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耀州窑陶瓷文献中，有一则来自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二载：“遂宁出罗，谓之越罗，亦似会稽尼罗而过之。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这条文献既肯定了耀州窑青瓷釉色与越窑秘色青瓷有类似之处，耀州青瓷甚至被宋代人直呼为“越器”，但陆游又说耀瓷质量“极粗朴不佳”，唯有食肆酒楼以其耐用而多采用。这条记述常使阅读者感到迷惑不解，陆游笔下的耀州青瓷既然具备胎釉上的优点，并且被民间广泛采用，何以又称其品质极其不佳？

金代·耀州窑青釉刻花莲纹盘

南宋·重庆涂山窑仿烧的耀州窑风格青瓷印花碗

　　通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铜川耀州窑址发掘，结合近年不断发现的金代耀州瓷窖藏，都显示金代初期到中期的耀州青瓷质量仍属上乘，并且还创烧出月白釉瓷器，以今人的眼光看，大量的出土实物显示陆游生活的时代耀州窑青瓷并未衰败，与同时期全国各地窑口加以质量比较，陆游对耀州青瓷的评价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通过对新面世文献和实物的比较，笔者对陆游的记述又有了一种新的看法。

　　《老学庵笔记》为陆游晚年所著，陆游出生于1125年10月，虽然出生于北宋末年，实际生长在南宋，他在1170年曾任夔州通判（今四川奉节），乾道八年离夔州抵汉中在四川宣抚使司王炎幕下任职，同年十一月任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后又在蜀州、嘉州、荣州任职，至淳熙五年（1178年）方离蜀东归，陆游在四川任职近十年，因此他在介绍遂宁出罗名为越罗的同时，提到耀瓷也被称作“越器”，遂宁指宋代遂宁府（今四川遂宁县）。

　　在陕西关中通往陕南和四川的沿途曾多次出土宋金耀州窑瓷器，如1959年蓝田县城关镇南寨出土金元时期瓷器窖藏，出土有耀州窑月白釉方炉、贴夔纹三足炉等，丹凤博物馆陈列展现有北宋耀州窑刻花青瓷执壶照片及明代白釉高足碗实物，宝成铁路沿线的凤县双石铺、凤州等地出土的一些青瓷从纹饰和造型可判定为宋金耀瓷，陕西略阳县出土宋瓷窖藏中三足炉3件墨书有南宋“嘉泰四年七月”（1204年）年号，1984年四川荣昌县曾出土窖藏瓷器145件，其中耀瓷66件，基本被定为金代产品，荣昌窖藏出土的金代刻花水波游鸭青瓷碗质量仍属上乘。

　　川陕沿途宋金耀瓷多次出土，说明宋金时期耀瓷存在着输入四川的通道。陕西在金代初期曾归属南宋管辖，在金国彻底占据陕西后，金与南宋仍保持有商业贸易，耀瓷可沿丹江输入陕南，经广元运至成都；亦可沿嘉陵江输入四川并运至重庆一带。馆藏文物、考古发掘品与《老学庵笔记》相结合，说明陆游在四川（或陕南）具备亲眼见过耀州青瓷的条件。

　　近期四川的陶瓷研究者向笔者提供了一批南宋重庆涂山窑仿烧的耀州窑风格青瓷印花碗图片，这些南宋四川涂山窑印花青瓷碗在造型、纹样、印花工艺等方面明显借鉴或模仿了金代耀州窑的印花青瓷，另外四川还保留有一些带有耀州窑风格的南宋浅刻印花牡丹纹、菊纹碗盆等，釉色明显比黄堡产品发褐、发灰，刻花也比较粗糙，四川的陶瓷研究者将其归类为邛窑、巴县梓桐乡清溪窑的产品。

　　在宁波、扬州等地虽曾出土北宋耀瓷残件，但笔者从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获悉，杭州出土宋金耀瓷的残件较少，另外笔者在河南商丘豫东陶瓷博物馆看到永城一带隋唐大运河古道沉船中出土的耀州窑系宋金青瓷多数为河南新安、临汝、宜阳等窑口烧造，而少见黄堡耀州窑中心窑场的产品，这些河南窑口烧造的耀州窑风格青瓷多为印花而少见刻花产品，虽然有些釉色较好，与黄堡耀瓷类似，但底足挖足和粘砂垫烧手法明显较黄堡耀州窑粗糙。这些都说明耀瓷输送至南方的高潮时期是在北宋中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