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陶瓷的渊源，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潮州先民烧制陶器的年代，据考古发现，最早可推至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潮州先民就在本土开始了渔、耕、猎的生活。在考古出土的陶片中，有敞口和敛口的沿残片，有圆底的残片，可见那个年代潮州先民已能烧制罐、钵等陶器皿。在陈桥发现的贝丘遗址，普宁虎头山窑址发掘出来的打造石器、骨器、陶器也说明在远古时代的潮州，这里的先民已经能烧制陶器。陶瓷的发展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远古时期潮州先民烧制的陶器已具有一定的文明。潮州的陶器文明同样可从墓穴发掘考证中得到证明。潮州商朝到隋朝的历史阶段中，每个朝代的陶器基本在潮州都有发现。陶器品类随着社会文明的推进，社会生活内容更加丰富，物质生活的需求也更高，相应的生活用品也更齐全，不再只是钵、罐的用品，还有尊、壶、盂和陶纺轮等，造型由单调到多样，制作由简单到已具有一定技艺。在古代的彩陶上，并有简单的装饰图纹。如陶纺轮、六足陶砚、青釉鸡首壶等。到了两晋南北朝时，制作技术出现了向瓷化发展的飞跃性进步，也出现了如青瓷羊的工艺瓷。随着古代文明的发展，衍生出来的文化在陶瓷上也有不同的映射。不论是陶器的简易制作，还是陶器工序繁复的制造，都需要相当的专业技能；无论陶器上粗朴的图案纹饰，还是瓷器上精美的色釉彩画，都显现出一定的文化影射与承载，它反映一种审美需要，反映一定的意识形态，这已从技术层面提升到文化层面的高度。而从唐代开始，潮州陶瓷业生产，工艺精良，瓷器精美，已具有较高水平的陶瓷生产技术与创作水平，特别是到了宋代，潮州的陶瓷生产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装饰手法更为丰富多彩，产品大量外销，展现了此时潮州已有相当的技术文明与不断发展和丰富的文化基础，无不体现了潮州先民的智慧与技能。由此可见，潮州陶瓷具有这种文明性与历史性是有其深厚的历史底蕴的。

　　潮州陶瓷根植于潮州大地，受潮州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潮州陶瓷与其它的民间工艺一样，在艺术表现特征上同样具有潮州文化的共性，在艺术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无一不体现潮州地域文化精致典雅的内涵。

　　潮州自唐宋瓷器的大量烧制开始，生产就有了逐渐严格，趋于专业化的生产工序，无论对瓷土从专门原料，品质要求的考究，还是釉色的分类，施釉装饰的应用，还是对烧制火候程度的掌握，均显示了潮人精明的思维方式。当发展至规模化生产阶段以后，生产流程分工协作，还注重制作者铭记，产地标识以及商号等，产业文化相应产生，更体现了相当高的科学管理水平。

　　在潮州几处唐代瓷窑遗址出土的瓷器，胎质精细，器型规整，厚薄均匀，纹样清晰，釉色润泽纯净，有白釉、影青釉、青釉、黑釉、酱褐釉等六种。有的外壁还刻有姓氏符号，有的底部捏有指窝，以备防滑，颇有特色。可见唐代潮州生产的瓷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在当今的潮州陶瓷作品中，当你欣赏到那花瓣薄如纸，细如丝，落水不沉，落地不碎的瓷花，那精美绝伦，剔透玲珑的通花瓶，那素釉淡彩，形神兼备的仕女瓷塑，那彩绘精湛，笔法细腻的彩绘瓷器，你会惊叹潮人心灵手巧，儒雅精致的秉性。潮州陶瓷的精致，工巧，秀逸的艺术表现特征与潮州其它的民间工艺一样，无不反映了与潮州传统文化共同的文化渊源，体现了它们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潮州陶瓷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除自身不断创新拓展外，总是从生产技术，或工艺特色，或文化色彩等方面与其它瓷区进行某种交流与联系，吸纳融汇其它瓷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及工艺特色。潮州彩绘瓷器在近代，大量借鉴吸收了景德镇粉彩瓷器的彩料、制作、烧制、彩绘手法之后，才能达到今天的艺术高度。潮州临海，是当时中国货物输往国外的出海港之一。从当代出土的唐代潮州陶瓷来看，其造型外观及纹饰多为莲花、菊花瓣纹，正迎合了当时东南亚各国的崇佛意识，可知潮人早就具有商品设计理念和市场意识。宋代，为适应国外消费者的需要，不少产品是依据客户的要求设计生产的。如考古发掘出土的宋代潮州窑生产的欧陆人造像，阿拉伯人造像，骑马瓷像，西洋狗，以及为适应波斯湾国家需要而生产的军执壶，带阿拉伯文字的瓷钵，瓷盘等就是很好的明证。宋代潮州瓷业的辉煌成就，离不开善于吸收，融汇外来文化为我所用。显示了潮人的务实，开放与兼容的特性。

　　在品类繁多的潮州民间工艺中，典雅精致的潮州陶瓷同样反映了潮州文化的地域特征。潮州陶瓷让人触摸到潮州大地文化的厚重和潮人的淳朴。潮人具有心灵手巧的悟性，刻苦耐劳、精益求精的精神。这种秉性不仅使潮州民间工艺十分发达，潮州陶瓷更以独有的特色屹立于我国陶瓷艺术之林，难怪有人参观了陈列于潮州的“中国瓷都陈列馆”后感叹道，都说潮人精，再精没有潮州通雕艺人精；都说潮人勤，再勤也没有潮州瓷塑艺人对陶瓷艺术下的工夫深；都说潮人真，再真也没有潮州陶瓷艺人对追求自己艺术的真诚与真爱。通过一代代、一批批潮州制瓷人的虔诚创造，使人体味到作品中包含的一种亲和、祥瑞、进取的人生体验，折射出潮人的文化行为准则和审美趣味，彰显了能工巧匠驾驭陶瓷艺术的聪明才智和闲适的创作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