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文明日新月异、飞速向前，然而陶瓷艺术家周相春的目光却在往回看，看向传统、看向土地、看向百姓。他的创作理念一如他借助谐音为工作室取的名字—“向村”，心向土地，不忘根本。二十年前，周相春来到北京成立向村艺术工作室，这间陶艺创作室最终落户宋庄小堡村国防艺术区。在这里，周相春亲手创作了一个又一个质朴可爱的陶瓷人物形象，《天安门前的记忆》系列作品以及《漕运码头》、《老北京》和《京戏》等传统文化系列作品，皆代表了“向村”艺术朴实敦厚、融于生活的整体风貌。如今，融合了陶瓷艺术、平面绘画的“向村窑”已成为当代陶艺的一道风景线，让慕名而来者在此品茗赏瓷，乐而忘返。

　　瓷像因真实而“复活”

　　《天安门前的记忆》这组作品倾注了周相春三年多的心血，取材跨越半个多世纪，所有的人物形象皆源自老照片，经过细节的推敲以及一定程度的艺术夸张，最终以陶瓷的形式定格。

　　看那些憨厚朴拙有着泥土质感的瓷人，观者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好像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尽现眼前，而每一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这感动源于作品泥土般的材质本身所带给观者的亲切感与厚重感。周相春的大多数作品都有着土的原色、泥的质感，《天安门前的记忆》这组作品最为典型。陶胚入窑经过高温烧制已然成瓷，却呈现出泥土般柔软而粗糙的视觉效果，作品的表面甚至能看到有如大地龟裂的痕迹。这是周相春刻意追求的艺术效果。有人说他的瓷器像没烧过一样，然而在他看来，这种材质效果恰恰契合了自己所要表现的人物主题。

　　周相春早年学习油画，却有着深厚的泥土情结，他认为，中华文明离不开黄土地的宏观概念。上古时期便有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而智慧的先民则以土制陶，从野蛮走向文明。几千年来一代代黄种人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耕种劳作、繁衍生息。“一块泥土经过揉搓拿捏出了造型，又经过烈焰一番历练出作品来。它天生地带有炎黄子孙特有的泥土味，粗糙中有一丝灵动，质朴而敦实。”也正因此，面对那些由泥巴塑成的人像，我们能感受到艺术家对于黄土地朴实真挚的热爱。

　　作品的动人之处还在于人物表情的细致刻画。从一张张老照片黑白交织的光影，到站立在观者眼前一排排立体灵动的陶瓷人像，周相春一方面根据人物原型进行细节的推敲提炼，另一方面对这些细微之处进行艺术化的夸张处理。他的作品善于捕捉人物瞬间的神态表情，借此反映一个时代群体的精神面貌。

　　有一件雕像刻画的是四个年轻女孩，其中有三个脑后梳着清一色的马尾辫，左手插在上衣兜里，另一只手握着“红宝书”端在胸前，右腿向前一迈，腰板和脖子挺得笔直，显得神气十足。周相春说，每每看到这组作品，总能忆起自己的四姐。照相时的四姐也是这般神气十足。小时候，周相春第一次跟着四姐进入一家照相馆，里面黑黑的，很是神秘。巨大的黑白投影画几乎占据了整个墙面，画面的内容是韶山毛主席故居。四姐当时穿了一身军装，腰上还扎一根皮带，头上戴了一顶草绿色的军帽，在镜头前昂着头，挺着胸，一手拿着语录本，端放在胸前，另一只手攥着拳头背在身后。多年过去，再看当年的照片，周相春还会埋怨四姐，“你一个人照相为什么让我站在旁边……”

　　还有一组作品塑造的是一群劳模的形象，六个人在天安门前一字笔挺地站立排开，中间有一位嘴巴张得格外大，似乎还未做好准备就被摄影师按下快门，由内而外透着一股憨厚朴实的骄傲与幸福。画面定格的仿佛已不是历史的瞬间，而是这样一群人的生活常态。再看最近的一组雕塑，照相的四个人穿着个性随意，站得也不那么笔直了，两侧的人手臂张开，想要表现出振奋欢快的样子，却又似乎各怀心思，不知如何“齐心协力”，只得统一对着镜头做出“茄子”的口形，然而留下的笑容却显得有些僵硬与漫不经心，仿佛随着快门弹起，这样的情景也就消失不见。周相春通过这些细微的神态、动作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它们无不撞击着观者心底的柔软之处。

