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进入青铜时代以后,青铜文化艺术迅速发展并且很快达到顶峰,形成了齐全的门类,包括青铜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杂器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文化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远古时代,龙就被先民视为神灵祥瑞,长期以来受到世人的顶礼膜拜。经、史、子、集四大类书中记载了许多龙的传说和先贤古圣对龙的崇拜、敬畏。民间关于龙的神话故事可谓世代相传,龙的各种形象也以绘画、雕塑、铸刻等艺术形式大量地出现于岩画、陶瓷、玉器、骨木器、青铜器、丝帛等等之上。可以说龙的形象自古以来连绵不绝、无处不在,俨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在传统的十二生肖中,龙列居其一,绝非偶然。
几千年前,中国先民创造了辉煌发达的青铜文化,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琳琅满目的青铜器上也铸刻了丰富多彩的龙纹。
神兽与神器的交融
龙纹与青铜器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的龙文化源远流长,史前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龙的原型。山西吕吉县柿子滩石崖上保存了一幅大约1万年前的鱼尾鹿龙纹岩画;河南濮阳西水坡距今约6000年的仰韶文化古墓中有一条用蚌壳堆塑的龙;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件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晚期的陶盘,内底上有一条彩绘蟠龙纹。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文化遗存中也存在不少具有特色的雕刻玉龙。 为什么在史前时期的很多遗迹、遗物上会出现那么多龙的形象?这是因为在远古先民的意识里,龙是沟通天地神人的瑞兽,能兴风雨、预示吉凶祸福,所以对其崇拜有加,并用多种方式将其形象刻画出来。
当中国进入青铜时代以后,青铜文化艺术迅速发展并且很快达到顶峰,形成了齐全的门类,包括青铜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杂器等。那时的青铜器不仅具有实用功能,更是被用作沟通天地人神的祭祀器和标明社会权力等级的礼器,因此,不能否认,在当时青铜器是一种神秘之器,具有崇高尊贵的地位。
一个是作为神灵瑞兽的龙,一个是神秘尊贵的青铜器,两者一旦在历史长河中相遇,那便是天作之合,必然交融在一起,大放异彩。
神秘古拙的商代青铜器龙纹
龙纹的奠基
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夏代已经出现了青铜礼器。那时的青铜器铸造技术水平低下,铸造出来的器物体薄粗糙,通常素面无纹,最多也只是装饰简单粗犷的几何纹,还没有能力在青铜器上铸刻像龙纹这样结构复杂的纹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商代早期。商代中期,在极个别的青铜器上才开始出现用粗线条勾绘的结构简单、形体抽象的类似龙的纹饰。商代晚期(即商王盘庚迁殷直至商纣灭国这一时间段,也称为殷墟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发展得比较娴熟了,人们终于能得心应手地将龙纹大量地装饰于青铜器上,使这种神灵瑞兽与神器最终融为一体。这个时期,商人大致创作了五种青铜器龙纹形态,分别是爬行龙、卷曲龙、花冠龙、双体龙、两头龙。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龙纹,基本上是在这五种形态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因此可以说,商代是中国青铜器龙纹发展史上的奠基时代。
