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园(1937年出生——2013年去世)湖南澧县人，1962年大学毕业。驰名中外的陶瓷考古专家，1965年即开始在景德镇陶瓷馆从事陶瓷考古工作。1987年任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同年，获得由国家科委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89年至今任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87年至2004年任景德镇市政协副主席，2001年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郑振铎、王冶秋文物保护奖”，2002年获得国家劳动人事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授予的“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上海复旦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南昌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客座教授。1983年先后应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美国国立弗利尔美术馆、德国海德堡大学等单位之邀，作专题学术讲座数十次。主要著作有《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研究》、《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浮梁磁局与画局》、《蒋祁“陶记”著作时代考辩》、《高岭土史考》和元官窑以及明洪武、永乐、宣德、成化官窑研究专著。
刘新园70年代初开始一直以景德镇古陶瓷为研究对象，对五代——近代陶瓷以及有关问题展开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以出土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相结合，在陶瓷工艺、艺术、经济领域以及文献考证等方面取得重要的成果。最具影响的论著有：
《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研究》一文第一次复原已经消逝六百多年的装烧技术，并阐述该技术的经济意义及产品的造型结构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篇论著一直是我国研究宋瓷的学者们征引最多得论著。
《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浮梁磁局与画局》一文(日本《贸易陶瓷》以中、英、日三种文字合刊发表)，第一次揭示举世闻名的青花纹饰由将作院下的画局设计。被日本金泽大学教授左左木达夫誉为“富于魅力的考证”。
《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一文(在中华书局《文史》杂志发表)，第一次考证历来被人们看成元人之作的《陶记》为南宋著作。被日本著名元史权威爱宕松男博士以五万余言专评视为研究中国陶瓷史和南宋史的划时代的著作。
《高岭土史考》考证高岭土在元代始引进瓷胎，确立了瓷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法”。景德镇瓷器在这时才有质的飞跃——由软质瓷逐步过渡到硬质瓷。该文还考证元代文献中的“御土”和明代文献中的“麻仓土”就是高岭土，而国际通用的kaolin的命名地——高岭山的高岭土则开采于明万历间。1712年法国神甫殷宏绪著文把它的名称、形态与用途介绍到西欧，乾隆后期在国内始成专门术语。此外，还对明洪武、永乐、宣德、成化官窑进行专题研究，并先后在香港、日本、台湾等地以中、英、日文发表，产生重大影响。
“当我悄声进入病房走近刘先生时，只见他浑身插满七、八根管子，人虽然比平时瘦了些，显得比较衰弱，但神情却很淡然。他示意我帮他扶着肩膀向上坐，以便半躺半坐着看着我。他先向我伸出一根指头，接着又伸出一根指头。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便俯下身子，耳朵贴近他的嘴边，他细声对我说‘十多天没进一滴水，没吃一粒米’尔后又指指自己的脑袋说‘人都快崩溃了！’刘先生是个意志力极为顽强的人，不是十分痛苦，他不会说这种话的。由于他长时间没有喝水，舌头有些僵硬，说话显得很吃力，口齿有些不清，为了减少他的痛苦，我尽量不说话，心想只要他尽快好起来，以后有的是时间聊。”——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江建新
