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州当地有句出名的俗语，叫做“东山少爷，西关小姐”。说的是，东山向来是广州权势实力人士的世居地，出入东山多是官家子弟；西关是自古广州商业繁华区，出身富商之家的小姐们多数居住在那里。花园式洋房与西关大屋，用建筑的美学诠释着权力与财富、现代与传统，成为1930年代广州社会的缩影。
两大既富且贵的宝地出现，与广州开放的商业生态密不可分。
西关门外原是一片开阔的冲积平原，河网交织，分布着农田、村落，明末已经建有18个商业街坊，形成“十八甫商业区”。清代，西关大片民居兴起，尤其在西关一带设有专营对外贸易事宜的十三行商馆，居民由农村居民摇身一变，成为工商业户，繁华都市许多民俗应运而生，市井文化中产生了多才多艺的“西关小姐”。
而广州老城东门外，在明代多为山丘荒地及乡间道路，明末清初建有一批园林、寺庙，清代以后，商业区扩展至城东，清末，外国教会在此兴建礼拜堂、教会书局、学校，出现别具风格的城市面貌，宣统三年（1910年），广九铁路通车之后，外国人和本地富商在东山大建住宅，尤其至民国初年，部分华侨和军政官僚陆续兴建仿西洋别墅，“地价日增，屋宇日盛”，于是，出现了洋派头的“东山少爷”。
从十三行时期的“一口通商”，至鸦片战争后成为通商口岸，广州可谓是欧风美雨登陆中国的桥头堡，中西文化在此碰撞，塑造了一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性，“东山少爷，西关小姐”正是中西交汇大背景下的投影，而兼收并蓄、自由生长的精神特质，在粤商精神人格中亦有投射。
自由精神
在中国商帮中，粤商行事风格低调，但仍被认为是最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商业群体之一，其共性特征即为开放兼容、精明务实以及善于抢占先机。
历史上，广东一直是中国开放的“南窗口”，海纳百川成为粤地主要的文化特点。在长期的中外文化交汇、碰撞中，广东文化逐渐更新了自己精神特质，从而形成了“开放兼容”的形态。
广州荔湾区华林寺一带，当年是达摩的“西来初地”；早在明朝，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就是通过澳门、广州、肇庆等地逐渐北上的；意大利教士利玛窦登陆后首先在肇庆端州传教。尤其近代以后，广东成为名副其实的外来文化入华“第一站”，最早引入了西洋风格的建筑，最早引进生产玻璃器皿、西洋钟等新材料和新技术，最早使用电车、巴士的区域之一，甚至还是最早兴起穿西装、打领带的地方。
广州大学建筑学教授杨宏烈长期致力于十三行遗址保护，他将广州的历史文化坐标定义为“四地”——岭南文化的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试验地。在他看来，开放性是其最本质的城市基因，其国际性商业城市的定位发轫于海上丝绸之路，“早在一百多年前，当时上海还是小县城，广州已经是一个万国旗飘的‘国际化’的大商埠。”
此外，广东位于大陆南疆，远离中华文明腹地的中原本土，远离政治中心，为岭南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为其自由发展提供了诸多可能。华南理工大学程宇宏博士在其《乐感文化：粤商文化的一种解读》一文中这样写道：“一方面，岭南文化是接受主流文化儒家意识形态化的对象；
另一方面，又加强自我认同，采取的是完善自身的文化根基，又不断汲取外来影响的策略……在广采博纳中丰富及充实自我，其形态并不完全认同于主流文化，观念意识、行为作派、民风民俗等等，都有独树一帜的特色……儒家官方意识形态难以发挥绝对权威的影响力，道家、佛家，甚至西方文明都有其自由发展的空间，造就了粤商精神气质的来源较为驳杂，各种观念成分兼收并蓄。”
由是，内外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塑造了粤商迥异于其他商帮的精神特质。不同于正统意识形态尊奉的“等级文化”，粤商倡导平民文化，身份感不强，骨子里也没有贵族、精英的概念，不觉得自己有多高贵，也不会主动排斥外来的人和思想，这为广东文化带来了极大包容性；同时，粤商的个体意识和自由精神非常突出，他们不注重权威，一切以“务实”为要，顺“自然”行事，无视权威和既有成例，往往敢于率先寻求制度的突破。
改革开放初期，意识形态领域争论到底要不要改革，内陆区域在没有定论之前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而粤商群体却不纠结于此，也不等一个权威答案的公布便率先行动。从引进外资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再到集体、国有企业的改制，粤商都走在前头，融化“旧有制度”的冰封雪藏之境，其中固然有“改革试验地”先天的政策优势，但也离不开粤商突破外在约束的自由特性。
由于开放与自由精神的洗礼，相比较与统治当局亦步亦趋、配合更加默契的晋商、徽商，粤商在政治上也显得更为独立和活跃。
1907年，广东商人成立了“粤商自治会”，该组织为商人的立宪团体，在政治上十分活跃，在维护商人权利、反对当局对外政策等方面，都表现出激进的政治态度。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之所以选择广东作为一大活动基地，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粤商群体中有大量坚定的追随者，拥有强烈的自由精神和民主意识。
