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李鸿章，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诸葛长青认为，每个人都有长处，我们应当放宽视野，辩证看待问题。余沐先生写的《正说清朝十二臣》，值得一看，余沐先生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分析了李鸿章，尤其是他的用人技巧，令人感到与众不同。实际上，作为领导者，不能千篇一律，应当各有特点。合适的就是最好的。李鸿章，是清朝一大能臣。
李鸿章，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被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余沐先生写的《正说清朝十二臣》，对其进行了全面评价。
诸葛长青认为，李鸿章是一位胸怀大志的人。请我们看看他当年赶考写得一手励志诗歌。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徧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他成名之后，更是独创自己的领导艺术。
1、重用乡人，打造铁军王牌
李鸿章特别看重乡谊。晚年坐镇北洋时，凡是乡人的请求，没有不答应的。慢慢地他的军营中几乎全是安徽人了，其他省的人根本没有容身的机会。作为一名朝廷要员和封疆大吏，李鸿章这种狭隘的乡土观念有时竟到了可笑的程度。光绪元年(1875)，因光绪继位，增加一科乡试，是为“恩科”。当时李鸿章正由天津入京觐见，本来应该立即返回任所，但这时顺天乡试快要揭榜，于是决定推迟几天。当得知所中举人没有一个安徽人时，李鸿章非常气愤，说道：“咸丰戊午科(1858)顺天乡试也是一个安徽人没有，今年不会再闹出柏中堂那样的笑话吧。”柏中堂就是柏葰(jùn)，时任大学士，主持咸丰戊午科顺天乡试，其家人私受贿赂，被政敌抓住把柄，因此被杀。”
诸葛长青：李鸿章，注重用乡人，打造了铁军王牌，战无不胜。
李鸿章所荐举的许多重要官员都是安徽人，像其幕僚周馥(安徽建德人)、杨士骧(安徽泗州人)都先后得到他的保举升任直隶布政使，很快升到了巡抚、总督的位置。北洋海军将领丁汝昌、卫汝贵、叶志超等人都出身淮军，他们早年跟随李鸿章在镇压捻军中立下汗马功劳，故被委以重任。对于其他以昔日部将身份来找他求职的人，李鸿章也几乎是有求必应。李鸿章说自己“率乡井子弟为国家杀贼保疆土”，这些人于国有功，因此“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当然由于李鸿章顾及情面而姑息纵容，也出现了导致淮军军纪败坏、名誉扫地的事情。
所以，李鸿章的曲法徇情，公私不明，是他从政的一个最大弱点。
2、传师衣钵，善用挺经
甲午战败后，在各种压力下，李鸿章从权力顶峰跌落下来，借住在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贤良寺。这时他已70多岁了，但依然把手中的权力抓得很紧。当时的帝党领袖翁同龢对李鸿章“怨之颇切”，窥视着李鸿章的相位。因为当时无缺可补，便产生了让李鸿章让位的念头。原被李鸿章一手提拔的袁世凯见李失势，为了攀援翁同龢就甘当说客，来游说李鸿章让位。
一天，袁世凯来拜访李鸿章，稍作寒暄，就开门见山地对李说：
中堂再造元勋，功高汗马。而现在朝廷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迹同旅寄，殊未免过于不合。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鼓鼙(pí)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老成声价耳。
李鸿章没等袁世凯把话讲完，就大声呵斥道：
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此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
袁世凯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告退。他走后，李仍余怒未息，仍骂袁世凯：
袁慰廷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翁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
诸葛长青：李鸿章的成功，在于持之以恒，百折不挠。奋斗精神，体现的淋漓尽致。
李鸿章所说的老师就是指曾国藩。曾国藩有他的一套“挺经”，大意是教人遇事坚忍，不要小挫即退。没想到被李鸿章用在这里了。
3、拜师曾国藩，努力向前进
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李鸿章就开始师事曾国藩，而且其父李文安又和曾是同年的进士。所以，对于曾国藩来说，李鸿章既是晚辈，又是学生，这种双重身份的亲密关系在曾对李的栽培提拔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李鸿章本身的才气与学识也得到了曾的赏识。
