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南迁”期间，北平故宫博物院驻沪全体同仁，摄于1935年。前排右四为院长马衡先生。欧阳定武供图
 
  　  抗日战争期间，13427箱故宫文物的精华被迫运离北平，先至南京，后至西南，分南、中、北三路辗转流离，跨越两万里、14年光阴、1场战争。重返故都时再次清点，几乎无一损毁、遗失。

    　“这在旁人看来是个奇迹，其实，不过是那时候的故宫人把文物看得比命重，他们觉得文物神圣。”

   　 在故宫博物院东南角对面的景山前街15号里，欧阳定武老人泡好一壶茶，向记者讲起了一段有关他父亲的往事——1933年～1947年，故宫博物院为躲避日军战火，曾有过一次浩大的文物“南迁”——13427箱文物分5批运至南京，“七七事变”后又分南、中、北三路辗转西迁，水陆交通并用，分别在贵州安顺（1944年日军侵黔后，转移至四川巴县——记者注）、四川乐山和峨眉山“避难”达七八年之久，抗战胜利后才陆续集中到重庆，1947年“回迁”南京。

  　  欧阳定武的父亲欧阳道达，正是中路“迁徙”的负责人。

  　  “在当时的运输和存放条件下，‘敌人’不仅有日军、土匪和炮火，还有潮湿、白蚁和鼠患，1万多箱文物中，除了个别几件外，竟都完好无损。”南路“迁徙”负责人庄尚严的儿子庄灵，隔着台湾海峡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它是世界文物播迁史上的奇迹，绝不为过。”

   　 是什么让奇迹发生？

   　 “故宫人打包就花了半年，文物包装至少有四层：纸、棉花、稻草、木箱……保证不论翻车、进水，损失微乎其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故宫博物院接到指令，将文物装箱“南迁”。

   　 经过反复斟酌，1932年秋，故宫人开始进行文物的挑选和打包。选“南迁品”花了几个月，最终选定的珍品包括书画近9000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还有《四库全书》等各种文献。

    　如何处置这些故宫文物的精华？

    　“现在人可能想不到，故宫人光打包就花了半年时间，一共打出13427箱。”记述这段文物“南迁”史的大型报告文学《承载》一书的作者——江苏省文化厅厅长章剑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木箱，有时候外面还套上个大铁箱。这一步骤保证了运输途中不论翻车、进水，损失微乎其微。”

  　  1924年即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庄灵告诉记者：“听父亲讲，故宫人为了打好包，曾专门去琉璃厂请来大古董商号的专家传授方法；对一些易碎的瓷器，还打开入宫时没开封的景德镇瓷器，比照景德镇当时的包装，学习。”

   　 尽管有古董专家指导，但据章剑华介绍，如此精密的打包工程，主要出自故宫人自己的摸索和试验。“由于不放心，1.3万多箱文物，几乎都是由故宫里的文物专家、老职工，包括当时的领导亲自动手，每一件、每一箱都非常严密。”他说。

    　尤其是占到文物总箱数近1/3的瓷器、青铜器和石鼓，最怕运输颠簸。“一般一个瓷盘会被五六个叠放捆绑，先以棉花裹住外侧，再用纸包起来，最后用绳子绑紧，才能装进长1尺、宽50公分、深50公分的特制木箱里。”章剑华告诉记者，待故宫人经过反复地空中落下试验、确认无误后，才在箱子外面打上当时政府和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封条，封条上记载着封存的年月。

    　就这样，从挑选“南迁品”到如此耗时地包装完成，故宫人共花了近一年时间。而欧阳定武告诉记者，“南迁”途中，正是这些“繁复过度”的包装，帮助这些中华文化瑰宝度过几次“劫难”。

    　“1.3万多箱文物，来回两万公里路程，没意外是不可能的。比如在乐山、峨眉，就有守卫不小心枪走火、汽车在马路上翻车这样的事故。”欧阳定武介绍，但由于包装“瓷实”，有时箱子落水了，因为有油纸隔着，书画最多边角受潮；有时瓷器箱摔了，裂缝也被减到最小。

    　“这些损失，途中故宫都有专人一一记录下来。”欧阳定武坦承，“‘无一损毁、遗失’其实是个统计学概念，并非没有一丝一毫损坏，但完全损坏到不可修复的，只有几件。与几十万件文物相比，确实近乎于零。”

   　 令庄灵印象最深的，是1933年前时任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曾责成他的父亲庄尚严打包石鼓。石鼓是唐代出土的珍贵文物，其上有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的字刻在石皮上，但当时石皮已经与鼓身分离。“每个石鼓都有一吨多重，石头很旧，外头都风化了，一不小心就蹭到字。”庄灵回忆道，他至今还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完成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

 　   他的困惑在故宫博物院现任院长郑欣淼的一篇论文中得到了解答。2010年，郑欣淼在《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中追叙：“故宫人经过反复商量，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捺，使纸张接近石身，干了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