“11月5日晨打开手机，涌来很多信息都传递一个令人不敢相信的噩耗，知名古陶瓷专家、原景德镇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前晚在瑞金医院去世。一周前我去医院看他，他握住我的手，温暖而有力，还说等他康复了，一起去看浙博的百砚千姿展。”
——《上海商报》总编辑、收藏家冯学锋
一
在古代，有种叫“促织”的游戏，说的是妇女一听到蟋蟀的叫声，便知秋日已到，离冬天不远了，于是抓紧时间纺织，“促织”由此而来，说白了就是“斗蛐蛐”。
这种上至帝王下至贫民，无门槛的游戏活动深受唐后各朝的喜爱。可没有哪个皇帝愿把这事儿当成佳话让史官记录，所以正史记载的多是些战功伟业。而野史中的记录由于不具备“官方资质”颇受后人质疑，比如明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对“促织之戏”的疯狂，《明史》中毫无踪迹可寻，倒是蒲松齡的小说中常有“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之类的说辞。
要证实朱瞻基确是个“促织天子”必须得有铁证，这证据在朱瞻基归天500多年后被一个叫刘新园的人找到。
1993年初，明代御窑厂东门附近。以刘新园为首的古陶瓷专家在这里发现了一窝状堆积的青花瓷碎片，复原所得共计十八个宣德官窑蟋蟀罐，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书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单行青花楷书款，据刘新园考证为明代著名书法家沈度所写或宣德帝朱瞻基御笔。认定这些蟋蟀罐为御用之物的凭证是龙纹罐上绘制的五爪龙，按元、明两朝的制度规定，凡饰有五爪龙的器物，除帝王之外，臣庶均不得使用，因此可以肯定这个龙纹蟋蟀罐必为朱瞻基的御用之物。其他绘有凤凰、天马、海兽、珍禽、小鸟、牡丹、瓜果等纹饰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工艺精良，应为皇宫专用之物。
作为太平天子的朱瞻基从小就喜欢斗蟋蟀，登基之后他曾经让一些地区采办上等蟋蟀来京，“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地方官员为了取悦宣宗，都变本加厉地下达任务，甚至“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如此爱“促织之戏”，想必蟋蟀罐之类的物件是少不了的，可为什么现存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清宫旧藏1174件宣德官窑瓷器中无一蟋蟀罐？
日历翻回1455年元月，明宣德帝朱瞻基驾崩，年仅8岁的太子朱祁镇继承大统。为防止朱祁镇效仿其父玩物丧志，荒废学业，太皇太后张氏颁布诣旨，“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罢去“玩好之物”直指好斗擅鸣的蟋蟀以及宣德帝为养虫与斗虫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极其精美的蟋蟀罐，“不急之务”是指奢侈品的生产和花木虫鸟的搜刮，让人民休养生息。旨令一下，不仅砸掉了宫中所有的蟋蟀罐，就连那些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好尚未进贡的蟋蟀罐也被全部打碎深埋地下。
一埋就是五百年。
十八只明宣德蟋蟀罐得以重见天日，它们身上的裂缝虽被粘合却依旧难掩数百年的沧桑。
这个揭开宣德帝正史避毁一面的刘新园，是何许人？
1962年，江西大学中文系高材生竟被分配到景德镇陶瓷学院教陶瓷史，后来参加了“长江流域考古队”，配合水利工程建设搞考古，主要在荆州发掘楚汉墓葬。1965年转到景德镇陶瓷陈列馆工作，文革期间停止一切考古工作下放农村，之后还在陶瓷厂里当过技术监测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那时候，没别的事做，只好研究陶瓷。”
1972年，他正式结束下放被调回景德镇。那年为了出口创汇，他被临时召回陶瓷馆参加研制仿古瓷。一程姓领导突然来馆视察，刘新园负责向其介绍，陈是个大胖子，穿一件“文革”前的将军呢大衣，袖口都磨破了，显示他授衔时就是将官，不是“文革”暴发户。陈看到一只雍正哥釉瓶，问“这个破了还摆出来？”刘新园解释：“这件是好的，釉破胎好，叫‘开片’，是由于胎釉膨胀系数不一样造成的。”陈不懂什么膨胀系数，让刘新园解释，刘新园打比方说，“一个胖子穿了一件太紧的衣服，动作一大会把衣服撑破。”随从们大惊失色，程姓领导愣了几秒后哈哈大笑：“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个小子有学问。”
刘新园的幽默能把深奥的学问变得浅显易懂，这与他湖南汉子乐天、豪爽的性格不无关系。“我只是遇到了一些事，觉得有意思，做了些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除此以外我很普通。”这当然是自谦，一件瓷器摆在他面前，不光能说出出处，还能说出国外最近拍卖的价格。一位瓷器收藏者说，“能做到这点不容易，专家只知前者，而藏者则往往只能说出后者。”
二
