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王朝于海陵王（完颜亮）贞元一年（1153年）迁都燕京（今北京）后，中原地区经济得到恢复，禹州钧瓷也在北宋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据《禹县志》（民国版）中，元朝张克己所撰东张镇（即浅井乡扒村）百灵公庙碑文中说：“州之西北二十五里，有镇曰东张，古今 以为陶瓷之所。……所居之民皆以烧造瓷器为业，乃所谓凝土以为器者，其所由来远矣。是镇金国末年最为繁盛，人稠物充，几有万室，市井骈阗，不减城邑。逮壬辰（1232年）兵烬之余百不存一。”这里所说的壬辰兵烬，即蒙金的钧州大战。华石编《中国陶瓷》（1985年第1版）中也说：“金迁都燕京（1153年）后，陶瓷工艺主要继承北宋风格。金代钧瓷生产比宋代更为普遍，生产范围从河南扩大到河北、山西等地，民间普遍使用。”这时的钧器多数失去宋的传统技艺，胎质粗松，工艺欠佳，釉色暗淡，窑变彩斑也不像宋钧之灵活美妙，而似彤云密布景象。不过也有的继承了宋钧瓷艺，造型规整，釉色莹润，具有宋钧窑变美妙的艺术效果。据调查，这类钧窑遗址在禹州境内甚多。汝州、郏县、登封、宝丰、鲁山、新安以及黄河以北的汤阴、鹤壁、林县、淇县、焦作、安阳等地也有不少发现。北京大葆台金代遗址中，出土钧瓷碗二件，侈口浅腹，圈足，底足露胎，帛作不规整，釉色不像宋钧那样肥润莹沏，光彩夺目，而是近似月白色的暗釉；胎质也不像宋钧那样坚细致密，呈现褐色，而是粗松的黄胎。在山西浑源窑遗址中，曾发现数量可观的金代钧釉瓷片，有的还粘连在匣钵之中。器形以盘、碗居多，胎质比较细腻坚密而呈灰色，釉色有月白、天蓝、紫红，帛作相当规整。山西大同元代冯道真墓出土的一批钧釉瓷器，其中有些产品造型、釉色、质地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金代浑源窑的佳品。此外，在河北曲阳涧磁村的金代墓葬中，也出土有胎质、釉色都不同于宋、元时期的钧釉器，其胎质坚细色灰，釉面润泽有开片，有的浑斑或带有小黑点，与此伴随出土的还有刻铭为“时崇庆龟仲冬十二月三日造（1212年）”的陶砚。这些金代钧窑瓷器很接近北宋钧釉胎质，有可能是来自禹境内钧窑的产品。如李知晏在《河南以外几处窑址的钧瓷作品和元朝故宫内出土的钧瓷》一文中说：“根据调查和发掘资料，北方广大地区金元时期的文化遗址、墓葬和窖藏钧瓷出土的情况相当普遍。这些钧瓷大河南地区的产品，特别是禹县的产品……”综上所述，禹州在金人统治时期，钧瓷在北宁的基础旧，处于发展时间。《中国陶瓷史》中说：“金代陶瓷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由于过去文献记载不详，再加之金钧有的与宋钧接近，有的与元钧相似，不易分清，往往把金钧当作元钧看待，这是今后钧瓷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元世祖统一中国后，重视海外贸易，并发挥有技能匠的作用，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制瓷业在宋、金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在我国陶瓷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河南禹县为 代表的钧窑系，在元代继续生产着传统品种——天蓝釉、月白釉及蓝釉红斑器物。”以神垕镇为中心，由南向北逐步发展，宋、金时期的窑场绝大多数恢复并且有了大的发展。建国后，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元代古钧窑遗址遍及禹州市境，全市现有26个乡（镇）中，就有人5个乡（镇）有古钧窑遗址，多达160余处。