 　   庄灵记得，全家来台湾后很久，早已运回北京的石鼓才重新开封。“父亲负责打包的石鼓毫发未伤！我哥哥把信息传给父亲，在台湾的父亲顿时快乐得不得了，他对他的文物，是尽了力了。”连着海峡那一头的电话里，似有哽咽之声。

    　“一个扛箱工拿一个牌子，收到牌子，说明一箱文物重新入库了。文物每动一个地方都有记录，除扛箱工外都要签字画押。”

  　  13427箱故宫文物，从北平到南京，由南京“分流”到贵州、四川，抗战胜利后重庆聚首，又重返南京，路途漫漫，战火纷飞，如何保证一箱不差？

  　  “这首先得益于故宫一套规范的文物清点、核对制度。”欧阳定武骄傲地告诉记者。

   　 “‘南迁’之前，故宫人对每一件运出的文物，全部重新清点、核对、编号、造册。由专家、行政人员和领导组成5～6人小组，按照青铜、瓷器、书画、玉器等门类分头进行，记录人、审核人、唱票人、监理人都要签字。从北平出来的时候，每个箱子都有编号。”章剑华表示。

　    随5批文物一同离开北平、走完全程“南迁”路的，还有20位故宫人。其中，包括马衡、庄尚严、那志良等近10位故宫专家，还有工人、眷属一大批。

　    “父亲他们不跟着不行，因为是需要在单子上签字的。”欧阳定武一字一句地说。

   　 这批文物运到南京后，曾一度存放在上海，期间经历了一次“再核对”。一套更规范的制度，基本在那时确立了下来。

   　 “比如一件文物，品名、年代、尺寸、颜色、花纹都要在写在文物单上，装箱的时候，装箱单就封在箱里。另一份原始单子要装订成册，印刷出好几份，除了故宫人自己留存外，还要分送给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这样几家‘对册子’，文物数量就不敢无缘无故地缩水。”欧阳定武说，“不仅在上海，以后到重庆、回南京，大家都照做不误。”

 　   战争年月，运输途中的波折超乎想象，而故宫人是靠一套“落实到人头”的制度，完成这次奇迹式迁移。

    　“从1933年正式迁出北平起，沿途就很不容易。据我所知，有一次运送文物的消息在徐州走露了，有土匪准备劫火车。当地政府头一天剿匪，第二天火车通过，很悬。”欧阳定武告诉记者。

  　  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首都南京有不保之虞，中央政府决定西迁，1万余件南迁文物也分三路追随：南路80箱由庄尚严负责，中路9369箱由欧阳道达负责，北路7286箱由那志良负责。其中除了故宫文物外，还包括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珍品。据章剑华介绍，为保证一路上“人不离物，物不离人”，文物虽有政府军队护运，但所有车辆上，均配有故宫人全程直接押送。“从总押运官到每个押运小组，必须盯在那里，不离开文物一步。”

　    漫漫长路并不总是那么“规整”，很多时候，需要靠原始的“扛箱”方式前进。故宫人如何应对繁琐的文物“挪窝儿”？

 　   “按照规定，文物每动一个地方，出发时间、运输工具、转岗、转车、转船，故宫人必须有文字记录。”欧阳定武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欧阳道达由于是三路总负责，为此签下的字不计其数。他还告诉记者，即使对扛箱工，也有“牌子管理法”。“那时候，一个扛箱工要从出库管理员手里拿一个牌子，箱子运到了，牌子就交给入库管理员，一个牌子算一个活，摔了箱子要登记。”他说，“出库、入库管理员都由故宫人担任，运完了两边要对牌子，核对好了，签字画押后才能发车，有点差错就走不了。”

 　   欧阳定武1940年在乐山出生，在他从南京回北京的途中，印象中没有一例工人失手摔箱子的事。

    　这样的制度，也保证了庄尚严护送的80箱精品书画、瓷器等，能够经湖北、湖南，辗转到贵州贵阳、安顺，再到川南巴县，无一损失。“父亲告诉我，从1937年最后一批文物离开南京，到1947年文物回到南京，两个日期竟是同一天。”庄灵这样告诉记者。

   　 然而，宛若原初的文物，其实已走过千山万水，跨过整整10年。

  　  “为了和白蚁、潮湿、鼠患斗争，文物需要定期晾晒，每一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有几个人签字。”

　    除了堪称颠沛流离的运输外，故宫人面临的另一问题同样严峻：如何让1.3万多件文物精品，不毁于“保存”期间？

    　这一担心事出有因。“战乱期间，能用的‘仓库’都非常天然，不是祠堂、庙宇，就是山洞。南方天气潮湿，白蚁滋生，几年下来，那些书画、绸布、青铜器，怎么受得了？”欧阳定武反问道。

    　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管理“仓库”的故宫人平时要请治蚁专家，药物祛蚁；天气晴好、相对平安的时候，还要把文物定期拿出来整理、晾晒。“晾晒是个技术活儿，哪一箱需要晒，故宫的专家们很懂。”章剑华告诉记者，按照那时的故宫制度，每一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有几个人签字。“有的必须专家亲自动手，工人主要是协助。”

