别发达，“优点是不存在一家作坊垄断技术的可能性，缺点是家家户户都是小作坊，做不大”。景德镇的技术优势反而成为制约其大规模工业化的条件之一。

黄国军把玩着他手中的白色瓷瓶，属于烧好的白胎，瓷器的质地白里透出青，他得意地说“有玉的光泽”。这是传统景德镇瓷器的特征之一，“青如天，白如玉”，但是这瓷土并非景德镇传统的高岭土，而是取自福建龙岩地区，8000多元1吨，属于生产高级瓷器才会用的瓷土。黄国军买回来1吨后，又自己找师傅加工，在其中再细选出了一些，才烧制出几件白胎，所以价格又上去了。

　　“还没想好要在上面画什么，因为要找出和胎质匹配的工艺，要多把玩一段才能心中有数。”

　　和工人的流动一样，景德镇的瓷土资源也保持了高度的流通性，材料早就来自全国各地。所以当我们问到景德镇当地的资源枯竭对瓷器生产的影响时，不少人露出茫然的神色。

　　对材料讲究的瓷器加工作坊，现在会去福建龙岩、江苏苏州、广西北海等地找瓷土，景德镇的瓷土资源在民国初年就已经报警，位于景德镇东郊外的高岭土在那时候就已经开采不出什么来了，1965年彻底禁止开采，“要说资源枯竭城市，景德镇早就是了”。

　　中国陶瓷协会原料辅助材料专业委员会的主任袁勇对景德镇的原料使用历史了如指掌，福建高岭土就是20世纪80年代他和同事们勘察发现的。他告诉我：“景德镇贡献给世界两个英语单词：一个是昌南(景德镇当时叫昌南)，‘china’；另外一个就是高岭，‘kaolin’。景德镇肯定是因为高岭土和周围取之不尽的森林资源而成就的，最早是一元配方，后来改成了二元配方，直到多元配方。”

　　景德镇的高岭土因为铝含量高而铁含量低，所以烧制出来的瓷器白而润泽，“而且立得起来”。袁勇告诉我，英国人最早来到景德镇，不知道高岭土的秘密，只听老瓷器工人说景德镇的瓷土“骨子硬”——是说这里的瓷器即使很大件，出窑后也能保持完好，他们回英国后就掺杂了大量的骨头粉末进瓷器，成就了英国的骨质瓷。

　　景德镇的瓷土其实一直在进化中，“早就采取了多元配方，就是因为这里的人们早就意识到，不可能永远在一个地方取得优质的瓷土，而且同一区域的土质不同，瓷土也有好有坏，所以景德镇人很早就使用配方土”。

　　这才想起来，景德镇的乡村时常有自动的水锥在那里锥土，袁勇解释：“那就是景德镇传统的瓷土配方，把瓷石锥碎后和一些土混杂在一起。”

　　“清朝已经意识到传统的高岭土并非取之不尽，所以不允许民间开采。到了民国，在景德镇附近找到了大洲，出产的瓷土和高岭质量相当，但大洲土用到了20世纪70年代就没有了，于是景德镇周围成为取土之所。低档点的用江西星子高岭，我们叫它‘木鱼骨头’，很白，但是缺乏润泽感，高档的就开始用外地的高岭土了，其中就包括福建的龙岩高岭。”

　　福建龙岩高岭的发现和景德镇的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有关，“当时为了烧制‘毛瓷’，到处找合适的瓷土，由国家出资成立了勘察队”。不过福建高岭发现是在“毛瓷”制作后的事情，“1978年才发现。20世纪80年代景德镇想烧好瓷器的人都懂得去选用福建高岭了，土质很好，铁含量低，但是多水，可塑性好，不过一吨多了几十到几百元的运输费用”。在袁勇看来，景德镇能一直作为陶瓷中心而存在，“就是因为不排外，当时很多老板听说福建龙岩的土好，很多找上门来向我咨询，然后就开始选用”。

　　从那时开始，景德镇就越来越依靠外界资源来补充自己，“现在最远的已经到了哈萨克斯坦了，自古以来的市场化运转使景德镇形成了资源的充足流通性能”。而且，随着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即使是一般的土，只要增加一些化工原料，就能达到想要的效果”。前些天有人想在瓷器水盆上烧出芝麻粒的效果，找到了袁勇，他说：“其实很简单，往里面增加铁矿石，但是不能是粉末状的，而要是颗粒状的。”

　　袁勇解释为什么当我问到景德镇的瓷土资源是否枯竭时，一般的瓷器作坊的人都会茫然，“原料市场是高度流通体系，没人关心自己的土原产地是哪里，只关心价格和能够达到的效果”。所以景德镇现在的原料供应商来自五湖四海，广东、福建、台湾的都有。