东自顺店乡的党寨村，西到鸠山乡的官寺村，南从神垕镇的上、下白峪村，北到花石乡的桃园霜，近百平方公里的丛山峡谷中，有数以千计的窑炉进行钧瓷生产，真可谓“烟支遮天，盛况空前”。关于元代陶瓷生产的盛况，元朝张克已所撰东张镇百灵公庙碑文中也有一段记述：“复业之家相继而至……其瓷之优，比之他所，实为拔萃。远方之人竞来兴贩，车载驴驮，恒无虚日，散之四方者，不可胜计。爰自破宋之居，浮于颍蔡，达于淮汉，诚百家必用之物，一日不可缺者也。俾是乡之民，不耕不商，衣食自足，润民济世之利，不变博乎……”《禹县志》（民国版）中也说：“按神垕柏灵公庙碑文元延富七年（1320年）重修，创建无考，则瓷业之兴久矣。”据考证，这个时期的产品多大器，釉色以天青、天蓝居多，带紫红斑者亦不少见。造型多为盘、碗、瓶、炉、盆之类的民用产品，而且产量较大。窑场内除烧钧瓷外，大部分都烧白底黑花瓷。当时钧瓷虽已成为民间普通用瓷，但价格会高于其他日用瓷器。钧瓷和白底黑花瓷是为满足不同层次的而生产的多样品种。
元代钧瓷一般较为粗糙，胎骨厚重，釉厚欠匀，色暗而多棕眼，釉汁流积发蜡泪，和北宋时期刘庄窑一带的精良之品相比，不论釉色和造型都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为了最大限度满足居民生活需要，就必需生产出经济实用的产品，否则就应付不了“竞来兴贩，散之四方”的局面。但是元代也有少好的作品，有些质量还是相当好的。如1960年内蒙古自然区呼和浩特东部的太平人民公社出土的钧瓷双耳大香炉，正面刻有“已酉年（1309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字样，造型优美，釉色莹润，帛作规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钧瓷珍品。又如新安县出土的元钧产品，有天青、天蓝、月白、葡萄紫、海棠红等釉色，红紫相映，窑变美妙，堪与宋钧相媲美。元代器形高大，胎骨厚重，有大型的坛、罐、壶、瓶、盘、炉、盆等产品，制作规整，且不变形，充分显示了元代钧瓷雄壮浑厚的气魄和艺术风格。元代钧瓷不但在工艺上有所改进，而且在窑炉和原料加工设备上也有所更新。据实地考察发现，元代的窑炉比宋时有所扩大。并采用直径1米多的石磙加工原材料，这种石磙一直沿用到建国初期。充分证明陶瓷史学家关于“元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的推论是很有道理的。
元代钧瓷生产在北方相当普及。《中国陶瓷史》中说：“钧瓷的烧造虽始于北宋，但钧窑之形成一个窑系，主要在元代。元代烧制钧瓷的窑场主要是在北方广大地区……”河南省内的禹州、郏县、宝丰、鲁山、内乡、汝州、登封、新安、安阳、鹤壁、修武、林州、淇县、浚县、焦作、许昌、新密、卫辉等地的仿钧窑场有所增加。影响所及河北省的磁县、邯郸、隆地的仿钧窑场有所增加。影响所及河北小的磁县、邯郸、隆化和山西的交城、临汾、长治、怀仁、介休、浑源等地都有烧造，更远的波及到内蒙的呼和浩特和包头都争相仿制，竞争销售市场。“发现烧钧瓷的瓷窑已有四省二十七个县……，以禹县为中心形成了钧窑系”（冯先铭《有关钧瓷诸问题》）。
