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瓷器展厅里并陈着三件瓷器，一套印有希腊女神沐浴图案的杯碟，一尊眉目严肃的卧佛，一个趴在酒坛子上沉思的李白，它们都制造于中国清朝年间，分别是景德镇销往欧洲的出口品、英国瓷厂生产的仿制品和康熙宫里的摆件，这一偶然的排列，为美国学者罗伯特·芬雷的《青花瓷的故事》作了生动的诠释。

    瓷器在中华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和意义无须赘述，在英语里，中国是瓷，瓷就是中国，可美国阿肯色大学历史教授罗伯特·芬雷打破瓷器之于中国的单一格局，从全球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角度，为我们熟悉的中国瓷勾画了一幅别开生面、趣味横生的图景。

    三百年前，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狂热和痴迷大概和时下人们对欧洲时尚奢侈品的追捧不相上下，从重金购买、视如珍宝到燃起效仿之心。欧洲传教士到景德镇考察制瓷工艺，煞费苦心却始终难得要领。这种困惑，直到20世纪，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成熟才真正解开。就地取材、不舍杂质的高纯度黏土，为制出细腻光洁的瓷器提供了现成原料，而17世纪后期的欧洲人要经过反复试验才能钻研出正确的配方；另一方面，远古的火山和板块运动在华夏大地上留下高熔点的黄土，那是构筑高温窑的天然建材，使中国从青铜时代起就有了高温烧陶的经验，比西方领先了三千多年。这两者成为中国垄断制瓷业得天独厚的条件。

    虽然制瓷工艺在18世纪以前堪称中国的独门绝活，但瓷器本身却早已融汇了不同文化，变成了一样具有世界性的商品、日用品和艺术品。最典型的例子要属景德镇闻名天下的青花瓷。今天提起青花瓷，那几乎是中国风的一个代名词，可殊不知，青花瓷的诞生并非完全为中国原产，令其得名的钴蓝色料最初来自伊斯兰世界。早在公元一千几百年前，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工匠就开始把这种蓝色颜料用在陶器和墙砖、地砖上。提取这种颜料的氧化钴在波斯中部接近地表，极易取得，因此得到广泛使用。中国宋代，纯净素雅的白瓷、青瓷进入西南亚市场，引起当地陶匠的纷纷效仿，但因无法百分之百烧出单色瓷通透的光泽，他们只能靠彩绘弥补。与此同时，穆斯林商人把钴蓝色料运到中国，向景德镇订购符合伊斯兰顾客审美喜好的瓷器，“中式的流动空间与西南亚的几何式布局相遇，彼此学习”。

    中国瓷与其他地区的文化确有着微妙的联系。中国南方的陶匠为躲避战火逃到朝鲜半岛，带去制瓷手艺，日本的大名入侵朝鲜，掳走众多陶工，借此发展本国制陶业。高丽人擅制青釉瓷，烧出的仿品与中国上乘的宋窑出品相比几可乱真；他们崇尚的自然拙朴之风，影响了日本人的瓷器品位。在日本茶道里，纹理粗、色彩斑驳、形状不正、滴釉、开片的茶碗格外受当地人垂青，于是，“景德镇跳蚤市场上低价叫卖的劣品，在日本成为无可比拟的珍品”，甚至有茶道迷因为原物太过精致完美而故意将之毁损，执意追求瑕疵美。

    中国瓷在国际市场上的热销，一度让16世纪以前的欧洲人连接触的机会都罕少。在由穆斯林商贾主导的欧亚贸易体系里，骆驼商队或海船运载的瓷器，一到波斯湾和红海就被西南亚市场照单全收。欧洲人想要瓷器，只能等到达伽马新航线开辟后，亲赴产瓷源头——中国。中国瓷在欧洲不仅是供人赏玩的精美藏品，而且深刻改变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今天西方餐桌上一字排开的刀叉、大小各异的盘碟、用途不同的器皿，谁能想到，这套复杂的餐桌礼仪，竟是源于中国瓷的传入。在那以前，欧洲人的进食风俗仍是难以想象的共用餐具，一桌人传递一个大白蜡杯饮酒，共用一个勺子从同一个碗里喝汤，或把面包切成厚片，充当接食物的盘子。传教士利玛窦留下的记录里，细致描绘了中国士绅人家高雅卫生的用餐方式。

    中国瓷器每到一处即刮起仿制风，18世纪下半期，欧洲地图上冒出近三十家瓷厂，荷兰台夫特地区的陶匠仿冒中国青花瓷的蓝白色系，制出外表光滑的青花陶，萨克森的迈森王家瓷厂发扬洛可可华丽风，用瓷的可塑性实现奢华的装饰狂想。根据芬雷教授的论述，这些小打小闹、局限于抄袭模仿的工艺和产品，不曾撼动过当时景德镇作为天下瓷都的地位。芬雷教授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中国因改朝换代或政策有变而导致制瓷业萧条时，日本、朝鲜或东南亚大陆出产的仿制品便走俏国际市场，而中国的瓷业一旦恢复外销，能立刻把这些竞争对手赶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