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瓷之路的辉煌证明，没有胸襟开阔的交流与融合，就不会有繁荣丰富的文化。古代文明如此，现在文明亦如此。

“中国某个乡村里一条蚕吐出的丝线，在经历了千山万水之后，竟可以成为埃及王后身上的披肩。而埃及某个地方的一株芳香植物被挤压和蒸馏出来的香水，也可以成为中国皇后身上散发的一缕清香。”

源自印度和萨珊文化的狮子图像，“在中国文化中被全面接受，不但其图像成为中国吉祥图样的一个主要元素，而且狮子舞等艺术样式也彻底被中国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狮子文化。”

这些两千年来古代中外关系史上的奇异故事，见载于刚刚出炉的《丝瓷之路博览》丛书。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组织编写、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这套丛书，是当前为数甚少的，由我国青年历史研究者针对普通读者撰写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普及读本，一时成为广大历史爱好者追捧的畅销书。

但是，如果仅仅关注故事，显然低估了这套丛书的价值。丛书的主题词是“丝瓷之路”，其内涵，正是要从丰富传奇的历史活剧中，让读者深刻感受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重大战略，其历史意义深远。

“与国家战略契合，是学术研究响应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商务印书馆文津公司总编辑丁波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古代“丝瓷之路”上丰富深刻的故事，将为今日重新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为当下多元文化交流合作提供历史智慧。

重现丝瓷之路

9月18日，习近平主席访印首站安排在印度古吉拉特邦。该地的坎贝湾沿岸地区，正是海上瓷器之路上著名的中转站、古代印度洋贸易网络的枢纽。

早在汉代，人们就可以在这里见到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产品。商船满载着来自地中海世界和阿拉伯地区的酒、锌、铜、珊瑚、玻璃、雄黄等货物，徐徐驶入港口，又装上一船印度商品，如松香、象牙、玛瑙、红玉、枸杞等，消失在西方的地平线。

“历史上真实的丝绸之路并不是简单的陆地或者海上线路，也并非地理上东西方最近的直线距离;气候原因、政治局势和运输成本等因素综合影响，常常使商人更愿意选择海陆混合路线。”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博士温静告诉本刊记者。

尽管路线曲折、绵长，运输艰辛、危险，但是各国商人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像接力赛跑一样用最快的速度和最经济安全的办法把商品运到销售市场。

在陆上丝绸之路中段的绿洲城市—撒马尔罕，15世纪出使帖木儿帝国的西班牙公使克拉维约看到，“城内屯集货物，到处充斥。其中有来自世界上最远处之货物。自斡罗思及鞑靼境内运来之货物，为皮货及亚麻。自中国境运来世界上最华美的丝织品……自和阗运来宝玉、玛瑙、珠货、以及各样珍贵首饰。”

温静在《尼罗河的赠礼》一书中写道，公元前丝路开通后，远在地中海南岸的埃及，知道了在遥远的东方有个生产丝绸的神奇国家，而最能代表东地中海的城市亚历山大里亚的名字也几经辗转，以“伊思坎大伦”的汉字形式，出现在中国史官的笔下。

丝瓷之路成了名副其实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而行走其上的各个民族的商人，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文化使者的角色，既传播自己的文化，也吸收他人的文化，彼此间相互碰撞、交流、融合，一起汇入人类的文明史。

瓷器西去

中国外销瓷作为东方珍宝，是称职的文化使者的心爱之物，它使东方古国文明的光芒在全球闪耀。

13世纪，元帝国的统治横跨欧亚两洲，中西交通往来频繁，大批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穆斯林人迁居中国，伊斯兰文化随之传入，西域的音乐、医学、文化习俗、手工艺品也传入中国。

景德镇工匠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将伊斯兰民族崇尚的“波斯蓝”用作瓷器的颜料，通过高温烧制，诞生了具有异域色彩的“元青花”，受到中西亚王宫贵族的普遍喜爱，并成为他们追求时尚、彰显奢华的标志。

16世纪，中国外销瓷漂洋过海抵达欧洲以后，同样引发了欧洲人的疯狂抢购。一时间，载着中国瓷器的巨轮开始频繁穿梭在海面上。

与此同时，欧洲的王室下令，千方百计收集制瓷信息，全欧洲的科学狂人都在找寻制瓷工艺，不断地用各种石料、按不同配方进行试验。直到18世纪欧洲传教士带回更多的中国技术资料，并被采用，欧洲才生产出真正的瓷器。

