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景德镇的千年制瓷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时代的大师的名字和作品，但我们看不到有成气候的瓷商青史流名。这座在中国最早产生产业工人的城市，却最终没能成为中国最成熟的商埠。
拿什么填满空空的“帝国大厦”
我到金华采访，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城市，在浙江并不算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地界，但那里一些空间的富丽堂皇程度，还是让我这样一个自觉是见过世面的人吃惊与局促。这些空间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一些先富起来好多年的金华人，其豪宅的奢华程度，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无法想象的。
这些空间中，陶瓷的使用是广泛的。
不管是什么性质的大厦，对建筑陶瓷和卫浴陶瓷的需求不仅首要，而且大量。
仅此一点，似乎就已经很能说明佛山缘何要比其他陶瓷产区蓬勃兴旺许多。记得很多年前（上世纪90年代初吧），我第一次到佛山时，就是奔它的陶瓷去的—我当时的一位朋友，在广州搞了一个酒吧，他在佛山一家作坊里订制了一批瓷器，有器皿，但更多的是一些装饰品，类似在盘子上画一骷髅这样的自以为现代派。
我随他去佛山取货，对佛山的印象后来才知仅仅是石湾一隅。
那时候的佛山，建筑陶瓷牌子叫得最响的是一只“雕”，现在火爆的那些品牌应该还都在酝酿中，或者它们的主人那会儿还在替别人打工。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其实那时正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前夜，今日日渐庞大的经济帝国，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撕开它全部的雄心，现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和造城运动，在当时还仅仅处在春江水暖的状态……
处在珠三角核心区域的佛山，就是那只先知的鸭。
在中国经济的版图上，上世纪的最后10年应该是一条再清晰不过的分水岭。那10年对于景德镇而言也是非常关键的，陶瓷业的国退民进宣告了计划经济的彻底瓦解与终结，景德镇的生产模式重新回归家庭作坊，曾经风光无限的“三角”牌瓷砖死于华年—最根本的症结是，景德镇把陶瓷的生产技术、人才储备和文化辐射力仅仅视为可输出的资源，而佛山却把这些统统打包成了吸金的资本。
这是中国经济发达区域与经济欠发达区域最不可救药的区别。
大局既然已定，方寸就不应该大乱。
“帝国大厦”到处耸立，走进里面你不可能空空如也。金华有家餐厅，巨大到所有的服务生必须成为轮滑小子才能上岗，这个空间的主要填充物是植物，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那些丛生的葱茏，那家餐厅会不堪到怎样的程度。我在北京见过这么一出，光华路上的一栋写字楼尽管装修一新，但到底还是因为不仅空无一人、而且空无一物而萧条毕露……
现代家装设计中，最流行的理念是作减法。
在金华我曾经见过一位老板，逾百平方米的办公室其实只有一张长案和数把靠椅，但那张长案因为是从老油坊里卸下的油槽，而立刻化腐朽为神奇。尤其奇妙的是，办公室一点空荡荡的感觉都没有，我们最后只能将这一现象归因为文化的氤氲，如同平面设计中大幅的留白，如同一片素瓷上的一点釉里红，如同国家大剧院里郎朗形只影单的独奏……
减法不等于没有，关键是要减到有。
很多建筑陶瓷或者卫浴陶瓷都搞了自己的“生活体验馆”，如果这个体验馆仅仅是一水的产品敷陈，估计来体验的人不会再来第二次。现在的销售手法都很精工，懂得在大面积的产品陈列的同时，点缀式地摆放一两件道具，比如一只开着碗莲的碗、斜插芦花的瓶和三尾金鱼的盆，如此艺术，无生命的产品变得灵动不说，阔大的空间也相应有料。
