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唐代诗人刘言史咏茶诗中有一句：“湘瓷泛轻花”，“湘瓷”指的是湖南陶瓷，其中自然也包括长沙铜官镇的长沙窑。（图六）阿拉伯白釉褐彩文字器物属于白釉彩饰产品，也受唐朝长沙窑写字纹饰的影响。

长沙窑地位特殊

　　唐代诗人刘言史咏茶诗中有一句：“湘瓷泛轻花”，“湘瓷”指的是湖南陶瓷，其中自然也包括长沙铜官镇的长沙窑。唐朝诗歌描绘陶瓷的不多，这“湘瓷泛轻花”足见字字珠玑。

　　中国陶瓷史上，长沙窑地位特殊，承上启下，冲破唐以前单色釉一统天下的局面，把中国陶瓷推向全面彩绘装饰的阶段，创造了不少新技术，如模印贴花、釉下彩，特别是釉下彩对后世彩瓷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从此意义说，长沙窑的贡献当为魁首。长沙窑彩瓷装饰体系之所以形成，首先由于唐朝引发了文化上无与伦比的璀璨，为原本单色釉陶瓷进入彩色装饰创造了条件，人们的审美习性原先止步于单色釉的欣赏，眼下跨入了色彩斑斓的陶瓷世界，是生活之趋，也是审美所需。其次，长沙窑产品赢得了出口的机遇，外国人翘首企盼更为多样化的陶瓷式样，于是长沙窑与时俱进，全方位吸纳接收国的文化诉求。长沙窑的彩瓷装饰风格，还受汴梁京都和洛阳一代盛行的唐三彩、金银器等工艺技术的影响，时代特色鲜明，一并融入唐朝辉煌炫目的文化气象。

　　长沙窑重要的装饰手段首先是模印贴花， （图一）即先制成模子，上面刻画所需花纹，然后直接用模子直接拍打在器物的坯胎上面，现出图案，施青釉烧造。或在泥片上压印图案，低温素烧，贴压后施青釉，再装饰，入窑烧造而成。长沙窑另一个装饰手段，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就是釉下彩装饰技术。此技术首先继承了岳州窑的釉下褐彩装饰技术，然后尽情发挥到极致，创造了铜绿彩（图二）、铜红釉等新工艺，启蒙了后来的钧窑、青花瓷、青花釉里红等陶瓷中重大品种的诞生。长沙窑式样十分丰富，最常见的壶、罐、盘、碗、托盏等，动物丰富多彩，如虎 （图三）、狗、羊、猪等家畜造型，除了以上生活用品，还有不少文房用具，如笔添、镇纸、水盂。表明长沙窑产品的覆盖面甚广，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皆为需用。长沙窑的工艺特征分前后两期，前期胎质较粗松，胎色暗红，釉色黄中含青，胎釉结合较差，容易剥釉。后期胎质较细密，胎色灰黄或灰青，釉色青而微黄，胎釉结合紧密，少见剥釉。

　　长沙窑产品不断地输出

　　长沙窑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产品不断地输出，影响周边国家。如果说唐朝陶瓷对世界的影响是一部交响曲，那么长沙窑陶瓷则是交响曲中重要的二部曲或三部曲。根据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研究，唐朝长沙窑出口亚洲大部分地区，如在菲律宾棉兰老岛西北部的布土安，发现长沙窑釉下彩彩绘和贴印纹壶；在印度尼西亚中爪洼、西爪洼等很多地方发现长沙窑釉下彩绘器；在泰国马来半岛的柴亚地区出土长沙窑；在斯里兰卡西北部等发现长沙窑瓷器；以及在朝鲜和日本等地都有发现。另外还在西亚地区，伊拉克、伊朗等，非洲肯尼亚、坦桑尼亚等。

　　长沙窑在东南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丰富了这个地区国家陶瓷生产的品种，如高丽王朝生产的青釉刻画乌龟，越南14世纪生产的黄釉绿彩壶，柬埔寨高棉王朝生产的褐釉兔子等，这些器形、制作技术有的直接模仿长沙窑，有的借用了相关技术。

　　长沙窑对外最重要的影响发生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长沙窑与唐三彩、唐邢窑等几乎同时传入西亚，刺激了阿拉伯世界的陶瓷生产，产生了最重要的品种：白釉彩饰系列，并使阿拉伯陶瓷诞生了历史上最辉煌的伊斯兰阶段，地位仅次于中国陶瓷。

