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作为公共事业，文物鉴定绝不是小圈子里部分专家的“儿戏”，而应当是面向大众的一项“工程”。要有开放的态度和视野，才能吸取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
夏末的一个午后，位于杭州南复路上的浙江南宋官窑博物馆里人影寥寥。偌大的馆区由遗址馆、主题馆、体验馆等组成。而就在历代精品馆中，原本就不多的参观者，几乎都集中在位于出口处附近的一件长沙窑大执壶展柜面前指指点点：“喏，这就是中央台质疑的假货。”
一直以来，这件号称精品的大执壶始终在该馆最亮堂的单独展柜中，拥有一派“镇馆之宝”的气势。然而不久前，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专题片《壶王真相调查》中，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杨静荣却公开质疑这把长沙窑大执壶为赝品。从故宫博物院的“十重门”，到如今的“赝品门”，无论专家还是大众，忽然对我国博物馆藏文物均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一时间，“壶王”身世成谜。尽管如此，在数次与杭州文博方面的专家、领导，以及南宋官窑博物馆馆方的接触中，记者感受最深的却是一派“淡定”，从相关领导的“这事还不需要我出面”，到馆方始终坚持的“壶王”不下架，外界的轩然大波仿佛在官窑博物馆内波澜不惊，倍觉诡异。
鉴定存疑
长沙窑大执壶究竟是的的确确“根正苗红”的唐代壶王，还是以假乱真的“糊王”？首先还要先从长沙窑大执壶的入馆追溯起。
6年前，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向社会征集藏品，安徽淮北的收藏爱好者丁仰振闻讯，立即捐赠了近千件私人藏品。当时博物馆邀请了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伯谦、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小琦和扬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朱戢四位专家，对这批文物一一过手鉴定，每位专家对这些文物都有一票否决权。最后，通过专家的审定，共有600多件文物入选，其中就有这把长沙窑大执壶。
根据南宋官窑博物馆出示的鉴定书，记者了解到，当时这些藏品都一致通过了鉴定，专家还建议馆方将“长沙窑大执壶”向国家文物部门推荐为一级文物。然而，馆方出示的鉴定书上却有令人颇感匪夷所思的一点：鉴定书的签字日期居然是2007年3月，而不是实际鉴定时间的2005年，而且鉴定书上只有三位专家的签名，冯小琦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对此，南宋官窑博物馆馆长邓禾颖的解释是：“2005年博物馆完成全部文物征集时并没有专家的鉴定报告书，而2007年的完成鉴定书也只是将鉴定过程补充得更加完善。”似乎多一人少一人根本无所谓。冯小琦对此则表示当时去鉴定时只是目测一下，之后也没有人来要求过她签名。
而当时的另一位鉴定专家——扬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现任扬州市佛教博物馆馆长的朱戢面对质疑，坦陈他对当时的另一件藏品磁州窑白地黑花鼓确有不同看法，认为磁州窑，应该找最为专业的河南或者河北的同志来看，他本人只能判断是金代磁州窑系，但具体是哪个窑口生产的，却并没有把握，在画工和做工方面，也不太精细。
此语一出，馆方所称的专家对每一件藏品意见都高度一致的说法又被外界所质疑。那次鉴定会的组织者是原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馆长张振常，记者从他那里了解到，原来所谓的专家审核之前，对于这批来自淮北的藏品曾经还有过一次鉴定。这第一次鉴定发生在2004年，当时馆方邀请的五位专家（名字不详）对其中的140余件进行了初步鉴定，结果是较为肯定的。次年，馆方又邀请冯小琦等四位专家对剩余的400余件一一上手鉴定。2005年，杭州市政府对捐赠者丁仰振给予了1500万元的奖励，同时也是对这批文物的肯定。