如果说佛山完成了“帝国大厦”的初建，景德镇就应该接茬进行它的内部装点。而历史留给景德镇的机会，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营销专家(查看营销专家博客)和社会学家希望解答这样一个课题：在经济处在蓬勃发展期或者处在危机中时，人们的消费习惯有着怎样的不同，或者改变。想象的理论是处在上升期的人们消费欲望应该随之高涨，反之则亦然。
现实的故事总有逾越理论的时候，起码艺术品—或者说非实用性商品—的销售并不随经济的波动而波动。
2008年年底，英国一家夫妻档的陶瓷公司年终扎账，发现当年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了750万英镑，净利润率为5%左右。接下来的日子里，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金融危机来了，许多消费型企业都开始感受到了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全面影响，但他们的厂却依然红火，销售额与利润率以倍数成长。
他们的诀窍是什么？
设计的随意与制作的手工化。
这对夫妻中的丈夫是一位非常有灵性的设计师，他以首席设计师的身份加入妻子的公司，很快，这位称职的丈夫兼设计师将产品定调为风格简洁而随意。消费者当时正开始偏爱于这种风格，而非正式的全套餐具。而制造正式的全套餐具，正是韦奇伍德和皇家道尔顿等著名老牌企业的长项。
“在金融市场了无生气时，有这些东西在身边让人感到安心。”
当地媒体这样评论他们的产品。那是一些什么样的产品呢？斑点杯子、奶牛状奶壶和写着“烤面包和果酱”等短语的盘子，并且强调本土生产，让消费者在经济萧条的时代里产生些许的欣慰。
另一条秘籍是手工制作。
热烈追捧他们产品的报纸报道说：只有自信得近乎天真的夫妇才会设想，他们能在英格兰手工制造家用餐具，还可以获利—奇怪的是，尽管规模不大，他们却成功了。或许，作为外来者，对自动化和外包等既定事实持怀疑态度，会有助于成功。
这对英国夫妻的故事应该让我们有所启示。
经济学中有一著名的“狄德罗效应”，也叫“配套经济学”。有人送狄德罗一件精美的睡袍，他很快发现自己陈旧的拖鞋严重地不配这件睡袍，于是他更新了自己的拖鞋；这时他注意到，华美的拖鞋踩在破损的地毯上是多么的暴殄天物，于是地毯的更新又成为迫在眉睫……随后需要更新的是家具、墙纸和窗帘，最后直至住房。
中国经济的高速运转，带来的城市化进程是有目共睹的，当外在的壳完成它的建设时，内在的核，就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配套与必须。
这时候，景德镇在哪里呢？
南锣鼓巷里的景德镇
初到北京的某个晚上，我被刚认识的同事拉到南锣鼓巷喝茶。
想起有一年，我到中戏的小剧场看话剧《死无葬身之地》，萨特的本子。我拿着票，在胡同里转悠得没了方向，差点误了看戏。我当时还埋怨：怎么这么个破地方—现在，这个当年的“破地方”，盛名已经与三里屯、后海平齐，一些文化业主们“旧瓶装新酒”，生生把曾经不堪的“四合院”激活成一个时尚高地，就像上海的新天地、田子坊。
那晚，在南锣鼓巷，我邂逅了熟悉的景德镇。
隅居在此的“书·茶”实在不像一个对外营业的场所。
这处它的主人据说耗资1200万才盘下的院落，其实是前后两栋二层小楼，中间空出一50平米左右的内院，建筑的外部结构和内部格局其实都非常不北京，却类似日本，尤其它临街的门脸、店招和那道拉门，简直就是《艺伎回忆录》的布景。店内的空间也如东洋般局促，又到处都是书，所以进来两个人，屋子里立刻就显得满满当当。
就这样紧张的空间，主人还要放置景德镇的瓷器，而且都是大件。
在“书·茶”发现景德镇的瓷器，类似天上的繁星闪烁，我们首先注意的当然是书，然后是实木家具，接着我们注意到一丛丛的绿色植物，而盛放这些植物的，正是景德镇的青花水洗；接着我们发现，墙角一溜的青花釉里红罐，好像是盛茶叶或者别的什么食物；然后是茶具；然后是花插与摆饰；还有盥洗间的水盆与挂件……
陶瓷元素渐次呈现，几近主角，有那么一瞬间，我恍若身在景德镇。