考古界有“北有耿宝昌，南有刘新园”之说，景德镇的陶瓷考古无疑是刘新园一生的工作核心，他为此付出了近50年的光阴。2013年11月4日22时11分，刘新园因患胰腺炎、肝炎并发症医治无效，在上海瑞金医院与世长辞。刘新园的离世，对景德镇的陶瓷考古研究乃至中国陶瓷史而言都是重大一大损失。听闻他的离世，社会各界纷纷表达缅怀之情。
冯学锋第一次见到刘新园是在1990年，时值景德镇首届国际陶瓷节。珠山阁展出残件复原的明清官窑器，当时也没有博物馆的展览橱柜，珍贵的复原件就直接放在桌子上，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一个香港口音的来宾显然是太兴奋了，嘴里喊着“洪武釉里红啊！”一边捧起一只大碗，哗啦，石膏黏结的碗片碎裂了。这时，就见一个高大精健的中年人箭步而出，一把揪住肇事者的衣襟，“别想走！”气场之强震慑全阁。旁边陪同的宣传干事小声告诉冯学锋，“这就是刘新园，学问大得很，脾气也大得很。”
明清御窑厂遗址考古是刘新园的一大丰功，有准确地层年代的考古出土标本和大量复原件，厘清了官窑谱系，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重新认识标示馆藏品的标尺。景德镇考古所出土明代官窑在沪展出时，刘新园一件件如数家珍，尤其是那十八只全球绝无仅有的宣德官窑蟋蟀罐更是他的至宝。
刘新园秉承“瓜田不纳履”的古训，客居上海后专注于唐宋古砚和高古陶瓷的收藏鉴析，他与冯学锋也有了比较多的交往。“他有老一代知识分子遗世而独立的节操，痛恨专制统治、抨击愚民政治，鄙夷腐败学术；他又是一个重情重诺的侠士，作为学生，怀念他的老师范祥雍，笔下深情喷涌，作为老师，景德镇考古所人人敬称他师傅；刘老师又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学者，田野考证堪称全才，博闻强记，诗文典章随手拈来，令人由衷叹服其才学。”
品陶斋，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内的办公大堂。品陶斋就像刘新园的家，品陶斋的同事就是他的家人。我所伏之案，正是他休闲时的练字之桌，对面天井的茶座，仿佛他仍在那喝茶吃饭、谈古说瓷。
这里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刘老师”，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现任所长江建新、副所长李一平两人都是与刘新园共事三十多年的战友，他们在工作中的交集远比其它人更多，他们正坐在长桌对面向我讲述那些与刘新园的珍稀往事。
江建新从陶瓷博物馆开始就一直与刘新园同事，刘新园任考古研究所所长时，江建新任所长助理、副所长，工作上的点点滴滴都于此刻浮出水面。“那时候他经常工作到很晚，几乎把品陶斋当成家。当年发掘宣德官窑时，我们天天讨论，每天上下班都一起步行回到位于新德园菜市场的原文化局宿舍。其间会聊怎么解决问题、有什么新发现，以及明天要做些什么事。中午经常不回去就在这买些包子馒头填肚子。”
十数年前，就在我们所坐的地方，刘新园接收到新的古瓷实物，他就开始写资料，有时废寝忘食到深夜。陶瓷考古挖掘，无不是抢救性挖掘。常常是在三九或三伏天里与时间赛跑。在抢救性考古挖掘中，他们的工作不可避免地与施工单位的工作产生冲突。为了抢时间，他们经常24小时在没有围墙的考古现场工作，吃住都在工地上，刘新园与其他人都是一样的同吃同住。当从以吨计的古瓷片中，经过多级分类和系列复原，将古陶瓷重现天日，其中既有古人的智慧，也有今人的血汗。大量的修复工作，通过刘新园的归纳整理成为了学术研究成果。
三
刘新园对待文字的态度是非常严谨、认真的，写文章字斟句酌，即使需要引用别人已经引用的资料，他也一定要找到原文。江建新就曾多次陪同刘新园到景德镇市图书馆查找资料原文，从《四库全书》之类的最原始的文件中找到原文后再抄回来，还要核对，确保无误后才会写入文章。一般人或许不会那么较真，只是直接引用文献，而他会钻研、“啃”读史料文献，把它们吃透、牢记，其一例就是他的著作《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刘新园给当时的市图书馆整理书籍，在大量的整理工作中，他意外地发现一本清康熙二十一年的《浮梁县县志》残本，其中有关于蒋祈“陶记”的简单记载，却无蒋祈所在的具体年代。而清乾隆年间的县志则载称蒋祈“陶记”为元人之作。通过对这本县志残本的深入研究，刘新园第一次考证蒋祈并非元人，实为南宋。
与刘新园共事三十余年的李一平表示，考古著书并非易事。刘新园提出新观点，不仅要拿出实物，还要有史料、文献为证，这就需要沉下心研究当时的官隶制度、税制、装烧工艺、行政区域，研读大量史书。以行政区域为例，刘新园就“考”出浮梁县在元代时并不称县，而是州。
刘新园的投入与专业并不仅是公事，但凡他喜欢的，他就一定能整出点动静，诸如书法、太极。他爱打太极拳，却是无师自通，全靠对着书本研究。仅这样，他成为太极拳爱好者中的高手，他的太极推手几乎难寻对手。有时与众人说话说得好好的，只要想到哪个动作，他当即就会不顾场地地练起来。
