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是人类最伟大的创举之一，是人们征服水、火、土的艺术结晶。千万年来，勤劳智慧的各族先民抟土成金，造就出风采各异、精美绝伦的无数陶瓷佳作，它们集实用与审美于一身，永不腐朽，历久弥新，犹如一部厚重的人类文明史诗，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远古到现代的人文精神与自然情怀。
日本最早的土器绳纹，出现于公元前四五千年，由原始部落的妇女徒手捏制，露天烧成，它堪称世界上较早的陶瓷艺术品。日本原始狩猎生活时代持续了一万年之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远远落后于亚洲的其他国家，陶瓷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更是与中国、越南和朝鲜相距甚远。然而，明治维新后，日本陶瓷产业飞速发展，仅经历百余年时间，便一跃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陶瓷王国”，创造出有田烧、锅岛烧、美浓烧、唐津烧和乐烧等享誉世界的名品，无论陶瓷质量还是单个价值，均凌驾于越南和朝鲜之上，与中国瓷器媲美。纵观全球，日本民众日用瓷质量之高、种类之丰富、陶艺家之众多、技术之精湛、国外贸易出口量之大、市场成熟度之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显见的，究其原因，除了历史的垂青，更源自日本民族对陶瓷艺术的执著与热爱。
一、汲取邻国陶瓷文化营养
世界陶瓷艺术有两大源流，一是中国，二是西亚。陶瓷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自公元前7000年产生以来，创造出众多令世人惊叹的艺术瑰宝。中国古代陶瓷文化的灿烂星光，不仅光耀中华大地，也照亮了周边诸国，辐射到隔海相望的日本。日本陶瓷的起源和发展，其每一步历史进程都深受中国和朝鲜的影响，所以有人把朝鲜比做日本陶瓷之母，中国则是日本陶瓷之父。
1. 中国陶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陶器釉药的使用比中国晚二千多年，瓷器的起源也比中国晚一千年以上，然而日本是世界公认的“好学生”，日本陶瓷亦是在华夏文化沃土之上成长起来的。公元五世纪，中国辘轳成型和高温烧成技术，经朝鲜传入日本，促使其成功地烧制出了须惠器，日本就此从土器时代跨入了陶器时代；公元八世纪，中国陶瓷史上诞生了著名的唐三彩，这颗璀璨的明珠让全世界为之震撼，生产工艺也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海外西亚的波斯烧出了“波斯三彩”，朝鲜半岛烧出了“新罗三彩”，在中国陶工的参与下，日本的奈良宫廷烧制出了“奈良三彩”。虽然不如唐三彩工艺精湛，但日本第一次生产出了人工釉料，结束了陶瓷色泽灰暗的历史；公元十二世纪，在中国宋代白瓷、青瓷以及铁釉陶器的影响下，濑户窑烧制出了独具特色的古濑户；公元十七世纪，有田陶工酒井田柿右卫门，以中国明末清初的釉上红彩为范本，始创日本彩绘瓷器。毫不夸张地说，在十九世纪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日本陶瓷文化完全是在中国的“传授”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中国，世界陶瓷文化的发展进度要晚几千年；如果没有中国，日本更毫无传统工艺美术可言。
中国制陶技术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流向日本。因连年的战乱和灾荒而逃亡到日本列岛的中国移民，其中一些便是以制陶为生的陶工，他们是中国制陶技术最早的传播者。隋唐以后，日本向中国不断派遣学习先进技术的使臣，陶瓷技艺便连同军事、医学、绘画、书法、印刷等文化一同传入日本。奈良时代的学者吉备真备，曾作为遣唐使两次来到中国，并将中国陶工带回日本传授技艺，为日本陶瓷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南宋和明末，加藤四郎和伊藤五良太甫先后到中国学习，学成归国后，为“濑户天目”和“祥瑞手”两种日本著名陶瓷的创烧，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2. 朝鲜陶瓷文化对日本的贡献
如果说用泥土制陶是人类的远古创造，那么瓷器却无可争辩是中国人独有的发明。日本是东亚地区瓷器产生最晚的国家，朝鲜半岛的瓷文化，促进了日本瓷器时代的到来。由于历史上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关系，汉文化呈占领性输入，所以早在公元918年，朝鲜还处于高丽时代就学会了中国的制瓷技术。经过朝鲜人民的艰辛探索，形成了朝鲜半岛独特的制瓷风格，如“象嵌”手法，就是在中国陶瓷技艺的基础上，做了装饰上的创新。1592年至1598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为“文禄·庆长之役”，因为战争中日本从朝鲜掠夺了大批陶工，因此这次战争也被称为“陶瓷战争”。仅以岛津义弘出征朝鲜回国时为例，被掳回的朝鲜陶工就有22姓80余人，这些被当做“战利品”的陶工纷纷在日本定居下来，并开窑延续制陶技能。其中被锅岛藩主带回的李参平，于1616年在有田泉山发现了瓷土，并成功地烧制出白瓷和青瓷，开启了日本的瓷器时代。
正是中国和朝鲜对日本“主动”或“被动”的影响与贡献，才使得日本进入了瓷器的大发展时代，陶瓷产业也迎来了空前的繁盛期。
二、根植民族传统文化土壤
任何艺术都是以文化为母体，又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文化生态是陶瓷艺术生长发育的土壤，也是陶瓷艺术生命的根基。日本陶瓷文化的发展之路，不可避免地携带着中国和朝鲜的深刻烙印，但古代的“汉风”和近代的“欧化”思潮，都不能完全取代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本土思想仍然是日本文化的精髓。从古至今，日本陶艺家们在深度汲取外来先进文化的同时，又坚定地保持着本土固有的文化传统，根据本民族的审美格调和艺术品味，进行借鉴、融合、转化和创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陶瓷文化体系，形成了区别于世界任何其他民族的列岛风格与个性。
