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收藏网讯   画家在宣纸上作画，那是信手拈来、游刃有余，当宣纸换成了瓷瓶，平面转向了立体，水墨变成了釉料，对书画家而言，无疑是进入了另外一个艺术门类。然而，这样一种跨界潮正在国内兴起，苏州画家正成为了这一艺术形式的探路者。

在瓷器上作书作画，笔墨情趣大大不同于宣纸水墨，因为这种创作，往往是在不可预料中进行的，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必须等到近十几道工序后，通过火的淬练，才能知道自己的笔墨能否成功，这样的艺术真是一种折磨人的艺术。

然而，杨丽华却爱上了这样的“瓷器活”，此举并非杨丽华心血来潮，这是埋藏在她内心深处的一个梦。这个心中的梦想就是，让同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中国书画和中国瓷相结合，让吴门水墨跨界青花瓷，共同去体现中国传统艺术的双重魅力。这个梦，一做就是三十年。

一个画家和两种文化遗产

中国书画，是东方世界的文化遗产之一，其将东方的精气神融为一体，天地人集于一身，而青花瓷，在世界上就是中国的符号，数百年前就远渡重洋，受到世人的喜爱。

将青花与水墨碰撞结合，不仅需要画好，还需要烧好，杨丽华说，画家画完是一个感觉，烧完又是一个感觉。水墨变成了釉料，对书画者而言，无疑是一种跨界。“跨界”这个词最早在西方艺术界出现，用以形容原本不相干甚至矛盾、对立的元素，从相互渗透到相互融会，从而产生新的亮点。而水墨和青花就是一对碰撞后能产生惊奇的元素。

据了解，水墨青花的烧制，要经过合泥、成型、涂釉、烧闷等近十多道工序，尤其在釉料入窑时，气候的温度、湿度，泥质、火候以及放的位置等都有着严格的要求，稍有闪失，便会全炉报废。

在宜兴和景德镇，从40多岁开始，杨丽华就象一个小徒弟那样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向老师傅请教，并在很短的时间掌握了各种基本要领，经过一番刻苦的研究，1997年她终于成功地烧制了一只梅花瓶，在雪白滋润的底色上，吴门水墨晕染下的梅花滋润鲜嫩，由绿白紫三色融成的花瓣上晶亮光泽，江西省陶瓷研究所所长见之赞叹不已，当即聘她为研究所高级艺术顾问。

在杨丽华眼里，以前瓷器上的图案都是由工艺美术师或陶艺师画的，不是由画家画的。虽然都是艺术创作，但工艺美术师制瓷和书画家画瓷在理念上有一些区别，在技术的层面上也各有不同。陶艺家、工艺美术大师们在陶瓷的运用上、掌握上，特别是技术的把握上非常纯熟，在技术上普遍胜于书画家。但是，画家画瓷受人喜爱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创作时，能把创意和灵感直接带到瓷器作品上来，使绘画作品和瓷器融为一体，大大提升了瓷器艺术品的审美价值，体现出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

画瓷的法门就是自在、随性

墨分五色，瓷超十类，让水墨和青花结合，需要掌握娴熟的瓷上作画技术，这对于画家而言是一种很有难度的挑战，对于杨丽华，这位颇有年岁的女画家更是如此，杨丽华为何能从容跨界，创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艺术形态来呢。

“跟一些传统陶瓷大师相比，我有一个优势，就是没有那么多思维定势，没有任何禁忌和束缚。”在杨丽华看来，陶瓷在清代后所到达的高度，主要是在工艺上，如雕刻、粉彩等，但陶瓷艺术所能表达出的中国文化应有的从容、淡定的境界，也就是瓷的本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只有陶瓷与绘画完美结合，才能赋予陶瓷艺术新的生命。

杨丽华的成功得益于她那那深厚的国画功底，生于1939年的杨丽华自幼酷爱书法，1977年，已是三个孩子母亲的她进入了苏州市工艺美职大专攻花鸟画，毕业后被分到苏州工艺技校长期从事美术教育，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交流获奖并被收收藏，作为吴门画派的一员，杨丽华的作品以虫草雀鸟之类的小物见长，而这与瓷画作品的主题茶具碗具等小器具是极相吻合的，这也使她很容易在国画与瓷画之间找到了一条连结的纽带。然而，瓷画和国画毕竟属两个不同的画种，光有国画功底显然是不行的。要把两者融为一体，还需要一股子倔劲和闯劲。

在陶瓷界，青花釉里红在瓷画中的大面积运用这也是一个高难度问题，因为，在所有的颜色中，青花釉里红温度要求最高，达到1340度，稍微差错便会变形。尽管此种颜色发明于明朝，也曾有不少人试图把它大面积运用于瓷画艺术上，但均未成功。而在杨丽华笔下，她数年钻研，成功地把大块大块的釉里红运用于瓷画艺术，她的《斗笠荷叶碗》，直径36公分，碗体似风中荷叶翻卷而成，碗口边呈荷叶随风所动之势，形态自由奔放，叶上细微的纹络清晰可见，通体施以粉青釉更显清雅洁净，碗中用阳刻技法雕刻出一朵荷花，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花中央的那一点釉里红，使整个作品有了灵性，活了起来。再看看她那件口径达50厘米的《松壑云海》碗，以瓷代纸，用传统的国画手法把林的幽静、云的壮观渲染得惟妙惟肖。杨丽华“征服”了陶瓷界，她是唯一一位入选《景德镇陶瓷全集》的苏州人，她制作的陶瓷《秋声秋色》，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行业最高奖——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

齐耳短发，着一袭素色长裙，杨丽华根本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她和她的那些水墨青花一样自在随性，充满着文化的温润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