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是从陶器发展而来的，同时又是玉器文明的延续与发展。玉器与陶器同为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我国先民在磨制石器的时候，发现玉料并加工成玉器，把它制成生产和生活用具。他们认识到玉高于石，便把它作为装饰艺术品，后来又发展为贷币——璧，以至把它作为帝王权力的最高象征——玉玺，影响所及，百姓也把玉印作为信用的根据。世俗的权力象征，又转化为最高的神权象征。这一切，使玉器文明在古代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极其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最积极的成果，就是导致陶器发展为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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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瓷器是玉器文明的产物

　　陶器不是由一个地方首先发明而后再传往世界各地的，它是各地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各自独立地创造出来的。世界各国的考古发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各国先民之所以都能独立地创造出陶器，是因为先民掌握了火以后，几乎各地都有烧制陶器的泥料，而陶器工艺简单，烧成温度底，便于普遍掌握。当世界各地先民长期使用陶器时，中国先民则率先发明了瓷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首先，瓷器是玉器文明的产物。中国先民在8000年前，几乎同时制造了玉器和陶器。玉器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是玉器时代意识形态的核心，中华民族形成爱玉的民族心理。”(牟永抗，吴汝祚等《中国在石器和青铜器时代之间曾有一个玉器时代》《光明日报》1990年7月4日)玉器受天然玉料的局限，不可能大量制作，于是先民致力于人工制造类似玉器的器皿，而把这种追求放在提高陶器工艺的基础上，则是最现实的了。这样，受玉器文明的长期熏陶，在不断提高制陶技艺的基础上，追求陶器的玉器效果，以满足人们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需要。这种执着的追求，从釉陶，硬质陶得到启示，在先进技艺和一定的物质(如找到瓷土)条件下，逐渐达到理想的瓷器目标。

　　第二、瓷器是先进科技的产物。古代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在商代，我国制造和冶炼青铜器的技艺，达到非常精谌的程度。这种先进的工艺和冶炼技术(高温技术)，转移到制陶上，就产生了一种飞跃，陶发展为瓷。陶向瓷的转变，经历了长期的渐进过程。“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远在3500年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实践中，在不断的改进原料选择与处理，以及提高烧成温度和器表施釉的基础上，就创造出了原始的瓷器。”(《中国陶瓷史》第76页)再经历1700多年的长期探索，在东汉时候(距今1800余年)终于烧制成功了成熟的青瓷器。原始瓷器和青瓷器一直在向玉器效果逼近，而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终于达到了“越瓷类王”的效果。可是，先民并不就止停步，而是继续向新的高度攀登。到了唐、宋，瓷器比较普遍地达到了玉的意境。元、明、清以来，烧制的瓷器更是巧夺天工，在瓷质的细密和晶莹光泽等方面，达到了精美绝伦的高峰。

　　二、瓷器的玉器效应

　　中国瓷器从它的发明，发展全过程来看，瓷器的玉器效应是纵贯古今；从横向来看，南北诸窑尽管千姿百态各具特色，而玉器效应则是它们共同的本质特征。这是由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传统决定的。

　　从商代的原始瓷器发展到东汉青瓷，是向玉器效应逼近的过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就出现了“越瓷类玉”的意境。北朝山东省淄．博寨里窑青瓷“明亮润泽”，精美的莲花办尊”胎骨坚致，釉色莹润，造型优美，纹饰华缛”。河南省安阳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首次发现了北齐的白瓷。这批早期白瓷具有明显的特点：“胎料经过淘练，比较细色，没有上化妆土。釉层薄而滋润，呈乳白色。”唐代，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当时，“白瓷精品已达到了体薄釉润，光洁纯净的地步。”杜甫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扣如哀玉”，说明经高温烧成以后，胎体烧结得很好。唐代越瓷，顾况《茶赋》说它是“越泥似玉之瓯”。唐代晚期，越瓷“滋润而不透明，隐露精光，如冰似玉。”《景德镇陶录》卷五记载：“唐武德中镇名陶玉者载瓷人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景德镇古名)瓷名天下。“霍窑”佳者莹缜如玉广…·邑志载唐武德四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五代时的柴窑瓷器“其色正碧，流光四照。”