有一次，我在莲社北路上闲逛，邂逅了一位从北京来的先生，他声称自己因为喜欢景德镇，所以索性在景德镇盘下了一爿店面，收点瓷器，摆一张茶几，隔段时间就来景德镇小憩几天，把盏品茶，很是快乐。
其实很多景德镇人都有类似双栖生活的体验。
我知道北京城里有不少景德镇人，其中不乏事业做得很大的，他们中的谁，会不会把景德镇的瓷茶人生移植到北京来呢？我坚持认为，类似南锣鼓巷这样的地界，特别能接景德镇的地气，雕塑瓷厂的乐天陶社与创意集市，与这里有着相同的风情。我因此认为“书·茶” 不会是景德镇惟一的场，应该还有别的类似的店面。
却到底没发现第二家。
景德镇的产品走出去了，但景德镇的人一直还在景德镇。
我说的是一种观念。
2004年８月，我到四川夹江采访时，当地官员曾谈到，夹江这个地方处在乐山大佛和峨嵋山这两处世界遗产之间，每天有大量的游客在两地穿梭，从夹江穿城而过，就是不下来“稍作停留”，这个名号为“西部瓷都”的地方其实主要生产建陶产品，当时不过是佛山陶瓷的一个战略转移承接地，这样的产品对于观光客而言是没有吸引力的，因为没有文化附着。
我记得那位官员话锋一转，说如果有景德镇的陶瓷大师到夹江落户的话，他们会非常欢迎，“就是设一个工作室在这儿也是非常好的”。
较之其他陶瓷产区，景德镇陶瓷一个最明显的优势，就是它有非常明显和浓厚的文化附着，最初级的开发也许就是成为各旅游景点的纪念品，但在观光旅游渐向度假旅游或者叫休闲旅游转变的趋势下，景德镇的陶瓷产品更大的作为，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范式。
我们进得家门，地面选择铺陈什么样的地面砖，墙面如何处理，选择什么牌子的卫生洁具，是“科勒”还是“TOTO”，屋内的陈设选择怎样的瓷器，缸用什么缸，盆用什么盆，刚从花店里购买的那束马蹄莲插进一个怎样的花瓶，从餐具在使用过程中叮当作响的碰撞声里，我们马上可以判断使用的是唐山的瓷还是景德镇的瓷……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甚至决定着你不同的阶级属性。
未来的所谓“文化创意产业”，说白了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出售。“新天地”是这样，“田子坊”是这样，“三里屯”、“后海”和“南锣鼓巷”还是这样。这些所谓的“时尚高地”，其实不过是一种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衍生物，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纠结缠绵，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往来无碍，农业文明的遗址上盛放数码时代的鲜花，很中国的空间里穿梭的却是很西方的向往。
这是一种典型的时代混搭。这时候，景德镇又在做些什么呢？
井底的景德镇和井外的世界
说实话，我在看了目前景德镇的种种陶瓷传媒后很失望，这里面不仅仅是专业不专业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内容与形式高度雷同的问题，而是在这个现象之下，普遍弥漫的自恋情结和普遍存在的自娱行为。
景德镇，你实在太自以为是了。
不是瓶子，就是瓷板；不是大师，就是高工……这似乎是景德镇所有陶瓷出版物的例牌与全部。我有朋友从北京来，专门奔千年瓷都的陶瓷来的，在莲社路上走了几间店，也收了几份杂志、报纸或者DM，花纸头一堆，一堆花纸头。那哥们儿也不是个有涵养的主儿，张嘴就伤人：景德镇就只剩这个？难怪会被摘牌！
2008年，马未都因为不识渣饼，而让景德镇人笑了个“花枝乱颤、一地烂红”。
如果聊别的话题，景德镇人可能还能听进一二，可如果谈陶瓷，景德镇人会毫不见外地将自己摆在一个施教者的位置，我认为这是长期处在中心地位的必然情结。2001年，我在写作《景德镇批判》时，曾以“独孤求败般的刚愎心态”来形容景德镇陶瓷文化中这种非常负面的东西。
我甚至认为，如果这些负面的东西不能得到有效清除，就会成为一种文化的终结者。
在《景德镇批判》一文中，我曾经以景德镇满大街的大花瓶为例来具象这座城市的陶瓷文化，它在集大成地再现景德镇人的聪明才智、最为辉煌地体现了景德镇瓷器发展的卓越成就的同时，也具象了景德镇某些负面的东西：