　　景德镇的瓷器工厂大多规模不大，大家需要的原料也很复杂，“所以原料商和瓷器商一样，规模都不是太大，但是都很灵活，能提供给你各种所需的原料”。原来原料的“人性化”来源于此。而且这些供应商的定价体系很科学，“你需要多好的、多差的原料他都能拿来，最好的几万元，最差的几百元，完全是供求关系决定的”。

　　几万元1吨的瓷土是生产特殊的仿古陶瓷的，“要的量很少，一般地方那么少的量人家不供应，但是景德镇就有这样的好处，有人买就有人卖，你愿意出高价，老板就开出一条线来精细加工原料给你”。

　　在他看来，一般的日用瓷的各种原料配方已经没有奥秘可言，“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高新材料”。他刚刚研究出一种完全是瓷做成的炒菜锅具。

　　在市场化的资源供应体系外，景德镇还一直保留特殊的资源体系，“这也和官窑传统相关”。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所长占启安对我说，20世纪70年代生产“毛泽东用瓷”，开始是想用传统的高岭土原料，可是那时候好的原料已经很难找了，所里的专家们后来使用了滑石子，这不是一种传统的瓷土矿，因为资源稀少，而且开采难度大，更难的是，开采来的矿石还不一定都能用得上，“最后找了些年轻细心的姑娘，在一堆滑石子中挑选了一批最好的，个头均匀没有杂质，精加工后再进行烧制，那种材料也特别不好烧制，因为需要高温，所以窑也是特殊研制成功的”。结果烧制出来的“毛瓷”白里透青，像玉的质地，“现在很多地方都在烧所谓的‘毛瓷’，他们不知道，这是从原料到制作工艺的整体进步，不是说仿造就能仿造成功的”。这批瓷器也因此成为20世纪瓷器的代表作品。

　　不排外的景德镇原料系统，在占启安这里得到更充分的解释。他告诉我：“被称为苏麻里青元青花，当时不就是用的阿拉伯国家的钴原料吗？”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日本回国的几个矿物学者已经开始在景德镇研究如何提高成品率。“一个方向就是改良瓷土的配方，所以景德镇在原料来源上的态度极其开放。”

　　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在原料研究上一直有两个方向：一是如何把低档土改良，用以生产更多的合格日用品；二是开发出特殊的瓷器用土，用于一些特制品。“很早我们就已经把眼光放在景德镇之外了，只有引用新材料进入旧体系，景德镇才能对付资源减少问题。”

　　有意思的是，不同的作坊，都采用不同配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彼此间并不流通。人称“老六”的过晓明早年也是做仿古陶瓷出身，他手中也有一个白胎瓷瓶，同样白中带青，但是和黄国军的那只有区别，似乎透明度更好。原来这是用他买断的一个滑石子的矿藏来制作的，并且请了专门的老工程师配制瓷土。“当时在江西一个小县城发现了这个矿，上海一个陶瓷作坊和我们一直在争夺这个矿，结果我不得不动用了当地关系，封存了这个矿坑，让上海人买不到这个矿的出产。”

　　这种争夺在景德镇并不多见，如果不是要做特殊的仿古瓷器，过晓明也犯不着不惜成本地投入，“刚开始我也不敢买断，谁都不知道这里的出产能不能做出好瓷器，要试验近半年，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所以那半年啊，过得很麻烦”。自己不能下决定，可还不能让别人买走。

　　在有了那么多年制瓷经验的过晓明看来，景德镇的原料枯竭不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键问题是，景德镇要不要生产低档陶瓷产品，“要是把好材料用在一些低级产品上，那就可惜了。因为1吨土你可能只做出价值5000元的产品，反过来，可能做出价值500万元的产品”。

　　作坊化的景德镇

　　即使在十大国营瓷厂尚未解体的阶段，景德镇就已经有无数人开始做自己的小作坊，过晓明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在工厂工作的时候熟悉了各道工序，加上景德镇能随时请到想要的人员，所以很早就出来单干了”。景德镇当时流行出品薄胎瓷器，是外地瓷器工厂无法仿制的，“那个时代广东佛山、山东等地方就已经把我们的工程师请到他们那里去了，称之为技术援助，可是一时间还是仿制不了我们的精品”。

　　过晓明记得，他和景德镇一些瓷器公司的老总去参加20世纪90年代初广交会时的场景：“满屋子的香港瓷器贸易商看我们进去都集体起立，表示隆重欢迎，晚上还来我们的宾馆送旅游鞋，那是那时候最流行的东西，就是希望拿到货。”

　　小作坊的好处是转变快，过晓明就做各种类型的瓷器，薄胎、茶具、仿古都做过，“有钱的时候，就去酒店乱挥霍，包一层楼面，把能叫到的朋友都叫来玩”。

　　不过，过晓明那个时代就已经发现了景德镇的危机，“国营企业和景德镇的小作坊都靠技术吃饭，所以对利润薄的大订单非常不敏感”。在广交会的时候，有外商来找他，希望他能做一批瓷器，但是利润不高。“每打是5美元，我在房间算了一下，觉得不划算。正在这时候，一个潮州的瓷器工厂老板来找我，听说那种利润我不愿意做，他大吃一惊，我记得他眼睛一下子就放出光来。原来在潮州，一打只有几美分的利润他们都做，他们做低温陶瓷，生产上很早就注重工业化流程，两三天就能倒出一个模型，从开模到出品只要两三天。”

