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仿乾隆款珐琅彩牧牛图瓶

　 二十多年来，我在天津几个过去很有地位的老家庭里，见到过一些明清官窑瓷器，同时也见到过不少民国仿制的明清官窑瓷器。在天津博物馆和天津市文物公司的民国瓷器藏品里，仿古瓷所占比例也是不小。

　　民国时期，仿古瓷器数量众多，成为民国瓷器的一大门类。仿制的对象，几乎包括了中国陶瓷史上所有名品。其中，仿制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即“清三代”）的瓷器最多，而以仿制乾隆时期官窑瓷器尤多。

　　那么，为什么民国瓷器中会有这么多的仿古瓷呢？

　　清末民初，随着封建王朝的衰竭和崩溃，宫廷瓷器四处流散，引发和刺激了仿古瓷器的大量制作和销售，使仿古瓷成为民国瓷的一大组成部分。前面说的那些真正的明清官窑瓷器，大都是清末民初流到天津的。

　　清朝的皇家收藏极为丰富，发展到中国历史的极至。清末民初，由于政局的变化，宫廷遭劫掠，宫藏被盗运，古董从皇家及传统士大夫手中转向天津租界的军阀官僚和江南各地的买办新贵手中，转向东洋、西洋的古董商手中。外流的大量宫廷瓷器藏品工艺绝美，适应国内新贵和东西洋人的口味，很快就在市面上流通起来。同时，宫廷瓷器藏品高贵典雅的品位也影响了全社会，迎合了人们的好古之心。得不到真品的，退而求其次，就买几件高仿品装点门面。于是，社会上对仿古瓷的需求大增。此外，由于利益驱使，古董商乘机以假乱真，大量制作仿古瓷，牟取暴利。而清帝逊位之后，皇室再也无力支持御窑厂烧造成本高昂的官窑瓷器，御窑厂只得关停，能工巧匠流落民间，从前想仿而不敢仿的贡品，如今是但仿无碍，使仿古瓷的大量制造成为可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清代遗老遗少大量“出货”的时候，也是中外收藏家、古董商、新兴的实业巨子们大量“收货”的时候，外国人尤其爱买中国瓷器，而且肯出大价钱。从盐业银行曾经拍卖一大批宫里抵押的珍贵官窑瓷器，便可看出民国时期宫廷瓷器流散之严重。

　　民国时期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也是“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的联合经营组织）和四行储蓄会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是中国现代金融界的著名人物。在他的主持下，“北四行”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有实力的商业银行，是金融界局部联营的成功范例。吴鼎昌重用岳乾斋，并通过他，长年从事一项特殊的业务，即向那些掌握了大量清廷文物的清代遗老，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的清室后裔办理押款。仅此一项业务，就使盐业银行大发其财。岳乾斋是北京人，15岁起在北京东四牌楼元成钱铺当学徒，满师后在天津庆喜金店充外勤兼二掌柜。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金店老板邢古香惊吓而死，岳乾斋就继任老板。由于他从事金银首饰的买卖，整日与有钱人打交道，日子久了就结识了不少权贵显要和清代遗老。1914年张镇芳等办盐业银行时，岳乾斋经天津志成银行的总办刘绍云推荐，当上了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他办事极有古风，对那些日趋没落的旧王孙很是同情和照顾。他们拿了东西来押款（以物作抵押向银行借钱），岳乾斋总是开价比别人高一点，因此极有人缘儿。加上张镇芳原本清廷旧僚，出狱后于1921年复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尽管不具体管事，但他的儿子张伯驹在行里任职，他们都与旧皇室人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更增加了旧王孙们的信任感。袁世凯1916年死后，清室后裔断了经济来源，北洋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关照他们。他们就只好逐年变卖宫中故物度日。1919年以前已在盐业银行押款累计达40万元。到溥仪结婚时，又押了一大批古物，计20万元。先后共抵押了60万元。借了这样的巨款，清室根本无力赎回押品，因为他们没有新的财源。后来连本带利达一百数十万元，到了期限还不出，连转了几期仍还不出。吴鼎昌对此很不满意，要看详细账目。岳乾斋想为人保密，不肯拿出账本，后来在董事会上经监察人质问，才把详细账目交出。押款又已到期，还是还不出，这才将押品作没收处理。这一大批古物中，就有2200多件瓷器，是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之物。此外还有很多乾隆时期的玉器。最著名的是一套16只金编钟，合计毛重12000多两，折合纯金4000多两。盐业银行因此大获其利，以至把变卖文物所得的巨款还清了清室的押款本利之后，还剩下千余件文物，其中就包括那16只金编钟，成为银行的账外之财。日本军队占领华北时，银行将金编钟藏在天津法租界，后来又藏在英租界四行储蓄会的地下室小库房里。日本军方和副领事以及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大员都曾追问过此事，银行均小心应付，直到全国解放后交给国家，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盐业银行拍卖的原清廷内务府瓷器库保管的官窑瓷器中，有很多保管一二百年而尚未打开包装的瓷器。如康熙官窑五彩十二香杯就有一大批。北京琉璃厂荣兴祥经理贾腾云通过盐业银行总经理岳乾斋买到许多宫里抵押的官窑瓷器，珍贵的郎窑红釉锤瓶就有一对，被美国考古学者福开森以重金收购，运往美国博物馆收藏。