1. 崇尚自然的禅宗意境
日本文化艺术的核心是禅宗。禅，原本为佛家的一个修炼法门，从中国传入日本后，经过代代承传沿袭，已完全融入了日本人的思想和生活之中，被信奉为艺术与智慧的最高境界人们在倒茶时有禅，插花时有禅，读书时有禅，制陶时也有禅。在禅宗美学理念的影响下，日本陶瓷与精美有致的中国陶瓷和找不到一丝缺憾的英国陶瓷相比，更具有自然天成、简约粗犷的美感。粗糙、歪扭的茶具，无釉、无花纹的盘子和形状不规则的碗，拙朴至极，看似信手拈来，却凝固了禅宗的空寂与豁达、淡泊与无心。如果说日本的青花和彩瓷是受中国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那么这种崇尚自然的质朴之风，则是日本列岛的原始产物。同时，朴实无华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倾向，无不与日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日本是个岛国，四季分明，景色秀美，一片树叶、一株花草、一尾小鱼都可以成为陶艺家们灵感的源泉，他们将自己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感悟嵌入泥土之中。坯胎之韵味、肌理之唯美、烟火之强弱，都在器物上产生偶然又必然的妙趣。温润淡雅，古朴闲然之感仿佛是自然的造化，又好似缔造者不经意间心境的渗入与流露，千百年后，观赏者依然能从一罐一碟中感受到“静、虚、空灵”的禅宗境界。
2. 实用与审美的和谐统一
纵观中国的陶瓷历史，为封建统治阶级制造完美无瑕艺术品的官窑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有些民窑也生产精品，但它们从未成为中国陶瓷文化的主流。在官窑的高雅艺术绝技逐渐失传的今天，民用陶瓷也仅能满足百姓吃饭喝水的基本需求，探求陶瓷独有的审美价值只有依靠古董陶瓷了。而日本却是世界上将陶瓷艺术融入生活最为出色的民族，其陶瓷文化致力于追求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高度和谐统一。日用陶瓷艺术化，艺术陶瓷实用化，精致和民用互不矛盾，功能与美感融为一体。亲切柔和，颇具人间烟火的艺术气息，不会让人产生高不可攀的距离与隔阂，所以品质优良的茶碗、水罐、花器等实用器皿在日本均具有相当高的收藏价值。
在现代陶瓷的创作设计中，西方陶艺已经发展为纯粹的造型艺术，而日本依然坚持功能效用和艺术表现力相结合的道路，在汲取和借鉴西方陶瓷文化精华的同时，坚定地继承了传统陶瓷艺术的创作理念。
3. 三大文化形式的展示传承
茶道、花道、日本料理是日本三大独特的文化形式，对日本陶瓷文化的演绎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三大文化中，以茶道的影响最为深远。公元八世纪，茶文化从中国传入日本，随着时代的更迭，日趋兴盛，并逐步从日常生活中的饮茶习俗上升到了宗教、政治和美学的高度，完全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和社会的各个阶层。十六世纪后期，茶道大师千利休创立了“佗茶”， 为茶道文化融入了“佗”与“寂”的深刻内涵，倡导人们从世俗名利中解脱出来，悠然闲适、淡泊从容地面对人生的困境与孤寂。茶碗是茶道精神的核心载体，在茶道具中占有最高的地位，而且必须具备简练恬静、高雅庄重的崇高品格，方能担当起陶冶性情、洁净灵魂的崇高使命。当代日本著名茶会所使用的茶碗价值，普遍都在数百万日元以上，但在日本的陶瓷史上，名茶碗就像古董一样极其稀少。日本人常说：“一乐，二萩，三唐津”，指的就是与茶道密切相关的三大茶具品牌：乐烧、萩烧和唐津烧。最为著名的乐烧，始创于桃山时代（1573—1603），柔和温馨，略带伤感之美，每一件都是作者心绪的反映，在经历了400余年的洗礼后，仍然深受国内外茶人们的喜爱。
日本花道，最早来源于中国隋朝时期的佛堂供花，通过植物的线条、颜色、形态和质感，追求“静、雅、美、真、和”的意境。而日本的料理即“和食”，起源于日本列岛，注重“色、香、味、器”四者的和谐统一，所使用的陶瓷器皿亦十分精致和考究，往往超过食物本身带给人的惊喜，中国古人讲的“美食不如美器”，在日本料理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正是由于茶道、花道和日本料理需要数目庞大的陶瓷用品，所以这三大文化形式对日本陶瓷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4. 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
日本有一种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资源，那就是极具奉献精神和视质量为生命的劳动者。无论是陶器还是瓷器，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日本人在工艺技术方面从不含糊，所坚持的高标准，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对一切产品的任何细节，都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对待。许多欧美国家流行的质量“宽容度”，在日本根本行不通。协同作业的团队意识、严格遵守的操作流程、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深植于每一位陶艺家的思想，并带到每一件作品的创作中，从而铸就了日本陶瓷在设计和工艺上的超高水准。
三、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
日本能够在陶瓷领域取得辉煌的成就，决非偶然。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让陶瓷之美深入人心。人们制作陶瓷、使用陶瓷、推销陶瓷，在赢得全世界的赞誉之后，又激发人们更加热爱本民族的陶瓷艺术，进而购买更多的陶瓷用品。日本的陶瓷文化最终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促进陶瓷产业的高速发展。