商人铸刻的青铜器龙纹是古拙、神秘、威严的。这种时代性特征不单单是技术上的客观因素所致,更重要的是因为先民意识里充满着对龙的神秘力量的敬畏,在青铜器上他们要把龙的神秘、威严表达出来,而不是追求个人对青铜器龙纹的艺术审美。
图1
图2
这时青铜器上的龙纹以夔龙纹最多,形态多样,有带虎耳的,有卷角的、曲折角的、长颈鹿角的、尖角的,有长鼻前伸的,有一足的、两足的、无足的等等,但毫无例外,它们都作爬行状,通常大口张开,神态威严。商人也常常把它铸刻到青铜器的颈、腹部位,作为器物的主要纹饰,或者把它作为辅助纹饰装饰于器物的圈足上(图1)。蟠龙纹是商人铸造的一种特征鲜明的卷曲龙纹,其特点是龙的身躯以龙首为中心蟠卷一匝或一匝半,形成圆环或圆盘状,龙头作正视或侧视。商人通常把蟠龙纹装饰于青铜水器盘的内底上,有时龙身旁边还附一些鱼、龟等水生动物的纹饰。当然商人创作的其他形式的卷龙纹形体较小,也颇有特点(图2)。在夔龙纹出现稍后,商人创作了带花冠的龙纹,其特点是龙首无角而以凤鸟式的花冠替代,龙头作回首状,龙尾向上竖立,花冠在头前自然垂下,龙身以单行粗阳线勾画而成。商人习惯于将这种纹饰铸刻在一些大容量的青铜酒器如尊、卣、壶的颈、腹部位(图3)。这时商人又创作了一种两头龙纹,即单个兽体身躯两端各设有一个龙头,身躯成为一条斜线或曲折形线。商代两头龙纹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两个龙头同向,一种是两个龙头作相顾状(图4)。与此同时,商人也很想在青铜器上展现龙的全貌,但他们尚未掌握铸造高浮雕或透雕纹饰技术从而以立体的形式来展现龙的全貌,所以想出了一个铸刻双体龙纹的古拙办法,其表现为在中间设一个龙头,体躯向两侧展开,从而表现龙的整体图形(图5)。
图3
图4
西周青铜器龙纹
龙纹的第一次大变革
“周因殷礼,有所损益也”。西周早期,周人在礼制、文化、技术等方面基本上是模仿、沿袭商人的成就,自我创新不多。此时期的青铜器龙纹基本上延续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各种夔龙纹、卷龙纹、花冠龙纹、两头龙纹、双体龙纹继续活跃于西周青铜器上,当然,这时人们对青铜器龙纹也稍有创新。比较醒目的是夔龙纹家族里又增添了一种多齿角的夔龙纹和一种夔蜗龙纹(图6、图7);花冠龙纹的身躯改用宽线条勾勒构成粗体,并创作出两种形式,一种是分尾的,一种是体躯呈S形的,龙尾后面还常带有三角形的连缀(图8、图9)。
图8
图9
到了西周中期,周人的统治稳定下来,社会文化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他们不再满足于只是继承商人的社会文化传统。青铜器龙纹变革最为显著的就是夔龙纹了,这种最具神秘感和威严性的纹饰在这一时期内忽然间仿佛消失了一般。或许是周人更加看重青铜器的权力等级象征意义,而不是其沟通天地人神的“神性”,他们开始追求青铜器龙纹的艺术审美。此时期,周人把花冠龙纹发扬光大,将以前的花冠龙纹和西周早期流行的凤鸟纹融合一体,形成龙身鸟尾的特殊龙纹,即所谓鸟体式花冠龙纹(图10)。周人喜欢把这种新创作的龙凤合璧纹饰铸刻于几乎同时才发明的新型青铜乐器钟上。与此同时,周人尝试创作了一种身尾分离的顾首龙纹,但人们似乎对这种龙纹的热情不足,注定它只是昙花一现(图11)。两头龙纹似乎渐多,不过龙头同向的那一种却消失了。