南宋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后，北方富商大贾及技艺工匠骈集临安，钧瓷技艺传播南方，江南地区仿钧之风日趋兴盛。如吉州窑在宋至元烧出了光彩夺目的窑变釉，景德镇也生产出了高质量的红釉瓷器。明清著中的宝石红、霁红、郎窑红、美人醉等瓷器品种，都是在钧瓷工艺的启迪下发展起来的。宜兴的釉陶称宜钧，广窑的釉陶称广钧，景德镇瓷器上的低温装饰称为炉钧釉，可以认为这是钧瓷工艺的延续和扩大。据调查，景德镇瓷业工匠有些来自北方宋代名窑，在元代瓷器中有“睢阳蒋制”的仿官器皿，说明北方精于制瓷的工匠已到达景德镇。《浮梁县志》中沈嘉征《民窑行》诗：“景德产佳瓷，产瓷不产手，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志书中如实记载了景德镇造瓷工匠的来源。广东省佛山市石湾窑陶工也多有从河南一带迁去 ，他们带去了中原地区陶瓷技术和先进经验，促进了石湾陶瓷业的发展，其仿钧产品更有独到之处。至今石湾瓷业工人中有的祖籍是河南。这些制瓷技术又溯珠江而上传到广西的柳城，在柳河北岸的大浦镇发现有元代瓷窑遗址，产品釉色月白或天蓝色，但釉层很薄。在广西的兴安、永福等地区也有类似的标本，是肥钧窑影响而生产的一种仿钧产品。在浙江金华地区的铁店窑，亦发现有元代烧制的仿钧器物20余种，以盘、碗、罐、炉、三足洗、花盆为多。釉色以天青、天蓝、月白为主，但没有带铜红斑彩的。这些产品与北方钧窑造型不同，具有南方元代造型特征。浙江江山文管会在陈家庵窑调查时，获得单箍一件，上刻“陈窑记”三字铭文，陈家庵陈姓为宋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从颍川迁至江州（今九江市），再迁入江山的，故在当地发现有元代烧制的仿钧乳浊釉器。上述史料说明北匠南迁，带来北方制瓷的精湛技艺，与当地陶瓷工艺结合后，创造出新的产品。南北相互交流技艺，促进了陶瓷的发展。
五、衰退时期
明代和清代中叶，钧瓷处于衰退时期。
明代初期，社会相对安定，封建经济再现复兴。到永乐、宣德年间瓷器生产出现了新局面。全国瓷业中心趋向江西景德镇，品种多，质量高，装饰、彩绘技艺日臻完善。“它不仅要满足内外市场的需要，而且还担负了宫廷御用器和官府对内、对外赏赐和交换的全部窑器的制作。”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 ，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又说“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禹县志》（民国版）中也说：“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将山西3.5万户迁徙钧州等地。”以上说明元朝末年因战争、灾荒，禹地居民死亡惨重，人口稀少。经在禹州境内，特别是在神垕古钧窑区，多次调查与访问当地居民，他们都不是当地老户，多从山西或外地迁此，更查不到明以前 的钧瓷世家。上述可知，钧瓷在元末因战争灾荒，窑毁人亡而停烧。另 据宣德年间《大明会典》记载：“题准光禄寺，每年所需酒缸、瓶、坛分派河南布政司，除钧、磁二州外，真定府曲阳县分派酒缸117个，十瓶坛4274个，七瓶坛6100个，五瓶6240个，酒瓶10314个，每年烧造解寺应用。”明嘉靖三十二年，“题准曲阳缸、瓶共17765件，通行解部，如遇缸乏，止行磁州 、真定烧造，免派钧州。”可见原能烧造艳丽绝伦的钧窑场，衰败到只能烧造酒缸、瓶坛的粗瓷窑场了。据考证，禹州的陶瓷业后产于明代仍以神垕镇为集中区，其他窑场除个别烧制少量的缸、坛粗瓷外，已全部停烧。神垕镇已成为全国日用粗瓷主要产区之一。据镇内真武庙碑文记载“成化二十年（1484年），已有耕渎（读）陶冶者千余家”，还驻有“督瓷贡委官”，负责陶瓷纳贡事宜。《中国陶瓷史》中也说：“明代日用瓷的主要产地有仪真、瓜州、钧州、磁州和工阳等地，他们担负丰大量的派造任务。”明代《如梦录》（孔宪易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中也记有开封“南薰门外吊桥下……往南路西有周王碗店，乃神垕瓷器碗盏……”的记述。上述记载都说明禹州（主要是神垕镇），在明代主要生产日用瓷器。《禹州志》道光版（1821年）中也记有“禹州窑旧名钧窑……明万历三年以避讳故改名禹州，其时钧窑既不中称禹窑，则避讳书作均事属可据……”。上述史料说明，因避朱翊钧讳改钧州为禹州，钧窑避讳书作均窑（古钧与均通）都是历史事实，但对钧瓷生产与否无从查考。
