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企业的“老总”常常会面临这样的一种尴尬，自己的两个得力助手为公司的发展各自提出了一个改进方案或投资项目，公司只能择其一而行之。这两种策划的捉刀人针锋相对，用了其中的一个策划，就可能伤及另一个策划提出者的自尊或积极性。且其中较具强势的一方已经声言：如果他提出的方案被否决就坚决辞职。这就使得“老总”在选择方案与留人用人之间难以拍板，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纳策”与用人的关联困境。

    在两位助手为自己的左右臂膀，两人各有所长又不能兼优的情况下，似乎纳策，即方案选择的唯一性与用人的兼容性难以两全，这显然是受了传统用人观念的束缚。我国战国时代曾经活跃着一个策士阶层，他们的荣辱正是以自己提出的方略能否被采用息息相关的，其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苏秦张仪者流。苏秦原来自以为学有所成，但是离开老师后，他起初的政治主张并没有人买帐，穷困潦倒，连家人也看不起；经过一段悬梁刺股的揣摩，连横之说被山东诸国采纳之后，即身价骤升，统掌六国相印。当时的形势是列国纷争，强以兼人，弱以图存，希望有所作为的君王们大多求贤若渴，当他们被策士们的方案打动，决心下定之后，国家的命运在此一举，往往要对策士委以重任，纳策与用人就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风气以后就被沿袭下来，后来的封建统治以策取士，便成了一种定制。

    应当承认，纳策与用人的紧密相联，相对于封建世袭来说，也是一种进步。在打破天定门阀等级的前提下，策士与君王“论行结合”，合则结交，不合则去而之他，与鼓励耕战一样，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这仍然是一种人治，容易助长投机取巧和“释本而事口舌，以取尊荣”的诡辩之风。像苏秦这样的策士在政治上形成一定势力后，往往在策划谋略上翻云覆雨，以左右时局，所以又被人们称为“倾危之士”，他们也多成为自己策划谋略的牺牲品。一个立名之士拿他的智能辩说出卖，游说诸侯以显名也无可厚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人能够统观天下风云，提出切合实际的方略，确实也能说明其非等闲之辈。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方案，由他负责实施或许会更加不遗余力。但是随着封建吏治的腐败，以后的以策取士便逐渐徒具形式：“策”用与不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在于取士或者出仕。后来的读书人便苦心孤诣于“策对”取胜，把它作为致仕的敲门砖，进了门之后，“策对”也就被束之高阁，大家并不在意其是否被认真执行。事实告诉我们，纳策与用人是可以分离的，不必一定要把两者紧紧捆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