如此“幸运”
在淮北，丁仰振专门收藏运河出土的瓷器，十几年来早就远近驰名。在他家中，到处堆积着瓷器残片和完整的瓷器。虽然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收集运河出土的文物。但因为来者不拒，仍是收了很多假货。“收了有10年，回头一看，60%是假的”，坦诚的丁仰振对此并不否认，但是他始终相信壶王是绝对的真品。据悉，丁仰振并非第一次捐赠。位于其家乡的淮北市博物馆，也是靠丁仰振捐赠的数千件文物而建立的。2008年，丁仰振还被国家文物局授予“薪火传人”——首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正是这位丁仰振，坦陈这批捐赠文物并非出土，而是他从老百姓手上收过来的。卖方告诉他这是从运河中所挖掘出来的。对此，他深信不疑。而和丁仰振非常熟悉、同时也对这批来自安徽淮北的藏品非常了解的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古陶瓷专家李广宁先生则认为丁仰振只是一个企业家，一个文物收藏爱好者，被古董贩子欺骗也是很正常的。
对于长沙窑壶王，李广宁就觉得鉴定的专家未必权威，未必都擅长于磁州窑类的鉴定。“比如张浦生先生，鉴定元明青花那绝对是非常权威的。但是鉴定这些高古的东西，我们不能讲张先生没看过长沙窑，但是至少不是像他鉴定青花那么最拿手。”术业有专攻，或许再资深的学界元老也会有些微的走眼。“此外，国家在运河挖掘了很多地方，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这么完整的东西。”作为长期从事安徽古运河挖掘工作的研究员，李广宁不怎么相信体积如此之大的壶真能在唐代并不先进的官窑工艺中被制造出来，又那么巧在运河中被完好地挖掘出来。
然而，据丁仰振介绍，他所捐出的这件长沙窑壶王并非无双绝品，在他家中就还有一个同样的壶王，而且品相更好。“在南宋官窑博物馆里展出的壶王其实釉色上比我手上的这件要差，除此之外，其他的一模一样。”此外，还有半个类似壶王的碎片。这个消息无疑一石激起千层浪。要么丁仰振被“坑惨了”，如果是他的“幸运”，需要有三个条件：
一， 概率极小地一连获得两件半绝世仅有的珍品。
二， 它们都平静地躺在同一条运河里，并被当地人顺利挖起。
三， 数百年来，躺在河底的陶壶虽经急流冲刷、航船行驶，这两件硕大的陶壶而没有丝毫损伤。
丁仰振坦言，当时经过再三考虑，他捐出了两件中品相较差的大壶，另一件则无法割舍。对于这个自己手上更为精致的长沙窑大壶，丁仰振更是自信十足，甚至透露出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几年前，他听了一位专家的建议，将自己手上的壶王带到北京的一家鉴定机构做了现代科学鉴定，但给出的结论居然是二三百年内的制品！这显然和他的预想相差太远，他很不满意这个结果，甚至对于现代科学鉴定的结论嗤之以鼻。他的理由很简单——运河里只可能出土现代的东西或是唐宋的古物，根本不可能有中间年代的产物。所以，在捐赠之时，他也未将这段经历告知南宋官窑博物馆与那四位参与鉴定的专家。
真真假假
且不论丁仰振的执著与自信对还是不对。在央视的采访中，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静荣对于这个“壶王”的出身，始终坚持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仿品。其依据有二：首先，他没有见到窑址里出土过类似器物，这一点和李广宁先生的意见类似，这么大的执壶在目前发现的实属首例。其次，从实用功能来讲，如此尺寸的执壶在当时只可能用来装酒或者盛水，但装满液体之后，若是要用手抓起该壶，壶把却明显承受不了这样的重量，可见整个壶的设计比例也有问题。此外，另有专家指出该执壶的口形太小，和整个造型不符。釉面贴花图形的比例失调，与之前出土的长沙窑瓷器特征明显不符，也存在着疑问。
在文博界，很少有专家像杨先生这样公开质疑别的专家已经鉴定无误的藏品。随着社会关注度的急剧升温，越来越多的专家介入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壶王”还是“糊王”？变得扑朔迷离，越来越难一锤定音。
