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地赭粉花双鱼纹盆

黑釉红绿彩玉壶春瓶

赭地黑彩诗文虎枕

本报记者 蔡 萌

近日，由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北京中艺艺术基金会等主办的“晋善晋美·三晋窑火——中国古代山西陶瓷特展”在北京举行。据山西省文化厅厅长张瑞鹏介绍，这是首次在北京举办的山西古代陶瓷大展，希望通过该展能让世人了解山西古代陶瓷的辉煌艺术和科技成就，期待山西古代陶瓷能在中国工艺美术史和中国陶瓷史上得到全新的定位。

20多年文物搜集准备

展览现场，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到130余件（套）山西古代陶瓷精品，据悉，这些古瓷全部来自望野博物馆的收藏，贯穿宋、金、元、明、清数个朝代，涵盖了从北向南大同窑、怀仁窑、介休窑、霍州窑、长治窑等众多窑址。透过这些造型迥异、古朴质美的瓷器，观者可以感受到12世纪到19世纪山西窑业兴旺的历史风貌。据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介绍，这是第一场关于中国古代山西陶瓷的大型专题展览，首展于今年6月在深圳开幕，吸引逾3.2万名海内外各地的陶瓷学者和瓷器爱好者参观。

山西是中国文明发源地之一，文物资源丰富，陶瓷烧造历史悠久，历代窑址众多，何以今天人们才得见这山西古代陶瓷“第一展”？古陶瓷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在现场观展时表示，长期以来，学术界都把山西陶瓷置于“华北地区”陶瓷体系的概念之中，没有做过规模化、系统化的梳理，而以往从单件的作品中也无法明确山西陶瓷的风貌。

“磁州窑是我国宋、金、元、明时期华北地区极其重要的有地域特色的民间瓷窑之一，长期以来，山西陶瓷都同河南陶瓷一起被笼统地列入磁州窑系。”20多年前，阎焰到山西去做文物调查和收集工作，他发现山西陶瓷有其明确的地域性和特异风格，但却一直不为世人所关注，从那时开始，他就注意收集此类有明显地域风貌的陶瓷。3年前，他在山西晋中和文物界朋友偶聚，谈起山西古代陶瓷应该自成体系的话题，大家提议，由他来策划一场山西陶瓷的特展。

当时，不少海内外研究磁州窑系的专家肯定了办此特展“有创意、有意义”，但同时也觉得“难度太大”。2011年冬,阎焰参访冲绳“琉球古窑”时，路过日本大阪，和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学艺课长小林仁交流展览思路，小林仁认为，办山西陶瓷特展是对古代陶瓷研究的一次创建，但是材料收集太困难了——一方面是要做细致的材料比对和文献分析，而长久以来，学界始终在磁州窑系大框架中徘徊，尚未有人对山西陶瓷进行过系统的筛分研究；另一方面是实物太少，即使是山西省内馆院对本地古代陶瓷的收藏也并不多。

而让阎焰底气十足的是，经过多年的文物收集，望野博物馆馆藏的山西古代陶瓷数量已有数百件之多，在对山西古代陶瓷材料的占有和对实物的掌握方面，走在同行前列。展览开始酝酿后，他还专程拜访了宿白、耿宝昌、水既生3位中国古陶瓷权威，和他们细致研究探讨了展览思路和学术判断，获得他们的支持。“万事皆怕有心人，我们一直注重文物材料的收集，却在无意识中为展览作了最深层的准备。”阎焰总结说。

蒙尘明珠展现率性之美

由于山西古瓷长期未被细致分离、单独研究，所以目前首要的就是对山西古瓷进行辨析、厘清，用阎焰的话来说，“三晋窑火光芒夺目耀眼，不应为世人遗忘，使明珠蒙尘”。而从此次山西古瓷的集中展示中，陶瓷研究者和细心观众也能够看出山西陶瓷的特点。

“比如展品中有许多小口罐，它的上端有一个粗厚的梯形口，山西地势崎岖不平，有了厚实的梯形口，人们可以用绳子把陶瓷瓶罐系起来携带，盛放酒、醋等液体，陶瓷也不易因运送而受损。而河北河南地势平坦，方便车载运输，所以平原地区的陶瓷便没有这个特点。这正是古代工匠实用化处理的聪明之处，也是我们从功能上辨析山西陶瓷的特点。”阎焰告诉记者，从表象上看，普通观众可能一眼分不出山西陶瓷和其他地区陶瓷的区别，但实际上，山西陶瓷的造型、釉色、纹饰、工艺等均有其独到之处。如一件白地赭粉花双鱼纹盆，这种粉色工艺的使用多见于介休窑，是山西窑场独特的装饰技法，有很强的地方特色。

山西瓷器大量以煤烧制，不同于南方的以柴烧制，山西出土瓷器明显带有北方风貌，窑工技法精妙，如一件金代长治窑黑釉红绿彩玉壶春瓶，圆腹长颈，通体黑釉，釉面施白色化妆土粉，在白粉表面勾绘红绿彩，这种技法于12世纪时在北方窑场出现，是当时窑场工匠的创新。

山西陶瓷还有可贵的率性之美。阎焰指着一个产自大同窑的黑褐釉贴草叶纹缸说，窑工们会在施釉时随手用花叶遮盖，在釉干之前，把花叶从陶瓷上再撕下来，这样，树叶纹理就会留在陶瓷上。“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所以这些陶瓷也各不相同。一些窑工还把剪纸贴上去再撕掉，让剪纸之美与陶瓷之美相得益彰。”他很喜欢山西陶瓷中的老虎枕，其中一件赭地黑彩诗文虎枕，枕面还有两句诗：闲吟古调敲龙角，醉卧青山枕虎腰。“陶瓷虎枕是流行于金代的一种很有特色的生活用具。”阎焰说。

期待山西古瓷得到“全新定位”

在一次比对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乾隆御题瓷枕和山西陶瓷时，阎焰发现山西古瓷被“误会”已久。该瓷枕烧制于宋金之交，枕面饰珍珠地，乾隆非常喜爱，所以当年命造办处玉工把一首御题诗琢刻上去，“瓷中定州犹椎轮，丹青弗藉傅色纷……”由诗可知，乾隆认为这件瓷枕出自定窑。然而，经过阎焰和陶瓷专家细致地和窑址标本比对考证，确认这件瓷枕并不是定窑产品，其真正出处是山西介休窑，其珍珠地刻痕非常深，颜色也深，并非用定窑特色木制工具戳印出的，而是用一种金属管扎刻出来的，而这一工艺恰恰是介休窑特色。

“根据《宋会要辑稿》，当时中央政府一次在山西介休洪山窑场收税700多贯，在河北定州窑场收税800多贯；我们都知道定窑闻名天下，而从交税额来看，两地窑场几乎相持，以此可以推断，当时山西窑场的规模也很可观。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山西目前几乎已经没有窑场，但我相信山西古代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一定有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阎焰告诉记者，虽然山西古代陶瓷的存量究竟有多少如今无从考证，但随着学术界、收藏界对山西古瓷认知日渐清晰，会有越来越多的山西古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他也希望，山西古代陶瓷能够就此得到全新的定位，不再被混入河南、河北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