　　为了迎合阿拉伯世界对中国陶瓷的兴趣，长沙窑工匠懂得用西亚的式样和装饰图案烧制瓷器以广开国外销路，显示了唐朝人博大的胸怀，善于吸纳别人之长，最终更好地推销自己的产品。长沙窑在造型、工艺上大量吸收阿拉伯人的文化元素，这类外销产品在国内外多有发现。扬州出土了一件黄釉绿彩背水壶，其上书 “真主伟大”的阿拉伯文，可能是供扬州的阿拉伯商人使用的，也可能是出口产品。这件出土物与笔者在扬州购买的长沙窑阿拉伯文壶残件相似（图四），也是黄釉绿彩。泰国发现了写有阿拉伯文 “真主仆人”的长沙窑瓷器残片。长沙窑出产的瓷器还常出现波斯陶器上常用的椰树、棕榈花纹，有些带彩堆贴胡人乐舞、舞狮图，还画有外国男女。长沙窑遗址中就有这类产品。伊朗西拉夫遗址出土了长沙窑椰树纹四曲盘。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出土了长沙窑黄釉褐彩联珠纹罐。西方不少专家研究发现，长沙窑的彩画、彩纹具有中西合璧、国际性的特点，因而为伊朗、美索不达米亚人所接受。

　　长沙窑对世界的影响

　　唐朝陶瓷的外销，属文化交流，阿拉伯地区作为接纳方经历了一个从完全吸纳到渐渐变形到最终创造自己风格的过程，阿拉伯人接纳唐三彩后，加入了自己的文化元素，如习惯在器物中刻画带有宗教色彩的菱形图案，装饰康乃馨纹饰等。

　　阿拉伯陶瓷对中国瓷器的模仿，从以下几例中作一个简单比较。这是一件美索不达米亚生产的锡白釉多彩纹壶残件， （图五）造型、白釉彩饰装饰方法皆类似唐朝长沙窑。（图六）阿拉伯白釉褐彩文字器物属于白釉彩饰产品，也受唐朝长沙窑写字纹饰的影响。当然，阿拉伯写字纹饰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英国专家莱恩在比较后认为：瓷器上的中国书法与阿拉伯文字价值一样高，中国文字是以单个形态有节奏地进入装饰品中，而伊斯兰文字却整批地、形成连笔地组成了有力的花押图案。西方学者库珀认为，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早期， 9－10世纪，中国唐代白瓷和炻器输入近东，令伊斯兰世界欣羡不已，激励近东的阿拉伯陶工用某种方式来模仿。因为之前他们还不能生产瓷器，他们模仿中国瓷器的形状，用不透明的白釉或灰釉覆盖在锡陶上，然后在器物上用钴蓝色装饰，或简单的花卉、树图案或单纯的文字装饰，有时写上艺术家 （制作者）的名字。伊斯兰陶瓷中的名品波斯三彩 （图七），也受长沙窑等窑口的影响，这件长沙窑的纹饰 （图八）与波斯三彩纹饰很相似。

　　9世纪的阿拉伯人之所以大量进口长沙窑等唐朝瓷器，是因为，阿拔斯王朝统治伊斯兰，出于节俭的考虑，下达了禁止、限用金银器的命令，正逢中国唐朝陶瓷的输入，出现了高质量的陶瓷，于是取而代之，同时阿拉伯人加速模仿生产自己的产品，带有唐朝风格的伊斯兰釉陶产生了。

　　唐朝长沙窑对世界的影响，可从近些年发掘出的沉船见出一斑。据 《中国文物报》报道， 1998年，印尼爪哇海峡勿里洞水域发现了一艘触礁沉没的唐代黑石号沉船，其中瓷器最多的是长沙窑，多达5000件。从打捞文物的特征及纹饰看，纹饰多带有伊斯兰风格，符合西亚人的口味，说明所运载货物原为西亚中东诸多国家的商人收购，欲运往中东销售。这些文物大多制造精美，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文物有可能是唐朝帝王赠送的礼品，数量最多的是陶瓷。这些瓷器大多是用大瓮包装的，夹杂着一些豆芽菜。专家认为这种做法类似于现在使用的气泡衬垫包装，起到防震作用。在这批文物中，还有名贵的金杯、铜镜、银盒等，都完好如新。一件长沙窑瓷碗带有唐代 “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的铭文。根据对船内发现的八角茴香进行碳十四测定，这艘阿拉伯商船大约是在唐中期从中国起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