其中，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巨商张弼士。张本人其实颇受清廷器重，曾被赐予头品顶戴、光禄大夫，补受太仆寺卿，1907年更被认命为督办铁路大臣，但在政治上，他仍然有自己的坚定立场，支持其子张轶捃参加同盟会，暗示南洋所属企业支持在海外活动的革命党，还曾通过胡汉民暗中资助孙中山30万元。辛亥革命爆发，曾以南洋中华总商会和其本人名义捐赠巨款。南京政府成立后，张弼士担任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事等职务，显示了其独立的政治立场。这种态度恐怕在深受儒家教化的商帮中并不常见。
期待“韧劲”
美国汉学家傅高义曾如此评价广州人，形容粤商也颇为贴切：“广州人是善于处理世俗事物的人、精明的讨价还价者，长于技术、批评直率，勇于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的敏捷、活泼，擅长掌握新的技巧，但这些技巧总的来说是商人的技巧、小手艺人的技巧，他们是长于为自己利益而讨价还价的个人主义者，而不是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机构，并为这个机构尽力而为的有组织的人。”
同样，程宇宏博士认为，与儒家文化浸染的晋商、徽商相比，粤商明显缺乏一种“理性主义的组织架构”。比如，晋商票号业，号规非常严格，号内不准携带家眷、不准吸毒、不准赌博、不准宿娼，强调从业者高度的行为自律，无论经理、伙计、学徒均须遵守，甚至不乏“禁欲主义”的色彩；而徽商的治理模式则有浓厚的宗族色彩，强调纲常伦理的“礼”，重视心性修养，既维系血缘情感的温馨和谐，又有力地约束情感与成员行为。
而粤商为人处事则随性自然得多，其寻求的最佳状态是“乐在其中”，工作和享乐集合到一处。不同于勤勉、节俭的儒商形象，粤商往往更显得“好吃、好玩、好享乐”。在产业选择方面，粤商又以“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闻名，并没有固守特定行业、深耕到底的观念，由于善于把握经商环境中的潜在商机，粤商更乐于随时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经营方向。相应的，着眼于长期规划设计的动力则往往显得不足，也缺乏制度化管理的观念。
比如，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利用连锁卖场的模式，彻底颠覆了家电渠道领域的产业格局，同时，创造性挖掘了“类金融”的潜力，利用零售业的强大现金流投资地产等业务，商业运作灵活多变获利颇丰，不过，在零售领域精细管理的用心则不如竞争对手，最终导致起家行业的领导者地位动摇。
粤商群体中，这类情况绝非孤例。粤商在诸多领域“起得早，发展晚，星星一大片没有月亮”，“比如说，广东的市场发展最早，这里有最早的女人街、夜市、音响城、图书城等等，但现在做得最好的却全都不在广东。粤商经常是赶紧场子做起来，赚了钱就忙着去挣其他快钱，不愿意投资品牌，长期发展。”他形容广东三大模式特别盛行——租赁经济、加工经济、定单经济，其共性就是见效快、好调头。
程宇宏形容许多粤商是“基于‘激情’创业，但缺乏韧性难以可持续发展”，非理性主义的享乐观念在粤商中又较为普遍，使得投入于企业积累与创新的资源减少。他认为，粤商群体的自由主义和务实传统，一方面成为其创业与创新行为的重要心理动力机制，另一方面，过度的自由与务实，又使得部分粤商停留在“挣快钱”的阶段，企业普遍规模较小，生命周期短，难以顺利成长为大型组织，产业内呈现出同类新老企业频繁更迭的现象。事实上，不少学者对此忧心忡忡。
陈泽泓在《广府文化》一书的序言中谈到，“务实使广府每一寸土地都有着热腾腾的商机，每一件事，都有可能成为赤裸裸的商机，旺气十足，但往往缺乏远见，没有在内涵上下足工夫。”我认为粤商整体有“五缺”——缺战略、缺布局、缺运作、缺品牌、缺合作，“凭着早期的经验和胆识迅速发展致富，未来持续发展缺少一种理性思维方式，不习惯进行系统性布局。这种粗放的经验主义，在后工业时代缺乏竞争力，也走不远。”
事实上，粤商太过务实、缺乏韧劲的软肋在产业领域已经有所显现。如今，粤商群体在新能源、电子商务、生物科技等新兴领域的表现不太引人瞩目，其最具优势的产业是房地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商研究所所长申明浩评论道，“前两年，广东富豪数量在国内的富豪榜中往往占比最大，今年广东富豪的大面积缩水，主要原因就是房地产宏观调控一波接着一波，而广东其他优势行业也不多，整体潜力粤商与浙商是有差距的。粤商群体中有很多巨富，可相当部分是依靠制度套利，靠技术创新成就的巨富太少。”
根据2010年5月发布的《2010中国亿万富豪调查报告》显示，在1999年—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等各色榜单上榜的富豪中，浙江出生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有330人，雄居中国各省市自治区首位，而在广东出生的亿万富豪是197人。除了人数占优，浙商间的合作也更胜一筹，其典型特点就是“抱团”，基于亲缘、乡缘网络之上建立的“族群”成员之间的相互协同，以获得“族群”对于本行业及相关产业链的主导权，相比较而言，粤商产业集群的协同性要差很多。
可以说，开放性、平民性是粤商的重要驱动力，由此成就了两百年始终不衰的商业传奇。但是，“一口通商”抑或“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而今都已不在，开放环境为所有商帮所共享，而随着产业竞争的深化，坚韧性与持久性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如何既创新又守业，继往开来，再续当年“东山少爷，西关小姐”引领时代的盛景，这是新粤商们需要直面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