图10
图11
西周晚期,周人继续强化自己的青铜文化风格。这时创作出一类形态全新的交龙纹,它是由两条或两条以上的龙身躯相依交缠构成。交龙纹图案通常采取轴对称和中心对称两种方式分布于器物表面,相交的龙数量少,但身躯粗长,蜿蜒流畅,仿佛在舞动,苍劲有力(图12)。同时继续大量地在青铜钟上铸刻不久前才创作出的龙凤合璧式花冠龙纹,而且又创作出一种成对的呈对称分布的花冠龙纹(图13),把商代和西周早期传承下来的其他形式的花冠龙纹几乎统统抛弃了。商人创作的两头龙纹,长期以来形式没有大的变化,直到此时周人将其发展出一种新形式,即两个龙头相背,龙冠带相连或各自与身躯相交,颇似8字形(图14)。周人又把原先那种常常装饰于盘内底的蟠龙纹简化缩小,移植到其他器类如簋、壶的盖顶甚至外底上(图15)。此时,又出现了一种新式的龙纹,上唇特长,向后背翻卷,与躯干走势平行,并且通常是两条龙相背呈轴对称分布装饰于鬲腹上(图16)。
图12
图13
活泼浪漫的春秋战国青铜器龙纹
龙纹的第二次大变革
春秋战国是一个分裂割据、礼崩乐坏、思想文化活跃的时代。春秋早期的青铜器龙纹基本上延续了西周晚期的风格,但因时代关系也稍有变化,比较明显的例子如交龙纹的龙身由粗向细变化,交绕的龙由稀疏向密集变化(图17);卷龙纹单体向细小变化且有密集式的分布趋势(图18);两头龙纹甚至也开始两两交缠了(图19)。种种迹象预示着青铜器龙纹风格又将发生一场变革。
图17
图18
图19
春秋中晚期,青铜器虽然还有“明尊卑,别贵贱”的象征意义,但开始注重其艺术审美,并把精神诉求表达于青铜器之上。这一时期,人们把那种古拙、神秘、威严、僵硬的风格几乎清扫一空,代之以一种细腻、密集、整齐而又常常对称的纹饰风格,这种新风格的龙纹显得活泼、灵动而又略带浪漫气息。这个时期,古朴的花冠龙纹退出历史舞台,紧接着创作出一种新式的青铜器龙纹—蟠螭纹。蟠螭纹由几条小龙相互缠绕组成一个对称分布的纹饰单元,然后重复出现,或构成带状或密布于器表,龙身或肥胖或纤细,显得更加灵动、可爱(图20);有些蟠螭纹的小龙还吐着舌头,彰显出活泼的时代气息(图21)。以前卷龙纹里蕴涵的那种古拙的风格似乎也销声匿迹了,龙的身躯由粗犷变得细腻,人们把它密集、整齐、对称地装饰到青铜器上,若不细看,很容易误认为蟠螭纹(图22)。
图20
图21
图22
战国时期,人们更加强化青铜器龙纹的那种活泼、浪漫风格。像蟠螭纹、卷龙纹等,纹饰变得更加细腻,往往是一个固定的空间里拥挤着密密麻麻、弯弯曲曲的小龙,形体被简化而变得抽象,甚至几乎辨认不出是龙的形象,有时候人们还在致密的龙体之间安插小型的兽头纹饰(图23、图24)。这个时期,人们发明了失蜡法、错金银等青铜器铸造、装饰工艺,用新技术新工艺铸造出来的龙纹更是别有一番趣味。
图23
秦汉及其以后的青铜器龙纹
龙纹的大一统
秦汉及其以后,青铜器失去了昔日作为礼器的尊贵地位,通常被铸造成简单实用的日常生活器具,越往后,其作为日常生活器具的地位甚至也被陶器、瓷器、木器、漆器等取代。但龙仍然是人们心中的神灵,统治者甚至把龙的象征意义更加强化了,把它视为皇权的象征。此时,尊贵的龙与地位一落千丈的青铜器分离。秦汉及其以后的时代,人们往往只是在仍然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铜镜上铸刻少量的龙纹。随着时间推移,铜镜上的龙纹通常被铸刻成浅浮雕状,其形态式样逐渐统一下来,由类似牛头、鹿角、虾眼、长须,蛇身、鱼鳞、鹰爪等动物形态的某一部位杂拼而成(图25、图26),这也许是多民族国家在大一统后使然。以前存在的千姿百态的青铜器龙纹最终遭受罢黜,为一种统一的规范化的龙纹所替代,这种形态的龙纹持续至今,没有发生质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