当时参与鉴定的专家朱戢虽然曾怀疑过磁州窑白地黑花鼓，但到目前为止，他始终认为长沙窑大执壶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体型硕大、造型精美，是一件长沙窑的代表作。”无独有偶，沪上知名的古陶瓷收藏鉴定家程庸先生也觉得这件壶王是真品的可能性更大，对于杨静荣提出的几点质疑，他表示根据不足。
据程庸介绍，长沙窑窑址在长沙郊区铜官镇，而通常这些窑址经常会有文物出土，一个异地的专家通常也难能见到本地的所有出土器物。其次，还有大量的盗墓文物出土，流散在民间。“在过去几十年里，盗墓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甚至20年前有这么一句俗语叫：‘要想富，先挖墓，一挖便成万元户。’市面上少见的器物造型也是难以尽数的。”可以说，没有见过的，未必就一定是仿品或赝品。对此，朱戢也认为，不能因之前没有见过就否定这种器物的存在。扬州博物馆就藏有一件长沙窑罐，体形大小与“长沙窑大执壶”相似，出土前也从未见过类似的。后来该罐被定为国宝级文物。所以说因罕见的尺寸就质疑为仿品，这一说法完全是没有什么依据的。
对于壶把是否能承重，程庸认为，从实用价值来看，体型如此之大的长沙壶提拿时绝对不可能用一只手来完成。“我家里也有一把类似的长沙壶，20厘米高，直径15厘米，没有‘壶王’这么大。如果盛满了，在提起壶的时候，还是要用手托一下壶底的，这很正常。就像我们平时提重物时，另一只手往往要帮忙托一下，是一个道理。”此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唐代的长沙窑器物主要用来出口西域，而不是在普通生活中使用。“要经过丝绸之路到达波斯、大食等西域各国，壶面上的图案自然更趋近于异域风情，因此釉面造型上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朱戢也提到，若是去往阿拉伯地区，执壶的使用方法多数是捧在手上或者顶在头上，绝对不可能是抓着壶把。
像壶王这么大的大执壶的制作工艺更是达到了唐代陶器烧制中的巅峰，一定是要对外展示其所能达到的高度和唐朝的繁华程度的，因此该壶的纪念意义应该远远大于实用价值，这也就解释了壶的口形和壶柄造型并不如一般的实用壶。程庸分析道：“试问这么大，从中土进口来的壶，在西域又怎么可能用来做日常容器使用？作为一种陈设倒更加合适。”
与程庸观点向左，另外一位民间专家对记者说：在气象宏阔的唐朝，没有必要通过这样一件超级大壶来展现盛唐气象。民间日用器物，最大的原则是称手，使用方便。如果是明器，比如唐三彩的马、骆驼、武士等，做得高大些，用于镇墓，这是合理的。执壶没必要承担这样的文化使命。
复杂的鉴定
专家的话孰是孰非？各执一词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在这样的风口浪尖，南宋官窑博物馆特别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将会在适当的时间，再度邀请专家，对这600余件展品进行重新鉴定与核实。理不够，专家凑。而事实上，所谓的“专家鉴定”，原本就从来没有绝对准确的时候。
自古以来，由于保存条件、记录手段的限制，对于古物的鉴定，始终依靠肉眼判断。从宋徽宗对唐代书画的鉴藏，到明朝董其昌根据古籍而将过眼书画乱定名字，直至近代庞莱臣、吴湖帆、张大千、徐悲鸿等收藏大家的绝世珍藏，无不是依靠肉眼来完成。既然是主观判断，就难免发生失误。例如大画家黄宾虹为故宫鉴定藏画，竟然将大量宋元古画定为赝品，理由简单而武断——“宋元至今几百年，这些古画怎么会保存得那么新？”
类似这样的“公案”难以计数。即使如国内最顶级的专家如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等，在当年巡回鉴定全国书画收藏时，也常常产生巨大的分歧。对此，他们采取的办法是“立案存疑”，即：除了一致认可的最精的一级文物之外，对于各执一词的存疑作品，一律不“一锤定音”，更不一棍子打死，而是作为后人研究的参考资料，将各自所持的观点如实记录，有待日后鉴定系统相对完善时再作讨论。