1. 广泛的民众基础
世界上只有日本人还在使用四百年前的茶碗。日本民众对陶瓷的热爱和痴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陶瓷艺术不仅造就了众多艺术家，更陶冶和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文化修养。在日本，瓷土和釉料可以很方便地买到，除专业人士外，很多陶瓷爱好者在家里也备置电窑，亲手烧制陶瓷作品。一个家庭拥有瓷器的多少，还体现着主人的审美情趣、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所处的社会地位。日本虽然承袭的是东方文化，但在饮食器皿上的礼数比西方国家有过之无不及，每个家庭都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调整陶瓷餐具的样式和品种。
日本是一个团体意识极强的国家，由民间自发组织的陶瓷社团百花齐放，为专业陶艺家和非专业陶瓷爱好者，提供了共同交流信息、切磋技艺的平台。同时，日本不仅在大专院校开设陶瓷课程，而且各类陶瓷培训机构也遍布国内外，他们在教授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更注重学生们的实际操作经验。
2. 陶艺家的乐园
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以靠卖作品维持生计的陶艺家寥寥无几，但日本却为陶艺家们提供了优越的生活环境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日本的陶瓷流派繁多，到了近现代，各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常被认定为“人间国宝”，其作品价值自然不菲；而普通陶艺家的作品，因为广阔的市场需求，也很抢手。因为日本陶艺家们在实现艺术梦想的同时，还能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和广泛的社会尊重，所以日本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技艺最为精湛的陶艺从业者。例如，日本第79任首相细川护熙在离开政坛之后，便做起了陶艺师，可见这个行业的社会地位非同一般。
3. 政府的大力支持
1616年，朝鲜陶工李参平在有田烧制瓷器成功后，藩政府就意识到，这一新兴产业将会带来巨大的利润，便对所属藩窑实行保护和奖励政策，投入巨资，精选原料，选拔优秀工人和画师烧制，同时加强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残次品率，对陶工更是爱护有加，让他们生活安定富足。一系列的扶植举措，造就了锅岛烧成为日本最精美的瓷器，并作为藩属官窑延续了长达250年的繁盛。
十九世纪末期，日本政府开始踊跃参加欧美举办的国际展览会，使日本的陶瓷艺术在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873年，日本参加了奥地利维也纳万国博览会，精心选拔具有各种技能的24名研修生，其中包括有田和京都的3名陶工；1876年，又参加了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日本政府极力鼓励私人参展，并给予优惠政策，承担所有参展商的交通费和展品的运输费。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西方媒体好评如潮，萨摩烧、有田烧等众多作品荣获奖项。博览会效应，不仅提升了日本陶瓷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而且西方的新思想、新技术也为日本陶瓷产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使机械化生产成为现实。日本陶瓷的出口额，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扩大了一千多万倍。
4. 立法及保护制度
日本是世界上最先对无形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国家。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也是受到了日本“无形文化财”这一概念的影响。195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对有形文化财和无形文化财提出了保护，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在国家立法中纳入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大法。从1954年开始，日本每年举办一次“日本传统工艺展”，该展览代表全国传统工艺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又确立了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的认定制度，俗称“人间国宝”。这项最高荣誉的设立，不仅推动了日本民族工艺水平的全面发展，更体现了日本政府对人才的高度重视与尊重。
陶瓷的诞生，源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千万年来，人类是陶瓷艺术长河中永不疲倦的跋涉者，艰辛寻求的不仅仅是水、火、土凝结成器后的实用和观赏价值，更多的是享受在创造过程中融入的情感、智慧和企盼的欢愉。人类在大自然中不断追求精神与技艺的自我完善，也许就是陶瓷文化绵延万年、经久不衰的真正魅力所在。日本民族在发展陶瓷文化的道路上，兼容并蓄地学习外来文化的能力，坚定不移地维护自身文化永续发展的精神，以及锲而不舍地挑战世界巅峰的决心和勇气，对世界各国陶瓷文化的发展都是一种深刻的借鉴和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