对明代禹州的钧瓷是否断烧，一直为陶瓷界所关注。禹州的陶瓷研究者也经过多次考察，尚未发现明代钧窑遗址。只是于1980年在神垕镇西大办事处瓷厂院内3米深处，发现一古窑址，出土有少量仿天青釉钧器残片，同时出土的有一陶范，上刻“天启六年”和“祁造”字样。证明在明代末年有少数工匠摸索仿制天青钧釉器，其釉色系用氧化钻调染，用氧化焰烧成，和窑变钧釉区别很大。而南方的江苏宜兴和广东石湾等地于明代宣德年间，也有仿制钧器者，有的仿制得还相当出色。
清王朝时期，制瓷工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南方瓷业生产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景德镇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彩绘，花鸟`虫鱼`山水`人物，作品艳丽动人。且有镂空、堆花、剔花等新的装饰技法。此时景德镇设御器厂，专烧宫廷用瓷，并仿烧宋代名窑。特别是“雍正皇帝对宋代名窑瓷器，而且还命景德镇御器厂进行仿制”。“在仿制的宋代名窑瓷器中，以仿钧最为成功”。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景德镇御器厂协理陶务的唐英曾派厂署幕友吴尧圃来禹州调查钧窑顺釉料配制方法，并赋有《送吴尧圃之钧州诗》，内有“……春风送客钧州路，……此行陶冶赖成功，……陶 一发天地北，神工鬼斧惊才雄”等语。“雍正七年以后，宫廷档案中屡见景德镇仿钧釉成功的记录，是与吴尧圃的调查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分不开的”。据《中国陶瓷史》记载：“雍正八年十月二十日……将年希尧烧造来的仿钧窑磁炉大小十二件呈览，奉旨此炉烧造的很好，传与年希尧照此样再多烧几件（造字3332号）。”雍正十一年正月一十一日司库常保奉旨着照宜兴钵样式，交与造烧瓷器处仿样将钧窑、官窑霁青、霁红钵名烧造些业，其钧窑的要紧，钦此（造字3360号）。”
上述史料既说明清朝宫廷对仿钧的重视，又说明唐英仿钧之时，禹州的钧窑可能有少量烧制者，但已不能生产上乘的贡品了。《大清统一志》（乾隆本）中说：“河南许州府土产，瓷器出禹州神垕山。”《禹州志》（道光本）中也说：“州西六十里，乱石山中，有镇曰神垕，有土焉可陶为瓷。”“古钧窑多在方山、涌水、蓝水之滨，而治北扒村亦有遗址，故不止一处也。”可见当时禹州神垕主要生产“土产”粗瓷器，古钧窑已成历史“遗址”而未恢复。故窑变宋钧瓷仍被视为珍宝。如清乾隆对宋代名窑也十分喜爱，他一生所作有关陶瓷诗文就有199首，其中题钧瓷诗9首，这些瓷器一向被视为“宫廷秘宝”。1927年前后，北京西华门内廷古斋古玩铺收进一宋钧窑碗，表里天青有霞斑片点，足内刻有清乾隆御题诗文：“青器欣在北宋传，阅年八百尚完全，围匡底用以铜锁，口足原看似铁坚，摩抚天成岂茅蔑， 规月样镇团园。柴瓷罕见兹称古，望古因之间幸然。”有些爱好古陶瓷，收藏也很丰富，自号“陶痴”，建国前曾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的陶瓷专门委员多年，对御题诗文很熟悉，自得此碗后，曾在“胶澳书画古玩展览会”中展出，评价甚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