比如重制造轻销售的崇师风尚。
比如不计成本地追求极致。
还比如技术垄断带来的财富垄断……
在景德镇的千年制瓷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时代的大师的名字和作品，但我们看不到有成气候的瓷商青史流名。这座在中国最早产生产业工人的城市，却最终没能成为中国最成熟的商埠。
在世界吉尼斯纪录陶瓷篇中，景德镇完全有资格占据垄断，这些极大、极高、极薄、极细、极复杂的景德镇瓷器的确可以用鬼斧神工来形容，但每一件作品的背后都需要极其昂贵的成本支付，不说人工，仅就成品率极低一项就足以让其成本成倍上扬，在景德镇高档瓷的制作过程中，百里挑一已经不是一句夸大的形容词。
技术垄断意味着财富垄断，收入的两极分化程度因为以下两点因素而被人为放大：景德镇所处区域一直是中国最为富足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大量涌入的廉价劳动力有效地抑制了初级工人和艺人的收入上扬；产品的技术垄断和高成本投入，意味着产品在实现商品化的同时高附加值的形成……
在景德镇生活与工作过近三年后，我认为我当年的观察与判断依然是合适的，这座城市尽管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与进步，但一千年这个筐实在够大，因为文化沉淀而存在的负面因素，依然是景德镇一个不小的发展障碍。
我曾经说过：景德镇是座大师横行的城市。景德镇不仅有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同时也有省级甚至市级大师。这种对大师崇拜的文化背后，是景德镇陶瓷产业结构的单一，是产品销售方式的原始与粗放，是通路的逼仄和对市场需求的无视。
大师横行的结果，是景德镇放弃了日用瓷的生产，在陈设瓷上“一条道走到黑”。
最近几年，景德镇陈设瓷的行情一路看涨。表面上是因为国情变化使然，中国人开始有了艺术品收藏与投资的雅兴与闲钱；而更深层次的揭露，是景德镇陶瓷的阶级属性再次被激活，其产品离百姓的日常需要越来越远，以官本位为核心的官窑文化，直接把很多大师的作品拖入腐败的泥淖，沦为可耻的雅贿工具。
我们没理由不认为这是景德镇陶瓷产业的一种反动与退步。
1996年，当时的上海博物馆副馆长、著名陶瓷鉴赏家汪庆正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明末清初景德镇制瓷业的重大转折》的文章。 汪先生认为，在明万历三十五年 （1607）以前，景德镇瓷业生产一直是官窑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在此之后，民窑因为对欧洲市场出口的剧增和国内市场的扩大，逐渐成为景德镇陶瓷的主业。
也就是说，自那个时候起，景德镇的陶瓷产品就已经完成了它的民本转型。
这个时候的民窑陶瓷，以盘、碗等实用器为主。
检索中国陶瓷史我们能够发现，景德镇的瓷都形象在早年间其实是通过其日用瓷的生产与销售来扬名立万的。
从郑和舰队遗留在非洲大陆的残瓷碎片，到新近从大西洋底打捞出水的300年前的沉船货舱，我们都能看到景德镇日用瓷的温润光芒。如果用汪洋恣肆来形容景德镇瓷器当年独步中国乃至世界日用瓷市场的盛况，那么非常遗憾，今天的景德镇只能是涓涓细流。
有专家认为，景德镇的式微正是从其日用瓷市场份额的萎缩开始的。
这一判断能否成立对景德镇应该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2004年，“封都事件”搅了景德镇千年华诞的局，《瓷都晚报》的几位记者曾专门到潮州采访这位“僭越者”的陶瓷产业状况。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枫溪镇采访一位“调羹大王”，那人专做调羹，一面墙上琳琅满目挂着百余种款式的样品，据他自己说，他隔一段时间就会去趟日本，逛市场，购买每一款从前没见过的调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