书法则是他在忙碌的工作之余的休闲，在品陶斋的长桌上铺满旧报纸，文房四宝一放，大笔一挥即成江湖。为避免浪费，他从不用好纸练字，无论工作、生活都非常的朴实，物质要求简单、朴素，穿着随意，布衣、布鞋是他的标签，除非重大场合，他才会以西装革履示人。
除此，刘新园无不良嗜好，原来抽短把香烟，后来条件好了反而不抽了。刘新园怕见人，怕开会，“都是些麻烦的事。” 中文系的他爱看书，阅读面甚广，几乎无书不读。兴致好的时候还会大段大段地背托尔斯泰小说中喜爱的段落。面对生活，他希望自己是那个能活出自我的老头。他曾把古代瓷器戏称为古代的“彩色录像机”，认为“每件器物的背后都描述着一段神奇的故事”，并说自己和瓷器是“35厘米的关系”，“就这么短短的距离，却让人怎么也看不够”。
听刘新园说话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他很少说自己，如非必要，陶瓷说得也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在讲古诗词和历史故事。端起茶杯，他会告诉你手中的瓷器是哪朝哪代的款型，怎么拿怎么喝都有讲究；照照镜子，他会和你打趣杨贵妃的梳妆故事；就连打个电话，他也会饶有兴致地说出有关电话演绎的故事一二。
说起陶瓷，他的思绪会穿越时空进入历史。兴奋时他会比划着说，“那时景德镇的制瓷业发达，创造出80多道工序，降低了技术的门槛，‘连瘸子和瞎子都能找到工作’。但也有一些地方不好，比如拉胚的人，一个姿势坐久了，就成了罗圈腿。‘畸形的身体生产出精美的瓷器，是很强的一个对比’。”
回到现实后，他是一个一半时间在美国含饴弄孙的普通老人。但是他还是会上网关注国事，当看到国内经常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时，他愤怒了，“一点道德都没有了”。
四
刘新园有次回国后去了趟深圳古玩城，想淘几样瓷器配件。“在深圳停留的短暂日子里，我几乎逛遍了城里所有的古玩市场。每次总会有所斩获。不过，现在的古玩市场是越来越多，古玩却越来越少。”花白头发，黑衣布裤的刘新园对采访他的记者说。
“垂杨寄语山丹，你随行在可怜，劝你娶个南婆，我也嫁个契丹。”他的学生朱叶青曾听到刘新园用湖南口音朗诵了这首南宋民谣《垂杨与山丹》，还把它写进了方案。没想到刘新园看到了不高兴，原来学生把“垂杨”和“山丹”位置弄反了。“这是不能弄错的。”
虽然已是公认的中国陶瓷界的权威，刘新园并不喜欢成天为人鉴别真伪。说起自己的收藏经，他总是以一句“穷人收藏”概括。他说：“我小时候没什么钱，但很喜欢把用过的旧东西收起来，比如火柴盒、空瓶子、小纸片什么的，虽然都不值钱，但却异常珍贵。少时还经常躲到图书馆里，躲到古陶瓷堆里，看书，同时默默地和古陶瓷对话。后来，做工有了零花钱，便开始买一些喜欢的海报、瓷器收来玩玩，当然是什么便宜买什么，但多是自己心头好，现在都成了稀罕物。”
刘新园认为，收藏是一种高雅而令人乐在其中的文化。他非常反对将“收藏”等同于“买卖”，因此多次婉拒不少电视台的高额聘请。刘新园说：“收藏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当天买的文物，第二天就想出手卖出钱来，这样的人不是藏家，是商人。不要把文物当成股票一样，首先在观念上要热爱，要思慕里面的文化。收藏者都应该是研究者，至少成为古代文物的搜集者，那么我们的收藏就有意义了。”
对于如何辨别古玩的真伪，刘新园认为：“你在市场上想买东西，首先要求真，要求真就需要有文化，文化功底厚实与否就不是简单的事，是长期努力的结果。有了文化，就要认真地查阅资料，查烧法，查焙釉，不对的就是假的。不要相信任何鉴定家，要相信自己的判断。鉴定是什么？鉴定就是若干细节的比对。你要把所有的细节把握得清清楚楚，而对于细节的清楚准确，则来自于你长年的学习和实践。”虽然有此一技在身，但他对前来求鉴定的人还是有所保留的，尤其是那些倾其所有买到一件假东西时，刘新园更是含糊应对。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一句话或许关乎人命，“可不能轻易说”。
为给湖田窑出书撰写序言，刘新园最后一次来景德镇。发病的前一天中午，他和江建新等人小聚。这一次他很精要地对湖田窑历史、工艺成就、文化与学术影响进行了总结，短短几分钟的谈话，大伙不约而同地拿起手机，对他的这次谈话进行了录音。谁也不曾想到，这次谈话竟是刘新园最后一次学术发言。
刘新园的学术生涯起步于湖田窑的研究，他最早的研究湖田窑的论文《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一发表便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成为中国陶瓷考古研究领域经典之作。不可思议的是，刘新园生命中最后一次的学术活动竟也止于湖田窑，这是偶然，还是冥冥中的注定？
刘新园10月12来日景德镇，17日发病去上海治疗，11月4日便匆匆地离我们而去。
这样一位让景德镇古陶瓷研究进入“刘新园时代”的考古巨匠的离世，让多少人唏嘘不已，“天妒英才”是对刘新园的最新注解。
他的发现，再现帝王真实人性；他的研究，解开历史疑团；他的人生，旨在为世人拾起那些埋于地底千年的沧桑。
整理/于伶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