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单位的典藏品也并非件件都可作为标准器，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后新入藏的紫砂壶更应谨慎以对，主要的理由是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曾有过一波高水平的仿古潮，在这个权贵征逐的十里洋场中，字画瓷器无所不仿，紫砂古陶器更是备受市场欢迎的收藏品类，需求量甚大。

 

      嗅到商机的古董商如郎玉书、虞顺恩、汤邻石，陆续招兵买马，秘密投入仿古事业。另有收藏家如龚心钊、莫悟奇等人。他们分别自宜兴聘请了裴石民、蒋彦亭、王寅春、顾景舟、蒋蓉等制陶高手到上海工作，并提供特制的泥料、仿古的图样、特制的辅助工具(如筋纹模具、印纹模板)，当然还有傲视宜兴同侪的薪资。为求最佳效果，商人们不惜成本地从宜兴买土、配土，运到上海制坯，然后钤刻明清各紫砂名家的款识，运回宜兴烧制，并经作旧处理后，由专人运回上海，以真古董出售。

 

      由于这些陶工都是一时之选，而且制造这些精品的时间并无限制，三月或五月不等，务求精益求精。因此，陶工们所创作的精品，质量远胜于他们供应宜兴紫砂和上海各陶瓷公司的素坯。这些仿品均源于名家旧器实物，且水平极高，遗存至今为鉴别工作带来相当的挑战，今日部分文博单位典藏品中就有若干这些早期精致的仿品(多是征集或捐赠入藏的)。

 

      为此宋伯胤先生尝言：“我认为只有把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才能摆正这个历史阶段的紫砂陶人在中国紫砂陶史上的地位。因此，我认为当前紫砂陶研究的重点应该是三十年代的作者作品及其有关文献数据的征集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