    　“为了保证文物安全，晾晒必须在众目睽睽下进行。”欧阳定武也向记者证实，“记得那时候经常租农民的场院晾文物，场院外围有部队站岗、放哨。另外，谁开箱、谁监督、谁晾晒、谁装箱、怎么入库？这个过程都有一个清单，又叫‘出组单’，小组里每个人都必须签字。”

    　尽管每组规模不一，但欧阳定武见过最多的是10人左右的小组。“大一点的开箱整理，当时规定还要有法院、军队、政府的代表到场，总之，必须保证有人做事，有人监察。”

    　数年“避难期”里，缺场院、缺人手是家常便饭，因此，不少书画至多每年“轮上”通风一次；文物停在乐山和重庆期间，由于白蚁、鼠害趋紧，故宫甚至动员家眷们一起上阵，欧阳定武的母亲也曾是其中一员。

    　对庄灵来说，故宫人的签字程序，并没有给年龄尚小的他留下太多记忆。但随父亲给文物“吹吹风，晒晒太阳”的经历，却成为他童年回忆中的一段幸福时光。

    　“我们的‘仓库’——安顺华严洞和巴县飞仙岩，几乎都四野无人，非常僻静。我和哥哥经常在露天场子里，看中国人最好的字画，晚上就跟父亲玩‘文物接龙’，你说朝代，我说画家，他说作品。后来到了台湾，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时，不时能在字画里发现我的‘旧相识’。那时候，我们曾近在咫尺。”

    　“那时故宫人的整个生命，都是为了文物的完整。”

    　严密的文物管理制度，似乎必然令那场堪称奇迹的文物“南迁”顺利完成。但欧阳定武和庄灵却不同意。

    　“我一直认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比制度更重要的是人。”庄灵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可以说，我父辈那一代故宫人的整个生命，都是为了文物的完整。”

    　在欧阳定武的印象里，父亲欧阳道达即使在暂时结束运输、出任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期间，也每天不闲着。“父亲上班、下班，天天如此，轰炸的时候也一样。”

    　“那首先不是一种生存手段，而是一份兴趣和事业。”欧阳定武表示，在故宫人眼里，文物神圣。“对父辈来说，把文物交到你手里，是莫大的光荣，所以，你也必须兢兢业业地担当。”

    　欧阳定武告诉记者，这场“南迁”当中，有不少随行人员还是毛头小伙儿。他记得最深的，是个只有16岁的小孩，姓李。“文物交给他，不论年龄，他一样要负起责任来。”

    　庄灵则告诉记者，父亲庄尚严自从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第二天，启程护送80箱文物向南进发时，就已自认为“一辈子是故宫人”了。1944年，庄尚严护送文物从安顺华严洞到巴县飞仙岩。由于战时薪水停发，庄尚严一家护送途中，时有风餐露宿。“当时的‘飞仙岩’，原是巴县深山里的一条石油沟，只通一条石子路，山里还有老虎出没，这是我童年的恐怖记忆。”庄灵打趣说，“现在回忆起来，却是一段好时光。后来，父亲把石油沟里藏文物的地方，命名为‘飞仙岩’，旁边的小河命名为‘虎溪’。”

    　庄尚严后来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直到1969年退休，为故宫工作了45年。“后人有人送他一方图章，上面刻着‘老庄老运好’。‘庄’是‘装’箱的谐音，‘运’是运气的‘运’又是运输的‘运’，父亲爱不释手。”庄灵告诉记者，晚年时，庄尚严还自称“守藏吏”。“父亲一直告诉我，他1924年‘入宫’，当的不是皇帝，是维护国之重器的老工人。上一辈故宫人能为文物，做到无怨无悔，是今天最令后辈佩服的地方。”

    　“有一句话说‘国家灭亡以后，有复国之日；中华文化一断，永无补救之举。’”在章剑华看来，这场文物“南迁”承载了太多厚重的东西，“故宫文物承载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飞驰的列车、远航的江轮和翻山越岭的汽车，承载了故宫的万箱国宝，故宫人则承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但欧阳定武在面对记者时却一再强调，文物“南迁”奇迹，是一场举国合力。

    　“它绝对不是一个博物院院长、几个知识分子就能做到的，那个时候，有军队护卫、有人民支持。”他告诉记者，文物运出北平时，每节车厢都有军警；火车经过的每个分段，地方都会派出军力；一些路段还设有骑兵，沿路跟着火车跑。

    　“到了乐山，存放文物需要占用人家的祠堂，几个村子的族人没有二话。”他说，“包括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招募工人、找船，谈价这类事，很多地方百姓都会包下来，他们也觉得这是责任。”

    　故宫人的功勋没有被忘记。1946年，由于护持故宫文物有功，欧阳道达获得了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在北平故宫博物院里，获此勋章的只有两人。另一人是那志良。

    　最后，当记者在景山前街15号昏暗的阁楼里，向欧阳定武问起他父亲那枚传奇的勋章时，老人一边将鼠标滑向电脑上父亲的老照片，一边低声回答：“那个勋章，父亲有生之年从没对家里人提起过一个字。我是看了那志良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才知道父亲原来获过勋章，那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