　　宋代，瓷器发展到了辉煌时期。如果说唐人称赞越瓷是修辞学上的譬喻，那么，宋人烧造龙泉青瓷却是巧夺天工的实际。宋瓷“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宋代南北方各个名窑的共同本质特征，追求玉器效应更为强烈。官窑釉色莹澈，哥(含章生兄弟)窑纯粹如美玉，汝窑莹润如堆脂，定窑色白而滋润，“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美的极致，黑瓷烧出了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润釉。苏东坡赞美“定州花瓷琢红玉”。北宋耀州窑，元丰七年德应侯碑记：“巧如范金，精比琢玉。……馨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以上写的声，色正是玉的特征。史学界认为，如果把唐人对浮梁瓷誉为“假玉器”和“佳者莹缜如玉”的评语，用于宋代景德镇的青白瓷是更符合实际的。宋代景德年间，这里因生产的瓷器“光致茂美，四方则效”而得名景德镇。《格古要论净说：文天祥经过永和，窑内瓷器变为玉。这个记载带有神话色彩，但吉州窑的瓷器达到了玉的效果却为考古实物所证实。宋代龙泉窑“出现了不少模仿古代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器物广…。·仿玉器的有琮。”龙泉青瓷“是巧夺天工的人工制造的青玉，宋代龙泉青瓷每一个碎片，至今仍令我们为它的美感所倾倒。”龙泉窑模仿古代铜器和玉器的造型，是对商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陶瓷史》认为：“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

　　三、彩釉强化了玉器效果

　　元代以后，中国瓷器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它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其主要特征是，各种彩釉把瓷器装饰得更加绚丽多彩。但彩釉不是淡化了瓷器的玉器效果，而是使玉器效果更加强烈，更加异彩纷呈，某些精品甚至超越了玉器，使“泥土变金玉”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元代，青花器的烧制成功，是中国制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青花瓷器的明净素雅正是玉的意境，它一经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起来，使景德镇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成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而闻名于世。元代的釉更红和洁白润泽的枢府卵白釉都是具有强烈玉感的新创造。

　　明代，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斗彩“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这正如《陶说》序言所说：“瓷器与金玉同珍者，有其过之，无不及也。”永乐，宣德时期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制瓷艺人的高度技艺水平。永乐宣德年间造的祭红，为色调庄严肃穆，深沉安定的深红色，也有象红宝色一样艳丽的。宣德时期的瓷器“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王”。斗彩，铜红釉，单色釉等彩瓷，使瓷器的玉器效果更加绚丽夺目。成化朝青瓷“胎薄釉白而青色淡雅”，“玲珑、精巧”的造型，配上“柔和淡雅而又透澈的蓝花”；嘉靖朝青花“呈现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浓重、鲜艳的色调”，使人感到“幽菁可爱”。

　　清代，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经济进入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历史的高峰，进入瓷器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已有的工艺和品种，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这一时期，又创制了很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和鸟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录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康熙五彩一般都是彩色鲜艳，光泽透澈明亮。康熙寸人许谨齐写诗赞誉郎廷捆督造的瓷器“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郎窑红因宝光艳色而鲜艳夺目。美人醉则兼幽雅清淡，柔和悦目，给人以意境深远的美感。雍正粉彩比五彩更为娇艳，以淡雅柔丽名重于世。乾隆朝，把许多玉雕品都做成粉彩瓷器。唐英窑“至此集大成矣……龙缸、均窑追绝业，复古制，翡翠，玫瑰更出新色。”

　　鸦片战争后，洋瓷充斥我国市场，加上国内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瓷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但我国瓷业在与洋瓷的竞争中，也出现了新工艺、新材料、新装饰。民国初，从国外引进了新彩颜料，贴花纸、金水、电光水等。不过，万变不离其宗，瓷器的玉质风彩始终一脉相承。

　　新中国建立以来，各大瓷区在继承玉器文明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蓬勃发展。酸陵的釉下彩晶莹润泽，淄博的鲁玉瓷，唐山的白玉瓷，德化乳白釉做成的瓷雕，简直就是一座玉雕。北京李鸿仓发明陶玉，用于生产工艺美术品及建筑装饰砖板，产品远看似玉，近看是陶，通体自然花纹，色彩变幻奔放。作者介绍，陶玉是受中国南京雨花石、青海丹麻玉等的启发，经过多年研究发明的。白如玉一直是瓷都景德镇的特色，它清秀淡雅的青花瓷，万紫千红的粉彩瓷，巧夺天工的薄胎瓷，五光十色的颜色釉，晶莹剔透的玲珑瓷等，都具有玉的本质特征。

　　“瓷器之源，与国齐名。”李政道先生的题词，说出了中华民族玉器文明的特征。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它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于一身，它作为玉器文明的结晶，得到了世界的认同和高度赞誉，至迟从九世纪下半期起我国陶瓷已输出到国外。陆上丝绸之路所到的西亚，海上我国唐代东西洋航路所及之处，都发现有唐瓷碎片。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称为“瓷器之路”。正是不朽的瓷器记录了古代人民友好往来的踪迹。瓷器不仅有重要的使用价值，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中国瓷器文明对人类文化做出卓越的贡献。日用瓷和艺术瓷在未来社会也必将长期作出新的贡献；建筑、卫生陶瓷的普遍使用给人类文明增添了新的光彩；而特种工业陶瓷则在工业、科研和航天技术设备等方面，显示这种新材料的无比优越性，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探讨瓷器是玉器文明的延续与发展，有助于深刻地认识瓷器的丰富内涵及其本质特征。瓷器的胎质细密和色泽莹润则是玉器本质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