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过程中，曾国藩为李鸿章提供了诸多方便和机会，这是李发迹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曾围攻金陵牵制了李秀成的军队，使其疲于奔命，给李鸿章在江浙提供了可乘之机；李鸿章取代曾国藩做了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曾则以两江总督的身份，为其保障后勤供应。而李鸿章一生立身行事、耐劳任怨、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他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的方略，无一不是得自曾国藩。因此，梁启超说：“故有曾国藩然后有李鸿章，其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不亦宜乎？”
李鸿章曾对人说：“别人都知道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都是老师提携的，好像说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这是不明白我办了一辈子外交，没有出现什么乱子，都因我老师一句话的指点。
李答道：“学生也没有打定主意，但我想同洋人打交道，不管怎样，我只同他们打痞子腔(意思是油腔滑调)。”
曾国藩听后大不以为然，正色说道：“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感动人。我想洋人也一样有人情。圣人说，忠信能通于野蛮人之中。这一定是不错的。我们现在没有实在力量，任凭你如何虚假造作，人家总能看得出来，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同他平心静气地说理，虽然占不着便宜，或许也不至于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讲信用，总是能站得住脚的。脚踏实地，跌跟头也不会过，想来比‘痞子腔’总要靠得住些。”
李鸿章听后，连声答道：“是！是！门生一定按照老师的话去办理。”此后，李鸿章的确把老师的话当作了办外交的准则。他晚年曾说：“我办理交涉，无论英、俄、德、法，只捧着老师的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什么差错，而且还有收大效的时候。”
4、用绿林好汉，不用文人秀才
我们暂且不论李所说其办理外交有无差错，但他完全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倒是事实。但是，我们细加比较，就会发现这师徒二人在做人、做事和为官的风格上又有许多不同。治军方面和曾国藩的湘军相比，淮军具有更为浓厚的私人武装色彩。湘军的主要将领虽是湘人，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全靠地方观念维系，而是以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相号召。因此在太平军失败后，曾国藩就将其大部解散，没有形成私人武装。
淮军的主要将领都是安徽人，他们所属的各营都以个人的名字命名。同时，在军队中确立了人身上的层层隶属关系，各部将领都听李鸿章的指挥。因此，淮军虽然名义上属于湘军支派，但曾国藩却无法调度。
曾国藩本身为理学家，他重用士人，湘军主要将领几乎全出自儒生，罗泽南、王鑫等都是理学家，彭玉麟是个学者，胡林翼则是进士出身。
淮军则不然，李鸿章不用读书人带兵，而只以感情联络，主要将领中，只有潘鼎新是举人，如程学启是太平军的降将，刘铭传是盐贩子出身，张树声、张树珊和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则基本上是地痞一类的人物，靠办团练起家，吴长庆出身行伍，曾做过中下级军官。他们这些人出身比较低微，崇尚江湖义气，一旦受到李鸿章的重用，就会死心塌地为其卖命。
诸葛长青：江湖好汉与文臣武将，各有千秋。
湘军初期纪律很严明，统一发放军饷，将领一般不会私吞，士兵也有固定的收入。而淮军则不然，为了收买和笼络部下，每攻取一个地方，李鸿章并不阻止他们肆意抢掠。因为有了这笔收入，遇到“欠饷”或者少发饷银之时，士兵们也不在乎。所以，淮军的将士往往可以大发其财。
5、驭下之术，赏罚分明
上文讲到，曾国藩要求带兵打仗的将领有一定的文化，并具备“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的素质，选择兵源时注意挑选那些诚笃的农民。
他主要是靠儒家传统道德来教育和约束部下。与曾国藩重“德”不同，李鸿章更善于以“利”来驱使部下。
李鸿章对于无法给予差使的人很是礼貌，而对于可以委任的人则故意加以粗言恶语。他对待下属颇为傲慢，满口污言秽语，根本不像是个书香门第的翰林公。