广州博物馆陈列部部长曾玲玲在《瓷话中国》一书中写道：“世界其他国家的制瓷历史，就是一部对中国外销瓷输入、仿造、创新，直至形成自我风格的历史，见证了中国陶瓷技术对世界工艺文明的伟大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贸易不仅使西方吸收了东方的制瓷工艺，而且东方的制瓷工艺也在海外市场的刺激下，飞速发展，尤其是郑和船队从东南亚、伊斯兰地区带回的优质钴料苏麻离青被应用到青花制作上，加速了明代青花瓷的生产和技术革新，使永和、宣德年间的青花胎釉精细，青花浓艳，造型多样，纹饰优美。

曾玲玲感慨地说：“从此开启了中国青花瓷的黄金时代，使其不仅走进中国宫廷，而且成为西方人餐桌的新宠，利润率一度高达801%。”

狮子东来

如果外销瓷是东方文化西去的典型，那么源自西域的狮子图像则是西方文化东来的代表—中国传统狮子文化蕴含着鲜为人知的欧亚文化因素。

在中国古代的建筑和器物上，狮子图像是必不可少的吉祥装饰图样。若说起“狮子舞”或“舞狮子”，中国人更是耳熟能详，因为它是人们在节庆日辟邪免灾、祈福纳祥的重要形式。

中国传统狮子文化其实并非产自本土，而是引自西域。据《莲花上的狮子》一书介绍，狮子以前生活在从欧洲西南部到西亚和印度的广大地区，雄踞东方的中华帝国本土没有狮子，国人也难睹狮子真容。

丝绸之路开通后，狮子作为一个物种从西域被进贡到中国，用作皇家苑囿观赏的对象。但是芸芸众生知道的只是传说中的狮子—一种西方的神兽，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被称作狻猊。

东汉以来，这个被称为狻猊的狮子形象开始在中国流传。从出土文物判断，中国的狮子文化先后受萨珊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影响，而狮子在中国本土化的故事最为传奇。

在萨珊波斯，狮子是力量的象征;在印度，狮子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象征。它们守护的，要么是万能的神的旨意，要么就是佛陀的无边法力，造型怪异神秘，形态凶猛。

狮子图像传到中国后仍有辟邪守护功能，但已不是具有复杂人格的神，而是一种吉祥图案。如狮子戏球，寓意时来运转、大富大贵。在民间文化里，狮子图像甚至就是一个可以看家护院的大狗而已。有意思的是，受中华文化阴阳平衡思想的影响，中国本土化的狮子还常常雌雄双狮配对出现，更增添了祥和感。

《莲花上的狮子》一书作者、历史学博士尚永琪为本刊记者解读说：“狮子文化从西域传来，在中国文化中被全面接受，不但其图像成为中国吉祥图样的一个主要元素，而且狮子舞等艺术样式也彻底被中国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狮子文化。如龟兹狮子舞戏耍的是真实狮子，到了中国却成了由人扮演的狮子，自然去掉了威胁，增加了可爱。这就是文化交流的传奇魅力。”

撒马尔罕的能工巧匠

无论是东方文化西传，还是西方文化东渡，丝瓷之路的中段—中亚地区都是必经之处，而且是多元文化碰撞的“主战场”。

以宗教文化为例，《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一书的作者蓝琪告诉本刊记者，撒马尔罕是世界几大宗教的汇合地。在阿拉伯人来到之前，撒马尔罕人崇拜的神多种多样，信仰五花八门，有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以及当地的原始宗教。不同宗教间虽有冲突，却能和平共处。

8世纪中叶，阿拉伯人移居中亚，并通过通婚、纳妾和招募军队等方式鼓励本地人改奉伊斯兰教，同时将祆教、佛教和其他宗教的庙宇和神像焚毁。直到9世纪中叶，伊斯兰教逐渐占主导地位，多元宗教局面逐渐向一元宗教局面转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宗教全部绝迹。大部分接受了伊斯兰教者还长期秘密信奉自己原先的宗教，祆教、佛教、犹太教等宗教在中亚一些地区仍然有信仰者。

除了宗教文化，帖木儿帝国时期留下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宫殿、陵墓等遗产，则从建筑文化角度阐释着中亚文化碰撞的多元性。

14世纪后期至15世纪初期，撒马尔罕城发展到巅峰时期，迎来了“帖木儿文艺复兴”，东西各种文化与人才都在此聚集、交流、碰撞、融合。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印度人及世界各地的能工巧匠会集于此，结果“都城中凡百行业，皆无缺乏专门技工之感”。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撒马尔罕展示出多种元素的城市风貌。这些建筑以伊斯兰风格为主，包含了突厥文化的特色，还融合了波斯的建筑风格，由于中国工匠的参与，也受到了中国建筑风格的影响。

尚永琪告诉本刊记者，正所谓“沟通与贸易永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旋律”，丝瓷之路因沟通而生，因贸易而繁荣，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举足轻重，其价值值得我们再三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