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大连现代博物馆展出的“纹章瓷精品展”是个很有意思的展览，与以往那些中国传统的瓷器精品展不同的是，105件(套)的“纹章瓷”都是当年在欧洲兴盛一时的“海外定购”：中国陶瓷工匠按照欧洲商人提供的种类、造型、式样、纹饰、工期等彩绘烧制而成，它既有中国传统制瓷工艺特点，又体现了精美典雅的欧洲装饰风格，因瓷器上印有欧洲贵族家族的徽章，故又可称为“徽章瓷”。

　　从这些精美的中西合璧瓷器中，不难看到一个生机勃勃而又繁花似锦的时代。

　　海禁大开 “纹章瓷”迅速走红

　　展览的第一件展品是葡萄牙的彩绘开光帆船人物图壶杯一组，“纹章瓷”的故事也是从当时的海上霸主葡萄牙开始。

　　“1499年9月，达·伽马从印度绕过好望角返回葡萄牙后，将一部分在加尔各答购买的中国瓷器送给了国王，中国瓷器那惊人的光滑和明亮让欧洲人震惊了。1517年，沿着达·伽马开辟的新航道，葡萄牙商船驶入广州港，开始把中国瓷器大规模贩运到欧洲。”本次展览的主办方之一深圳博物馆的刘大川介绍说。

　　1602年，刚刚成立不足一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劫获了从中国满载货物归程的葡萄牙商船凯莎琳娜号。他们将船上的数十万件中国瓷器运抵阿姆斯特丹拍卖。几日之内，所有货物被富豪贵族甚至是君主一抢而空，获利以百万计。荷兰人的这一传奇经历震动了欧洲，一时间，全欧洲最有实力的君主、贵族、商人们纷纷把发财的目光投向了远东，投向了中国，投向了瓷器。17世纪后期，路易十四命令建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并颇有深意地以“中国”命名，它的第一单生意就是前往广州购置瓷器。

　　幸运的法国人遇上“好日子”：1673年康熙帝下令取消海禁，外国商船就可以前往指定港口进行贸易。当然，中国货物进口也走入了正常化的轨道。

　　法属“中国公司”的安菲特里号到达广州港时，他们向中国行商们出示了一批绘有奇怪纹案的图纸，要求中国商人按照图样烧造，并许诺将给予丰厚回报。几个月后，这批由景德镇烧制的瓷器如约交工了。当“中国公司”将这些瓷器运回欧洲后，得到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褒奖，原来这些图案正是法国的甲胄、军徽、皇家纹章图案。

　　其实，早在明朝中后期，葡萄牙王室就曾通过马六甲的中国商人定制过一只绘有曼诺尔一世徽章的青花执壶。由于当时颜料色彩所限，加之中国海禁政策严厉，那件瓷器并没能引起欧洲王室多少兴趣。但这次，由于法国定制的这批“纹章瓷”属于细瓷烧制工艺的高档货，并采用了粉彩技术，色彩艳丽夺目，加上中国正处于海禁大开，“纹章瓷”迅速在欧洲走红起来，此后的几十年间，英国的“三狮”、俄国的“双头鹰”等都出现在中国的专属定制瓷器上。有瑞典人统计，在中国的明清之际，约有300家贵族先后来到中国定制过“纹章瓷”。

　　广州成为“纹章瓷”出口的大码头

　　随着贸易正常化，欧洲各主要国家先后获准在广州城开办自己的商站，广州珠江沿岸诞生了很多那些专门承接欧洲订货业务的门店。在这里洋商可以与广东商人签订协议，按照洋商指定的种类、造型、式样、工期进行详细的约定。而后，广东商人再将订单发往千里之外的景德镇进行烧制。

　　景德镇与广州城之间路途遥远，一是交货时间长，途中容易出现破损，二是纹样风格走形的情况更是层出不穷。这不仅影响到了行商们的经济利益，更毁损了广东商人的信誉。于是广东行商们凭借着销售渠道上的优势很快介入了生产领域，他们雇佣工人、培训画工，将景德镇烧制好的白瓷胎运至珠江口，在此他们承揽外洋业务，拿到订单后就地进行彩绘和二次加工。这种生产模式不久便流行开来，一时间广东珠江沿岸陶瓷工场鳞次栉比。

　　1769年一位名为William Hickey的美国旅行者参观了位于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场，他的游记中描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在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而这种工厂当时在广州还有一百多个。”

　　广州的工人与景德镇那些官窑中世代从事劳作的匠人不同，匠人们出自“匠籍”，他们的劳动完全是一种义务的服役形式。而珠江口内的这些绘图工人则完全采用了雇佣形式，商人出钱工人出力，工人有了相对自由的选择权和流动性，使得广州拥有了最为充沛的人力资源。

　　充足的人力、便利的销售渠道，加上行商们的雄厚财力与经营头脑，“广彩瓷”因物美价廉的特性在国际上大为热销。 “纹章瓷”还清晰地反映了欧洲、南北美洲新的消费市场。现存的“纹章瓷”图案数量惊人，仅英国的就有至少6000种，其所有者包括牧师、官员、贵族、商人、公司和社会团体。

　　竞争对手来了

　　快鱼吃掉大鱼

　　当时欧洲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和探究，相反，中国人却依然沉浸在“万邦来朝”的幻象中，全然没有意识到邻国日本成为瓷器帝国的第一个对手。

　　1644年明朝灭亡，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海上贸易被切断，寻找替代品的荷兰人向日本订购了第一笔共65000件瓷器的订单，尽管这个数字还不算庞大，但是对于掌握制瓷技术只有49年的日本人来说已经勉为其难了，他们的工匠们昼夜加工直到两年后才完全交付，日本瓷器就这样步履蹒跚地走入国际市场。

　　尽管日本瓷器起步较晚，但是17世纪80年代，一个名叫柿右卫门的家族研制出了一种乳白色浊瓷。他们在瓷胎上进行风格精致拘谨的彩绘，形成了一种独特风格。很快这种瓷器就出现在了欧洲市场，由于其更接近当地人的审美，不久便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日本瓷在中国“广彩瓷”原有的市场中分得了第一杯羹。“‘纹章瓷’的名称源自日本。”刘大川说。

　　之后，德国人柏特格利用发现的高岭土仿制出了日本的柿右卫门瓷。自此，中国瓷器在原材料上的技术壁垒被打破了，欧洲国家开始了仿制中国瓷的热潮。

　　1712年，一位名叫昂特雷科莱的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瓷都景德镇传教。经过他多年的努力，终于将景德镇瓷器工序及配方的秘诀传回法国，法国在18世纪中叶成功烧造出了真正的硬质瓷器。在掌握了中国瓷器基本技艺后，欧洲各国开始仿造“山寨版”青花瓷。经过欧洲工匠们的不断学习和钻研，加上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山寨产品最后将中国产品挤出了市场。

　　而中国瓷器，自清朝中期以后制造技术就开始下滑。当英国韦奇伍德瓷厂已经开始采用温度计来控制火候时，景德镇仍使用焚香计时、试片测温。1791年，英国政府下令停止进口中国瓷器，次年春天，最后一批以英国东印度公司名义进口的中国瓷器输入英国，从此成批进口中国瓷器的历史结束。

　　大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