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餐盘》，装饰以荷兰船弗雷堡号，并写有1756年年款。

　　广州是历史上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也因此一度汇集起了众多中西航海家和商人。而在远渡重洋来华的西方商人中，一批大型国立贸易集团“东印度公司”令人瞩目。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先抢占统治地位，随后是18世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作为中国最大的两个客户，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当时为了庆祝一些活动或荣耀家族定制了大量瓷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高温釉瓷器的国家。从最初几个世纪开始，中国就开始出口这些垄断产品。从9世纪起，瓷器已经成为出口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主要贸易产品，但直到14世纪，欧洲人很少会收藏瓷器。到了16世纪，欧洲商人才建立起了与中国贸易的直接通道。1557年，葡萄牙人最早在澳门建立起了永久性的对华贸易关系。17世纪时，一批大型国立贸易集团“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ies）令人瞩目。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最先抢占统治地位，随后是18世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其他国家也在亚洲展开利益争夺，比如，法国东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瑞典东印度公司（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由奥地利皇帝特许的东印度总公司（Generale Keyserlijcke Indische Compagnie）（别名：奥斯坦德公司，Ostend Company），以及由普鲁士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建立的皇家普鲁士亚洲贸易公司（Koenigliche Preussische Asiatische Companie zu Emden）。1784年，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商船也开始进行频繁活跃的贸易。

　　成立于1600年的伦敦东印度公司在1708年与较晚建立的公司合并后，组成“荣誉东印度公司”（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HEIC），进而成为当时在亚洲地区最有势力的欧洲贸易机构之一。大型餐具原来都是提供给公司在印度的高级官员使用的，如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所藏的一套饰以公司藏书票纹章的餐具。这套餐具来自印度马德拉斯（Madras）（现名金奈，Chennai）的圣乔治要塞（Fort St George），是当时英国在亚洲贸易的中心。这套餐具很可能是为了公司一百周年纪念而定制的。许多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在他们印度任期结束时，将部分餐具带了回来。由此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水果篮和托盘会在1898年时进入了博物馆。英国的订单一般都通过位于印度马德拉斯的东印度公司总部运送，官员们从这里向中国订购瓷器。

　　虽然英国人过去喜欢将他们的公司称为“荣誉东印度公司”，但是1991年，历史学家约翰·凯伊（John Keay）强调说，这个公司事实上只能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管理服务机构，它所有的行为都是趋利的，常常是不体面的，几乎从来都不是“荣誉”的。这是中国的不幸，因为在18-19世纪期间，在英语国家中没有一人会这样来描写这家公司。而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则撰写了大量抹黑天朝大国——中国和其国民的报告。直到1926年，何西·巴罗·摩斯（Hosea Ballou Morse）出版了一部完整的《东印度公司编年史》，在书中，他表达了对这个自己长年生活工作的中国的蔑视。这只是对于中国的全部解释的一个开始，2002年故宫档案中关于这部分的历史才第一次公之于世。

　　英国东印度公司总共运输了上百万件瓷器到西方。中国最大的两个客户——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为了庆祝一些活动或荣耀家族定制了大量瓷器。对于这些瓷器的研究提供给我们许多重要的信息，使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是如何运作的。在这一历史时期，广州成为贸易中心，许多西方作家对此有过详细记载。

　　18世纪，荷兰人订购了大约600－700套纹章餐具，最鼎盛的时期是在1730年到1760年之间。在18世纪早期，一套餐具一般不会超过50件，主要包括各种不同尺寸的餐盘。到了18世纪30年代后期，西方客户开始要求一些更完整的餐具组，其中包括了额外的盛汤器、船形酱汁碗和盐瓶等。1740年以后，一些特殊餐具，例如水瓶和水盆组合，变得越来越普遍，器型和装饰也变得更为欧式。广州的承包商很快在技术上适应了新潮流。

　　在英国，上流社会往往通过展示带有纹章的餐具来显示自己的地位。有些富裕的人也会选择使用银器，但是从约1700年开始，外销瓷提供了一个既便宜又多样的选择。当时英国本地瓷厂的数量也不断增多，他们的产品与来自中国的进口品产生竞争。但是在整个18世纪，人们还是不间断地大量订购中国外销纹章餐具，因为英国的制造者最初在数量和质量稳定方面，都还无法保证满足大套餐具订单的要求。来自英国的订单数量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总数高达5000组。

　　大多数订购纹章瓷器餐具的家族多少都和“荣誉东印度公司”有关，如一组饰以帕特尼的丹尼斯·杜特里爵士（Sir Dennis Dutry of Putney）纹章的餐具组。杜特里爵士是一个富裕的伦敦商人，同时也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他在1716年6月被授勋为从男爵，于1728年10月逝世。而一饰以斯宾塞家族、怀特家族及肖家族纹章的餐盘主人的地位则相对卑微一些。因为约翰·斯宾塞（John Spencer）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出纳员，与约翰·肖爵士（Sir John Shaw）的女儿凯瑟琳（Catherine）结婚，后于1737年5月逝世。

