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越做越大，然而一回到大城市，就很有压力，就很焦虑。在这个同质化的年代，黄怒波感到堕落与孤单，他必须逃离出去，寻找可以重新审视自我与世界的角度。
2013年5月17日，黄怒波第三次登顶珠峰。下山后，他对着珠峰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头，感谢圣山把他放生。回去的路上，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山爬完了，接下来该干什么？
那种梦想超载的感觉，带来的是狂喜过后的空虚，一个想法忽然再次涌上心头：流浪，去全世界自由地流浪。
这当然是一个诗意的决定，可即使是在诗人骆英最初的诗歌中，你也很难读到那种纯粹的抒情与自恋的倾诉。流浪，对于黄怒波有着别样的意义。
黄怒波喜欢在午夜写诗，每首作品都标出清晰的时间刻度，有时候一口气写七八首，一写就是一个通宵。他坦言，有时在睡梦中惊醒，就再也难以入睡。年轻时代历经的苦难与残忍，仿佛诅咒一样如影随形。
生于兰州，长于银川，4岁时，野战部队团长出身的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不久自杀身亡。父亲去世后，母亲靠拉土养活四个孩子。在那个年代，反革命的“狗崽子”人人可以欺负，黄怒波经常在外面挨了打，回家后又挨母亲一顿打。因为家里穷，班里每次丢东西，老师第一个会翻检他的书包，其他同学戴着红领巾打队鼓，他只能在一边羡慕地哭。但黄怒波从小有股不服输的狠劲，别人打了他，他一定要打还去，“在那个野蛮的环境里，你只能野蛮地活着”。
那时候，他喜欢一个人穿过戈壁去贺兰山，“我13岁就上贺兰山，晚上住在山里，反而觉得更安全。我上一辈子肯定是狼，回到山里心情轻松，没有什么能让我恐惧的东西。”
幸运的是，在残忍的现实世界外，他还有一个温暖的书本世界。黄怒波经常爬着梯子上屋顶看书，喜欢对小伙伴们讲《鲁宾逊漂流记》，向往那种四海为家、无拘无束的生活。
命运的转机来自1977年，当时宁夏自治区一位党委副书记的女儿已在北大上了四个月，因为群众上告，被勒令退学，这个唯一的名额落到了黄怒波身上。毕业后他去了中宣部，29岁就成了正处级干部，前途一片光明，在整个宁夏都有名。但这时，他骨子里那种不安的野性又在呼喊：难道一辈子就做个小官吏？
1990年，黄怒波不顾多番劝阻，辞职下海。1995年，创立北京中坤投资集团。开发京城两大名盘——西直门的长河湾和北三环的大钟寺国际广场，打造世界文化遗产：安徽黄山宏村，开发南疆旅游资源，十年沉浮，黄怒波这个被人称为“用十个指头能按住十五只跳蚤”的儒商代表，已成为身家几十亿元的福布斯榜富豪。
财富越来越多，脾气越来越大，但内心的焦虑却挥之不去，“一回到大城市，我的心就很有压力，就很焦虑”。千城一面，千人一面，
在这个同质化的年代，黄怒波感到堕落与孤单，他必须逃离出去，寻找可以重新审视自我与世界的角度。当然，前提是他拥有财富带来的自由：“我现在可以任性，不高兴我就不做了。”
山就在那里
2005年2月16日，受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的鼓惑，黄怒波在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的带动下，第一次登顶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
在此后的8年间，他一发不可收拾，一面登山，一面写诗，陆续完成人类探险的极限——“7+2”计划，即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且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成为全世界第15个完成此项壮举的人。
在漫长的登山中，黄怒波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也亲眼目睹过太多的死亡。2010年5月，黄怒波从尼泊尔出发，从南坡冲顶海拔8844.43米的珠峰。在穿越海拔5400米到6000米的孔布冰川时，黄怒波下撤的梯子忽然松动，下方是深不见底的冰隙，掉下去必死无疑，他紧紧抓住梯子，幸运地逃过一劫。同行的一名夏尔巴向导在冰川遇难，人找不见了，只剩下一双鞋子。
在海拔8000米的地方，一名俄罗斯登山者由于太累，坐在雪地里睡了一会，结果便停止了呼吸，睡袋和绳子将他的尸体裹得紧紧的，而就在前一天，黄怒波还和他擦肩而过。在2011年的一次登顶中，也是在这一高度，黄怒波的氧气面罩坏了，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走了半个多小时，走着走着，发现自己意识恍惚，走不动了，“糟了，这次肯定下不去了”。向导看见情况不对，扶着他一检查，发现是氧气面罩坏了，赶快将备用的面罩换上，脑子很快又清醒了过来。
