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南非世界杯正式开赛的6月12日之前，各个方面的相关活动早已进行得如火如荼，各种与之相关的猜想和商业活动接连不断。就在一场场足球盛宴即将成为球迷们的狂欢节日之际，中国足球却已然毫无悬念的沦为无聊的旁观者。 
   

　对于我们这些对足球兴趣一般的男人而言，多少也和自己国家队的表现实在糟糕有点关系。开赛当天，一帮朋友聚集在北京七星级的盘古大观酒店室外边喝啤酒边观看开幕式和首场比赛，看着看着我还是宁肯离席去好好鉴赏一下这家京城最高档次的酒店。在这家酒店的大堂，你可以感受到设计师巧妙的运用了中国的诸多元素，创造出了一个奢华而雅致的居停空间。比如将海南花梨木的精美雕刻大面积的应用于天花的镶嵌，加上恰到好处点缀其间的精致的陶瓷工艺品，在灯光艺术的烘托下令人十分舒畅，中国的文化艺术之美毫不张扬又无可抗拒的令人享受其间。直上21层的顶级会所，正好毫无遮挡的俯视鸟巢和水立方。在这样的环境下，令人自然而然的想到一个话题，那就是世界杯上的中国元素。虽然我们的国足踢不进世界杯，但是中国元素下的中国制造并没有因为国足的迷失而远离世界杯。

    以各位对中国制造的了解，诸位可能也会想到，从球场上南非球迷让人望而生畏的大喇叭“呜呜祖啦”，到赛场上“普天同庆”的比赛用球，乃至世界杯吉祥物“扎库米”无一不是出自中国制造。当然，这些还都是一些显性的因素，事实上在中国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上，从今年年初就已经进入到世界杯时间。

    来自义乌海关的统计显示，当地体育用品的月度出口额连续半年超过了1000万美元，今年前5个月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0%。尤其是4月和5月，每月都有1500万美元以上的体育用品出口，“国旗、假发、足球、喇叭、墨镜、望远镜、赛场服装”等一切可能与世界杯有关的商品都可谓是持续热销。事实上，除了世界杯，几乎在每次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前我们都应该不难看到类似的喜人数据，但却始终罕见深入的内在剖析其中的门道，由世界商业生态主宰下的制造生态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在四年前的德国世界杯上，一只中国制造的可爱“格列奥”，在德国售价高达19.95欧元，而在扬州玩具厂的出厂价格却仅为1.45欧元，大多数利润落入了德国经销商和进口商的腰包。而四年之后的今天也不例外，南非世界杯赛场外，一个大喇叭的售价从20兰特(约合17.7元人民币)到60兰特(约合53.1人民币)不等，而在中国国内的网站上，人们可以用5元人民币的价格轻易买到一个这样的大喇叭，由此推断，企业的出厂价格还要低于5元钱。中国制造和高利润之间的巨大差距，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接受为正常的商业逻辑。如果把销售总利润作为一个大蛋糕的话，买卖双方的市场地位决定了对于利润蛋糕分割的权利和能力。经销商之所以能够堂而皇之地获得高利润，因为他们拥有对价值链条增值最高的部分——品牌的控制优势：显然，“格列奥”和“扎库米”的设计者和品牌推广者拥有更强大的市场力量，而中国制造业则只能是获得微薄的加工费收入而已。然而，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此，以大型体育赛事四年一个轮回的规律观察，为何中国制造始终无法跳出低端竞争的怪圈呢?是没有能力跳呢?还是压根就没有想过跳呢?

    我们总在强调，由制造走向创造，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实现突破却必须要依靠外力的刺激或者帮助，否则只能在这个圈子中轮回往复。而当下的很多中国制造其实已经自觉不自觉的困在一个死扣之中，即单靠参与制造的资方和劳方自身，已经很难取得真正的突破。习惯于躺在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基础上的中国制造，其实已经沦为不亚于中国足球的体制悖论之中。一切都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对于自我命运的默然接受和沾沾自喜，最终当资源和劳动力不再便宜的时候，也就丧失了自己唯一的不能称其为优势的优势，也许就此迎来的是整体倾覆的命运。而官方，出于对就业以及社会稳定等的考虑又将开始新一轮的无奈但是又不得不如此的妥协。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只是很多人由于习惯而产生的麻木已经不再去想这个命题而已。就像中国足球一样，沉沦多年，大家已经不再去想他还有没有变好的可能，而是觉得中国足球就应该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