　　看周相春的作品，感觉他所塑造的人物是活的，那些被刻意放大的嘴巴仿佛能够歌唱，歌唱流淌在历史河流、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真实故事。从作品材质的选取到情感的表达，他所追求的唯独“真实”二字。这个“真实”，不是超写实主义追求的表面真实，而是一种“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简而言之，就是在技法上删繁就简，舍弃光滑圆润的白瓷和繁复绚丽的釉彩，表现最平常、最真实的百姓生活；在题材上，截取真实的历史片段，用某一主题将其串联，天安门前的四口之家、插队知青、劳动模范就仿若我们自己；对于人物的表情与神态，注重抓取细节，进行适度的夸张放大，一道舒展的浓眉、一个露齿的憨甜笑容就能映照彼时人们真实的心理状态。尊重历史原貌，真实反映时代，这是周相春上下求索继而一路追寻的艺术境界。用陶艺将历史片段定格，这亦是他作为艺术家的一种使命感。

　　把活过的痕迹留给未来

　　《漕运码头》、《老北京》、《京戏》等系列作品承载了周相春浓厚的传统文化情结。

　　《漕运码头》取材自通州作家王梓夫的同名小说，融合了传说、史实以及艺术家的丰富想象，描绘了清早期京杭运河通州段的繁忙景象，触手可感。这组陶艺雕塑分为两个主题，一为纤夫拉纤的劳动场景，一为肩扛车拉运送粮包的搬运场景。《老北京》系列刻画了十多个传统的老北京行当，如：剃头、修鞋、磨刀、烤地瓜、捏面人、拉洋车等。《京戏》系列则塑造了生动俏丽的生旦净丑京剧角色形象。

　　相较“天安门”系列，传统文化系列作品在注重细腻情节刻画的同时，运用了更为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漕运码头》中，粮船抵达通州码头，由无数纤夫拉向固定岸边，赤脚行水，负重搬运。前面的人几近匍匐在地，后面的伸直胳膊、侧首呐喊。拉纤者背天面地，巨大的脚掌插入泥中，脚趾分开，虽无纤绳，却足见劳动之艰辛。整组作品一字排开长达八米，几百年前古运河码头热闹繁忙、纤夫辛苦劳作的景象仿佛重现眼前。

　　对于传统文化，周相春认为，艺术家就像舞龙者。龙能在天空不知疲倦地奔腾舞动，靠的是身下一根根支撑着的竹竿。这条龙就象征着我们民族的文化脉络，竹竿则代表了具有各个时代特征的文化节点，而艺术家就是手擎竹竿、肩负传承与发展文化使命之人。周相春痛心于大量传统文化技艺消亡的现状，他说，舞龙舞到今天，龙身不能在今人这里塌下，艺术家当举起手中的竹竿，让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


　　对于为何选用陶瓷作为记录和传承传统文化的载体时，周相春说，泥土经过火的历练形成陶瓷，任时光流转仍能保持外形完好如初，这是先民的智慧，是真实记录历史最好的载体。秦朝兵马俑以及汉朝“抚琴俑”、“说唱俑”就形象记录了秦汉时期的习俗与艺术样式，它们历经数千年而不朽。然而，很多人并未意识到现代陶瓷艺术的重要性。周相春说，自宋以来模仿之风盛行，无论古人今人皆过分雕琢于细节，追求外在造型、釉色上与宋瓷神似，而忽略了作品所包含的记录时代的内在价值。“历史是一个流淌的河流，是活的”，若是在艺术创作上一味照搬、模仿，那文化面临的命运将是停滞不前。要保护发展文化，就要将当今时代的符号元素融入古老的陶瓷语言之中，展现传统的运河文化、京剧文化、老行当文化，同时“把当代我们活过的痕迹留给未来”。践行着这一理念，他的作品力图革新古法，加入今人的创意与构思，包括这种让瓷器呈现出泥土般质感的手法，以及将陶胎与纯粹青花瓷完美结合的技艺。在细节上，进行不同程度的夸张变形，通过契合当代艺术的审美特征，让观者近距离地触摸到传统文化的脉搏。

　　周相春倾注了大量心血，让那些几乎被人遗忘甚至消失殆尽的传统文化一步步走出书本与照片，以现代陶瓷的形式重新载入历史。在他手中，无论是象征通州运河文化的《漕运码头》，还是记录胡同巷口间传统行当的《老北京》、展现瑰丽京剧艺术的《京戏》，抑或是引发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人集体记忆的“天安门”系列，那些真实而经典的场景与面孔通过泥土的演绎，仿若新生，如在眼前。或许，也正因为他对真实的推崇，这些作品才得以承担起记录传统文化的使命，如同一座座纪念碑，永恒屹立于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