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南宋官窑博物馆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将报请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对央视提出疑问的“长沙窑人物贴塑大执壶”、“磁州窑白地黑花鼓”(上图)以及一起征集的其他文物进行再次鉴定。

　　8月21日，南宋官窑博物馆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将报请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对央视提出疑问的“长沙窑人物贴塑大执壶”、“磁州窑白地黑花鼓”(上图)以及一起征集的其他文物进行再次鉴定。

　　深圳商报记者王 宇 一把唐代长沙窑的大执壶，端然安坐在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2号馆的展位上。这件器物，曾被博物馆方面视为长沙窑之中的壶王，视为馆藏珍品。今日，它再难傲视群雄般地安坐，因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静荣的质疑在先，央视新闻频道专题片《壶王真相调查》归纳在后，都已不看好该壶的真实，更遑论其“王冠”的斤两？

　　舆情即将沸沸之际，言论开始咻咻之时，古陶瓷收藏家、研究学者阎焰先生，请他就壶王的真假问题说开去，终要论及博物馆入藏文物的审鉴、定夺诸问题。

　　运河里挖不出“壶王”

　　阎焰说，以前曾在杭州的南宋官窑博物馆考察过，坦率地说，当时参观就感觉展厅里部分展陈器物的年代判定有瑕疵，其中长沙窑贴花大执壶，从造型、釉水、纹饰处理观和其本应有的年代风格确有矛盾，这件被称作“壶王”的长沙窑大执壶”以及媒体报道中提到的“宋磁州窑白地黑花腰鼓”都有一定问题，当时没有提出异议和深究，因当时以为是私人收藏品借展，不必刻意褒贬或张扬。现在透过新闻报道得知这些展品为博物馆征集入藏的公立博物馆馆藏器，“壶王”等又被媒体曝光，形成了社会舆论的负面影响，所以就此公开地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依照捐赠者丁仰振的说法，“壶王“等数百件捐赠品(因政府提供了千万计的奖励，这已经属于社会征集了)出自古运河。我认为，古运河里所出的长沙窑包括其他类陶瓷器皿，历经上千年的土压、沉埋、水蚀等等地下变迁，真正能保存得器型完整、且釉水鲜亮的可能性非常低；如果在运河一线出土那么多唐代长沙窑及其他陶瓷器，它们的器型又如此完整，釉色美丽，这本身就不符合逻辑，运河里很难出得来这样的“壶王”和成批的完整器物。

　　阎焰说，“我同意故宫杨静荣先生的看法，这件所谓的‘壶王’，不符合器物的工学原理，即壶把明显无法承受壶内盛满液体后的重量。大家应该有这样的认识，一件精美的古代陶瓷，现代看是件文物，但回到古代它就是一件实用品，实用品就必须实用，如果连壶柄都不能承受盛满液体的壶重，那么这样的壶肯定是废物，是不能进窑烧造的。当时的人不会仅仅为了没有任何实用价值而烧一件所谓的工艺品。”

　　媒体后续报道还有另一个细节，依据收藏者、后来成为捐赠者的丁仰振自述，“壶王”不止一件，另外保存的和此大小相同、造型一致，丁仰振就把品相好些的那件自己留着，而把差些的这件捐给了南宋官窑博物馆。而依据现有的陶瓷馆藏材料、考古情况来考察，早期陶瓷制品中，因工艺处理及保存状态、烧窑环境，完全相同的器物就非常少见，尤其是这么大体量的所谓“壶王”，成组成对在运河里同时被发现，无异天方夜谭！因而壶王的真伪问题已经让人一目了然。

　　板子该打在谁的屁股上

　　阎焰认为，不能因为媒体的强势报道，就把板子都打在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屁股上。这家博物馆是以原址保护南宋官窑遗迹设立的，南宋官窑器物及遗迹是其最大收藏特色，超出地域外的收藏确实可能出现瑕疵。比如，此博物馆里的学者不一定都是陶瓷方面的专家，即便有陶瓷方面的专家，他也不一定完全通晓古代陶瓷的南北差异。“唐宋元明清，南北几万里。这些不同时代的陶瓷艺术风格和烧造工艺何其繁杂，这些问题对区域性博物馆算不算深奥呢？我看，算。所以南宋官窑博物馆馆长讲到了借助外力鉴定。但就今天的事态发展，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失察之责确实无可推卸。”

　　当有人要捐赠了，尤其是大批量的捐赠，这样的区域博物馆只好借助外力，也就是媒体调查所谓“为谨慎起见，博物馆方面邀请了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伯谦、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小琦和扬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朱戢四位专家，对这批文物进行鉴定”。这在链接和后续的环节上难免不出问题。

　　阎焰分析说，“我们再看一看这位收藏家，他是位陶瓷爱好者，可以称为陶瓷收藏者，他不是古陶瓷方面的专业研究人士，他得来的信息，有相当部分是从卖货人那里得来的，并且其本人在电视新闻采访中已经坦诚其藏品有百分之六十都是有疑问的。这就出现了博物馆的信息筛选问题了。倘若收藏者过于听信卖货人传达的信息，博物馆自身的信息筛选又做得不够好，所借助的外力又不能完全承担自己的职责，三种以上的诱因组合到一起，‘壶王’的闹剧就上演了，这也使全社会得出了这样一个共识——博物馆把不当的器物放进了不该放进的展柜里。”

　　质疑也要有的放矢

　　“真假曹操墓”、“故宫文物破损”等事情出现之后，社会上对于国藏文物的关注度逐步升温，其中有不少质疑声。结合此次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壶王案”，阎焰想替文博单位说一句话，“博物馆里多数文物还是靠得住的，此次长沙窑‘壶王’的出现，就进而担心其他博物馆众多文物的真伪问题。人们提出质疑不是什么坏事，但不可以漫无边际地质疑，就好像不可以用游泳的竞赛规则来谈论跑步；不能用切菜刀完成针灸治疗。例如，展览橱窗中的东西干净、漂亮，便有人大肆质疑其为‘新东西’，其实古代留存到今日的器物不一定都是丑、陋、黑，实际上不少器物光亮如新，这跟器物的材质、制造工艺、埋藏及保存状况等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再如陶瓷的真伪，提出质疑时，首先要对历史环境、时代背景、工艺状况、美学构造、窑业技术等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发现不相合之处，才可以质疑，而且这种质疑一定要有的放矢。”

　　对捐赠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在谈到文物捐赠现状时，阎焰深有感触，他说，“在收藏热潮此起彼伏的当今，一件精美的古代陶瓷制品，数年之间以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甚至千万元的梯级增幅递进。专业素养比较好的收藏家，在花费巨大金钱和心血的状态下完成自己的收藏积累之后，要其无条件地把藏品捐赠给博物馆，是件很难的事情，像张伯驹、商承祚、叶恭绰等藏家的大手笔捐赠当下已经很难见到。所以，当有人想把数百件‘宝贝’捐赠给博物馆，博物馆方面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一定要筛选信息，严格把关，因为这样‘好事’是如此突兀、如此诡谲，难以置信。今天的商业市场过于喧闹，文物艺术品早已和巨大的金钱利益挂钩，真文物价超黄金，假文物遍地俯拾，社会民众狂热关注，所以文物真假的命题还会不停的上演。”

　　阎焰认为，长远地说，怎样找到好办法，将留存在私人手里的珍贵文物收藏最终回馈社会，是一个不大容易处理的事情，也是一个新的带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文化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