下属官员赴任前向他辞行，或者因为什么事情向他道谢，他总是用合肥土话说：“贼娘，好好的搞！”被他骂的人不以为耻，反而沾沾自喜，别人听了也不以为非，以为被李鸿章所骂的人是“红员”，必将得到重用。据说有一位副将想托人情谋个中军职务，很长时间都没有音讯。有人对他说：“得到这个差事太难了。”那个人则很自信，说：“有一天召见时，中堂大人骂我滚了。”
李鸿章驭下之术的弊害在于，如果求差之人为了求得差使而甘心以被骂为荣，必定是无廉耻之心而惟利是图的小人。李鸿章明知这些人的真实面目，还仍然愿意委以差使，其直接的后果是吏风日下。所以，晚清官场的风气败坏，李鸿章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个人操守和文章学问曾国藩追求儒家“圣人”的境界，砥砺品格，信奉实干，终身以“拙诚”、“坚忍”行事，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兼备的“古今完人”。
蒋廷黻(fú)认为“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无论我们是看他的字，读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为人办事，我们自然的想起我们乡下那个务正业的小农民。他和小农民一样，一生一世不作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学问道德功业都只有汗水才能换得来，正如小农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颗的稻麦都非出汗不可”。与曾国藩的农民式的“本分”相比，李鸿章更多的是官场上的权术和手腕，从功成名就后的全身自保的方式上能更明显地看出这种区别。曾国藩作为镇压太平军的“第一功臣”，他想到的保持身名俱泰的方式是解除部分兵柄，将部分湘军将士遣散回家，同时把李鸿章和淮军推上前台，也使自己韬光养晦，免得朝廷疑忌；而李鸿章则将权势看得极重，占据高位不肯下来，并通过罗织关系网以自固。
曾国藩官至高位后，仍然自奉清廉，治家也比较严。据说他对女儿陪嫁品都有严格限定，不许超过。这一点，他和胞弟曾国荃很不相同，与李鸿章也不一样。
李鸿章根本不像有些媒体所说的生活简朴、为政清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讽刺的就是李鸿章(合肥人)、翁同龢(常熟人)的富有。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李鸿章“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而梁启超也认为李鸿章虽不像传说中那样富甲天下，但大约有数百万金之产业，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等都有不少的股份。李鸿章“发迹”之后，他们六兄弟曾在安徽老家大量购置田产，并建造“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十亩”的庄园式宅第。关于李氏家族拥有的土地，据说在最盛时期达250多万亩。这些土地，一般都是采取“万亩建仓”的办法，委托亲朋管理。现已知仅在合肥、六安、霍山等地建立的“仓房”就有几十个。李鸿章名下的田产，每年可收租5万石。据统计，李氏在合肥东乡占耕地约60万亩，占当地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
甲午战争期间，许多人上疏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都提到了他的财产问题。御史安维峻揭露李鸿章避战求和的原因说，李以1500余万两白银交给了日本的一个商号经营，由盛宣怀代为经理，所以他不愿与日本“失和”，以致丢了这笔财产。
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可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只好看看《通鉴》，稍知古人成败之迹，与自己平生行事，互相印证，借以镜其得失，亦尚觉得有点意趣。
从以上简单的比较可以看出，从儒家传统道德而言，李鸿章的修炼还远没有乃师曾国藩到家。但历史往往不容我们通过这样简单的比较而评优论劣，李鸿章面对晚清社会千疮百孔、江河日下的局面，也在尽力弥补和苦苦支撑，应当说，他已经尽到了一个做臣子的责任。大清的“裱糊匠”：李鸿章一生荣辱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李鸿章认为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提出“内须变法”，倡导学习西方，以图自强。他先后开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逐步扩大“自强求富”的洋务事业。他还购买军火和军舰，创立北洋水师学堂，扩充淮军实力，建立北洋海军。因此有人称他为“中国近代化之父”。
诸葛长青：在清朝，李鸿章能够文武兼备，实在是一名难得人才，他的领导艺术，在清朝也是独树一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