当然，这毕竟是鉴定国家收藏的办法，一旦与经济利益挂钩，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1957年，谢稚柳见到北宋王诜《烟江叠嶂图》真迹，建议上海市文管会收藏下来。谁知文管会鉴定后，一致认为不是真迹。谢稚柳怕在众人认假的情况下，此画有遭流失或毁灭的可能，于是自己出资一千八百元买下。谁知此事在“四清”运动中被认为投机，最终画被没收。直至谢稚柳晚年，此画最终才以国宝文物的身份，由谢稚柳陈佩秋夫妇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无独有偶，在谢稚柳晚年，因为一件张大千《仿石溪山水》的画，更引起南北鉴定权威的一桩大公案。当时，浙江一家公司以110万元的高价拍下此画，谁知鉴定家徐邦达却认定此为摹本，真迹在台湾。而拍卖公司则出具了谢稚柳的亲笔鉴定为真迹的证书，以谢稚柳与张大千的关系，自然是有权威性的。于是，两大泰斗各执一词，最终越闹越大。谢稚柳去世后，此事闹到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邀请启功在内的十几位专家在北京重新鉴定，仍认定为假画。陈佩秋不服，亲自上访，一番辩论之后，法官也不得不感慨：“没想到鉴定那么复杂呀！”
再如近年来柳和清藏林风眠画，那么多世人从没见过的大师盛年时期的探索之作是真是假，同样引起不小的争议。而其矛盾的根源，恰在于林风眠作品面对市场居高不下的价格。有着市场、价值、背景等诸多因素，鉴定不再是一件纯学术行为，因而变得越来越复杂，牵涉的层面也越来越多。
即使如最一流的权威都会有如此大的分歧或者是看走眼的时候，何况今天区区一个长沙窑呢？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该相信哪一位专家的话？在如此浮躁喧嚣的社会环境与压力底下，无论哪一方，其所得出的结论又是否真正客观、公正、可信？
上海另一位古陶瓷收藏鉴赏家梁志伟就对记者表示：单从所谓“壶王”的鉴定证书上看，已经签了字的几位，可能在明清官窑方面是权威，但他们未必是鉴定长沙窑的专家。而冯小琦是长沙窑的专家，她没有签字的话，这份证书就不够权威了。“另外，我觉得中国每个朝代每个窑口的器物，有传承，但更有差异，光靠专家不行，最好还得请民间的长沙窑专家来看一眼。”事实证明，在许多非官窑器物的鉴定上，民间高手在市场里滚打摸爬，眼光更尖，感觉更准。他还告诉记者，上周六上海就有数位古陶瓷收藏家去杭州近距离观察壶王，回来的评价是：“太假了。”
无偿捐赠？
若没有高达1500万元的奖励金额，关于长沙窑执壶的真假与否，或许也没有那么多人会感兴趣。这也就是第二个问题根源所在——无偿捐赠又怎会有奖励？
似乎绝大部分人并不了解，所谓的“无偿捐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章第十二条，其实或多或少还是可以得到一些精神上或者物质上的补偿和奖励的。
细数多年来曾将个人收藏精品捐赠国家的知名收藏家，如吴湖帆、潘达于、朱家溍、程十发等人，或多或少都曾得到过一些奖励。或帮忙解决住房问题，或给予一笔奖励金，或在生活上予以照顾等等。即使如大收藏家王世襄，也是通过以仅及藏品市价十分之一的低价卖给了香港某收藏家（但规定必须一件不留）来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方式，将自己一生收藏的百余件明清家具都捐给了国家。而王世襄所获得的“收购价”，恰好够他从当年即将拆迁的芳嘉园老宅搬出，在北京购买一套新房入住。
对于浙江南宋官窑博物馆的这一批藏品，捐赠者丁仰振获得了政府所给予的1500万人民币的奖励，这不算一笔小数目。如果这批馆藏都是真品，那价值远远超过这个金额，单单一件宋官窑产品，就会超过这个价。但反过来想，倘若这批捐赠品中的确存在不少赝品，那丢脸的，恐怕就不光是捐赠者一人而已了。
对于博物馆来说，要丰富馆藏藏品，除了考古部门移交和爱心人士捐赠外，深入社会广泛征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而藏品的真伪问题也成为征集工作的难点所在，丝毫马虎不得。同时，博物馆作为公共事业，文物鉴定绝不是小圈子里部分专家的“儿戏”，而应当是面向大众的一项“工程”。要有开放的态度和视野，才能吸取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在这一点上，国外许多公立博物馆所采取的无偿捐赠的接收方式来搁置鉴定争议，无疑是一个可借鉴的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