　　而由库克（P.Cooke）捐赠的一个漂亮的餐盘不仅装饰有一位高级海军官员的纹章，还描绘了一次史诗般的对华贸易航程。餐盘左边装饰的是普利茅斯海峡（Plymouth Sound）的全景，右边是广州附近的黄埔口岸（Whampoa），中间画的是马德拉斯的圣乔治要塞。餐盘上所装饰的纹章则属于英国皇家海军少将弗朗西斯·霍尔本爵士（Rear-Admiral Sir Francis Holburne）。他在海军服役的同时，还经营着一个巴巴多斯（Barbadan）种植园。另一只盐瓶上则饰有赫德森（Hudson）家族纹章以及其家族的拉丁格言“好运使我快乐”（Sors mihi placet）。赫德森家族中的几代人都曾为东印度公司效劳。罗伯特·赫德森（Robert Hudson）上校在1713年到1734年期间去过广州很多次，查尔斯·赫德森 （Charles Hudson）上校1738年到过广州。而这套餐具的主人可能是查尔斯·赫德森男爵（Sir Charles Hudson, Bt.），他在1771年担任塔尔伯特号（Talbot）的船长。

　　东印度舰队中快速的船舶是贸易的核心力量。一只由巴西尔·艾奥尼迪斯(Basil Ionides)遗赠的餐盘上描绘了一艘帆船，船上的长三角旗迎风飘扬，跳板也已经降了下来，好像是在黄埔港边停靠时的景象。餐盘上部的装饰框里写着“弗雷堡号，雅各·雷兹船长1756年在中国”（T. SCHIP: VRYBURG CEVOERT DOOR: CAPITEYN JACOB RYZIK IN: CHINA .INTIAAR. 1756）。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中，我们了解到弗雷堡号（Vryburg）1756年时停靠在广州。虽然还有另外几个饰以相似图样的餐盘存世，但是官方记录中始终没有提到过它们。这些瓷器很可能是雷兹（Ryzik）船长和他的工作人员私人订购的。另一只盛潘趣酒的大酒碗也是为一位相同地位的英国船长定制的，虽然瓷器上没有记录这位船长的名字。酒碗上一艘满帆的船上飘扬着两面英国国旗，船体上甚至仔细地描绘了枪炮口。在这艘帆船的上方写有“皇家乔治号”（Royal George）。这艘船于1778年的贸易季度期间抵达广州。它是一艘658吨位的中型帆船，潘启官（Puankhequa，即潘振承）就是这艘帆船货物的担保商。

　　在瓷器上描绘的海战场景印证了当时各国不得不竭尽全力地维护贸易利益的现实。一只1785年的大酒碗运用墨彩技法极其细致地描绘了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一次海战。当法国与西班牙盟军打算攻占牙买加时，一场桑特海峡战役（the Battle of Saintes）于1782年4月9日至12日在东加勒比海的哥德普洛岛（Guadeloupe）南面打响。英国皇家海军上将乔治·布里奇斯·罗德尼爵士（Admiral Sir George Brydges Rodney）在这场战役中获得了一次闻名遐迩的胜利，抵御住了更为强大的联盟舰队。这次胜利被记录在1783年3月发表的铜版画上，并且理所当然地被复制在这个大酒碗上。罗德尼勋爵的船上可以看到飘扬着的皇家军旗；那些英国舰队中的领航船舶正从加农炮的浓烟烈火中通过法军的防线。

　　有一款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所藏的餐盘正面几乎没有什么装饰，而写在背后的“1791年1月24日中国广州”的字样更加引人注目。此盘正面的纹章属于约翰·查德维克（John Chadwick, 死于1800年）。他是一位军人，也是地方行政官员，但他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他所有的带有日期文字的餐具在众多英国纹章瓷器中独一无二，而餐盘上为什么会写这些文字一直以来也都是一个谜。然而，这个日期款让我们了解到1月是船队可以借助东北季风离开广州顺利回到英国的最后限期。

　　这些瓷器见证了西方人的经历，而英语国家的民众却不熟悉中国人眼中的那个时代。中国作者几乎没有描写过广州贸易的情景，当然仍有例外。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一位中级官员梁廷枏发表了《粤海关志》。在书中，他引用了广东海关保存的官方文件。清朝灭亡后，一位广东行商的后人梁嘉彬（1910－1995年），在1937年发表了《广东十三行考》。北京故宫一直以来都保存着大部分的官方记录和文件，直到 2002年故宫档案的公开才第一次使人们对照比较这些不同角度的记录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