　　与此相反，景德镇的体系是前工业化状态的，“我们也有流水线，这流水线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比如说制坯完了是修坯，修完了是立坯，立完了画画、勾边，一道道工序紧密相连，每道工序都讲究完美——这正和大工业生产所要求的机械、简单、快速相反。所以，景德镇的十大瓷厂最终无法竞争过山东、广东等地的瓷器工厂而倒闭，在过晓明看来是理所当然，“除去众所周知的交通、配套、观念等原因，我觉得技术上的自由化体系才是真原因”。

　　这种缓慢发展一直持续到今天，曹谱所开设的千年汉窑就是一个好例子，他本来也是国营瓷厂的工人。“在雕塑瓷厂上班，工厂还没倒闭我们就自己出来干了，先是生产薄胎瓷器，后来做过一阵茶具。景德镇的技术工人们，包括我，技术都很细腻，求生意识也很强，市场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告诉我。

　　2002年，曹谱开始做陈设瓷器，包括巨大的碗，结果一个美国商人找到他，“要我在碗里面开个洞，做专门的洗面盆”。他想了想，为什么不做，这么简单。可是，做了他才知道，“要把生产传统瓷器的作坊转换为生产工业品的车间，太难了”。对方没有给他们提供样品，让他们自己出花样，“我们把景德镇各种传统技术都用在面盆上，青花、粉彩，包括一些特殊的工艺方法，可是立刻发现，大规模化非常难，先是坯不能保证完全一致，很多坯在晒干、绘画、烧制的过程中就损失了”。

　　现在他的院落里放置着大量废弃的面盆，“佛山那边我也去过，他们生产的陶瓷洁具是浇铸的，形状简单，颜色也简单，这种简单就是他们制胜的武器，人家可以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尽管他生产的面盆硬度高，手工味道浓厚，花样也复杂，“可是你完全竞争不过那些大工厂”。

　　他接到过景德镇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洗面盆的订单，“300个，6个花色”。可是，刚接订单他就被迫向对方说明，这些物品不可能“像工厂生产的一样，因为我们是手工拉坯，即使坯一样，烧制出来的釉色还是有差别，最多我能在各个产品中做到80%左右的相似度”。

　　这种制作方式，使曹谱的工厂尽管在景德镇算大的，可是和广东的工厂比起来就很“小巫”，做了几年后，他和广东佛山的几大陶瓷制品商结成了贸易伙伴关系，“他们定期从我这里定产品，但是这些产品不用来销售，而是装饰他们的展厅或者送到地产商那里装饰样板房，最多的量也就是三五十个”。

　　佛山的购买者和曹谱说得都很明白：“你就帮我做精细样品，反正你们的规模也加工不了大订单。”

　　也有人说要给曹谱投资，看中了他们的产品设计能力，也看中了他们产品的高质量，还鼓励他去佛山办个门面，和那边的大工厂竞争。“我当时就拒绝了，做手工产品的人都没有那豪情，我觉得那样做风险太大。”按照他的生产规模，一年做到5000个就已经够工厂运转了。曹谱说自己是个没野心的人。

　　另外，从技术手段而言，个性化的东西，从设计到最后出产品，至少要半年周期，“这在广东那边是无法想象的”。那边的老板告诉曹谱，他们的工业化大宗产品，不可能有那么长的研发时间，而且，研发出来的东西如果不能大规模生产，也是白费，所以，“还是那个结论，你们景德镇还是依附我们生存算了”。

　　于是，曹谱的工厂近些年来一直作为佛山的大建材商的精品车间而存在，这个车间保留了一切景德镇作坊的特征：核心技术人员都是亲戚，防止人员流走；不对外开放，防止别人来窃取设计；产品极其复杂，基本上一个品类的东西只有几十件。

　　不过在多数景德镇人眼中，这种小作坊在景德镇的兴旺，倒也是件好事。过晓明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专门制作高仿瓷的作坊的老板，他的高仿作品不少被买去收藏，也被造假高手买回去加工，当真古董销售。“在北京的潘家园转一圈，就能发现不少我们作坊的作品。”在他看来，景德镇现在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手工业瓷器中心，“产值可能偏低，可是，就算再怎么全球化，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存在也不是坏事”。

　　说起自己刚去过台湾“故宫博物院”，他旁若无人地对着那里面的瓷器作品鞠躬，他真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许多人做瓷器一辈子都在模仿，不是因为自己没创造能力，而是因为光是那些模仿，就已经值得耗尽一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