　　由晚清大臣抵押在汇丰银行里的一套皇宫珍藏的宋钧窑瓷器，也是因为越期未赎，最终转卖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这套钧窑瓷器约二十余件，是北宋时烧制的御用品。每件瓷器的器底都刻有顺序编号。传说这套钧窑瓷器是明代皇室遗留在紫禁城中的。清王朝接收了明代宫中的全部器物，其中就有这套宋钧窑瓷器。据宫里太监到琉璃厂传出的消息说，这套瓷器是钧窑洗子和成套带托的花盆，花盆和盆托有一副配合的标记，就是刻的数字。刻的字和底釉一样，都是芝麻酱色。抵押的银两估计在十万两以上。

　　1911年，奕劻成立皇族内阁，那桐和徐世昌都被任命为内阁协理大臣。同年，袁世凯内阁成立时，那桐为弼德院顾问大臣。那桐和徐世昌将清廷珍藏的北宋时期钧窑烧制的这套贡品瓷器抵押在北京的英国汇丰银行。抵押期限到时，溥仪正在花钱运动军界人士，图谋复辟，根本没有财力还本付息、赎回国宝。汇丰银行买办邓君翔见奇货可居，将宫内抵押品赎出后，转手卖给美国世界最著名的大都会博物馆，从而引起了美国人对宋钧窑瓷器的极大兴趣。

　　前面提到的重金收购宫里抵押的官窑瓷器的美国考古学者福开森，当时积极参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是琉璃厂古玩铺的常客。他喜欢听古董商们按中国官僚的习惯称呼他“福大人”。他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叫“福茂生”，并且打扮成中国绅士的派头。福开森自1886年来华传教、办学、办报，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军拘禁于北平，在中国居住了五十多年，曾被国民政府聘为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他利用庚子赔款基金和哈佛、燕京大学基金，聘请中国金石学家和鉴赏收藏家，帮他编著《历代著录吉金目》等书，还与郭葆昌合编《项子京瓷谱》等有关瓷器的图录专著。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福开森在中国搜集走大量夏商周秦汉的青铜器、古玉，唐宋元明清字画，宋元明清瓷器。20世纪20年代，他到琉璃厂古玩铺买古玩，对宋钧窑瓷器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古董商要多少钱，他就给多少钱，不仅不嫌价钱高，而且马上支付。有一个极为珍贵的宋钧窑鸡心杯，就差点被福开森从琉璃厂买走。福开森对钧窑瓷器很有研究，并从欣赏中感到乐趣。他喜爱钧窑瓷器中的玫瑰紫釉色，那釉色恰似晴空中几朵彤云在飘荡。他喜欢将自己研究钧窑瓷器的心得体会，在美国的鉴赏收藏家中宣扬。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原为清廷珍藏的北宋时期钧窑烧制的那套贡品瓷器，也得到福开森的宣扬。从此，美国人到中国买古玩都想得到钧窑瓷器，而且要选择那些胎质、釉色好的。这样一来，美国便收藏了大量珍贵的中国钧窑瓷器。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古董商，对国外市场上中国文物的行情知道得还不多，美国这股搜集、收藏钧窑瓷器的热风，实际是由日本古董商、日本山中商会北京分会经理高田口中说出来的。山中商会是民国时期日本掠夺中国文物的急先锋，也是国际古玩市场上的大户头，总部原设在巴黎和伦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移到纽约。它在中国设有北京分会，从民国初期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专门从事中国文物销往欧美的国际贩卖。高田从在美国市场上的交易中了解了很多情况，但他不向北京的古董商透露。中国古董商王栋廷在古玩商会窜货场买了件钧窑花盆，价钱是九千多元。他出价最高，因为他是给向国外出口文物的卢吴公司进货。而高田从王栋廷手中花一万五千元将货买走，撬了货，引起了北平古董商们的注意。不久，他们得知高田将宋钧窑花盆拿到纽约文物市场上卖了五万美元。直到这时，美国的钧窑瓷器热，才被北平的古董商们了解。

　　清末民初北京的一些古玩店铺就是靠贩卖清宫文物而发达起来的。八国联军侵华，在慈禧太后西逃的一年多时间里，宫里的文物丢失很多。慈禧太后回銮京城后，要下旨查抄全城。亲信庆小山奏请以收购代查抄，获恩准，便在隆福寺设收购站，让管家常惠川在那里当差。内务府总管文索看准这个时机，出资9000两银子，在琉璃厂开设延清堂，请丁济谦当掌柜，把常惠川的收购生意拉到这边来，合伙做官窑瓷器生意。

　　由此可见，民国初期古董瓷器市场十分混乱：本来应由政府部门专门接管的故宫珍贵瓷器，通过明押暗卖，大量流失到社会上；很多不应出口的国宝级瓷器，被以各种方式运到国外，而且卖给外国人时往往价格很低；流散到社会上的历代精品瓷器，成为仿古瓷的直接仿制样本，客观上助长了造假之风；古董商真伪兼营，市场上鱼龙混杂……

　　民国仿古瓷就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特殊的收藏、流通背景下，被大量生产而流布于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