对所有登山者来说，登顶是最大的梦想，可在经历了2009年登顶珠峰的那次功亏一篑后，黄怒波明白了“登山是为了活着回来”。2009年5月17日，黄怒波从北坡冲顶珠峰，已经前进到了8700米处，距离顶峰仅有144米，但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如果不撤就很有可能截肢或者回不来。经过痛苦的挣扎，黄怒波决定放弃，下撤到6400米的地方，他一屁股坐到雪地上，大哭了一场，“一辈子都没那么哭过”。
越爬越怕，越怕越想爬，黄怒波渐渐懂得敬畏，“不是你征服山，而是山征服你”。他告诉记者，自己登顶后，没有一次是站着的，都是坐着，那代表一种对山的尊敬。“越走你就觉得自己越谦虚。山中的每块石头都比你老，即使你拥有再多财富也也没什么了不起，要学会知足、忍让、妥协和感恩。”
不仅如此，中坤的一些战略布局都是黄怒波在山上想清楚的，“登山要的是过程，不是结果。我现在做项目，思考的都是十年以后的事。”
从山上下来，周围的朋友和同事发现黄怒波变了，他不再喜欢骂人，变得谦和克制，“当你手中的权力越大时，越不应该去伤害别人”。
向世界走去
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后，黄怒波又上路了。2013年8月29日，黄怒波带着重达64公斤的行李，和他的随行助理，飞赴德国汉堡，那是他“21世纪人类脸谱行动”的第一站。根据这一计划，黄怒波将在接下来的10～15年里，走遍世界文化遗产，并与当地各个阶层的人交流，分享最鲜活的文化感悟。
在接下来的近1个月里，黄怒波开始有计划地参观德国的34处文化遗产，包括皇宫、古堡、教堂、酒窖、艺术区、工业遗迹以及山地公园。黄怒波的参观并非像旅游那样轻松，助手为他准备了每处文化遗产的详细资料，他要事先做足功课，在实地的考察中形成自己的判断，同时也在每处遗迹留下记录，兴之所至，他会随手掏出自己的诗集来朗诵一段。
除了参观古老的文化遗产，黄怒波还安排了密不透风的采访与各种交流活动。在德国，他采访了摄影师、性工作者、前驻华大使、流浪汉、作家各个阶层的100多人。黄怒波问他们对身边世界遗产的看法，对东西德融合问题的看法，对中国的了解乃至对文革的看法。一圈采访下来，他发现由于身在其中，普通德国人对周围的世界遗产并不热心，也谈不上多深的了解。德国的启示在于，文化遗产的真正保护应该使它与周边环境与市民生活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像中国，将其隔绝起来。东西德的融合依然需要时间，而令黄怒波吃惊的是，许多德国人对中国的认知似乎还停留在100年前，问中国是不是还有皇帝，人民是不是因为说一句话还会被抓进监牢。黄怒波坦言自己无意充当中国的文化大使，但面对这种情况，他仍要耐心地解释半天。在另一面，黄怒波发现，缘于一种内敛的傲慢，德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对世界的变化缺乏了解。
在旅途中，对做旅游地产的黄怒波来说，还有一项重大收获，就是他几乎事无巨细地体验与记录了所到之处的航班、机场、酒店与饭店。他在脸谱日记中戏言，若干年后做出一份全球各地的旅游服务攻略，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黄怒波的日常排得很紧张，每天早晨6点多起来，他往往要先锻炼一小时，随后开始用录音笔口述前一天的脸谱日记，这大概也要花费一小时左右，随后他将录音内容发往国内，让员工整理出来，发到网上。黄怒波的随行人员也很辛苦，每到一地，能拍则拍，能摄则摄，一路马不停蹄。
德国、英国的考察在2013年9月23日结束，当年11月17日，黄怒波再次启程，在接下来近20天的时间里，他考察了巴拿马、哥伦比亚、阿根廷南美三国的文化遗产。在南美，他看到帝国主义殖民历史的残忍与虚伪，看到世界革命偶像切•格瓦拉的另一面，看到史上收集最全的博尔赫斯藏品展。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没有国家可以逃脱，别国的今天也许就是中国的明天。黄怒波在阿根廷看到中国新型城镇化改革的风险所在，“如果这一轮改革以拿农民土地为目的，那么中国未来将陷入巨大的动荡中。农民失去了土地，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就业能力。农民宅基地的流转放开必须审慎”。在阿根廷，他看到失业农民在路边点燃汽车轮胎抗议，居住在那里的华人朋友告诉他，几乎没有人不曾被抢劫过。
在2013年12月27日的凤凰财经峰会上，黄怒波告诉《英大金融》，出行带给他最大的收获是拥有了真正的世界眼光。无疑，这既是文化的体悟，也是对中坤未来投资与中国未来走向的思索。
诗人的情怀与商人的精明在黄怒波那里和谐地统一着，“诗人身份，让你更看清了商人的本质。商人的本质又让你不断地呼唤一种诗歌的精神的发现和平衡”。
流浪似乎是最好的承担者，一如黄怒波早年的那首诗歌所表现的——
走过的街灯去忘掉然后再走
诅咒过的人去忘掉然后再诅咒
敲响过的门去忘掉然后再敲响
逃亡过的路去忘掉然后再逃亡
没有人同行我也得流浪
没有了流浪都市会怎样辉煌
一城的高楼怎样冰硬
一城的街巷怎样漫长
算了吧
反正我只有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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