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玉器发展史而言，唐宋玉器可谓开启了新的华章。有唐一代开始，随着历史背景的转换及中亚和西亚的文化艺术进入中原地区，玉器逐渐褪去了神秘和神圣的光环，走进寻常百姓家。及至宋代，由于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玉器的商品化、世俗化进程日益加快。一些大城市出现了“玉肆”，玉石作坊与珠宝店铺组合起来，形成了“前店后工厂”的中国民间玉器加工和销售的传统模式，当时的杭州“七宝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那么，唐宋的玉器具有何等别开生面的艺术风貌？其工艺水平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在当时的社会风尚中，玉器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张尉接受本报专访，进行详尽剖析。
玉器彻底走下神坛
更为世俗和民间化
由于隋代短祚，目前仅见李静训墓出土有白玉杯、玉钗等寥寥几件，难窥其全面真实面貌，而唐宋历时六百多年，玉器流传至今相对较多，充分展现了这一转折时期玉器的基本变化。张尉表示，唐宋以后，玉器更加世俗化、民间化、商品化。
张尉告诉记者：“唐宋以前的玉器，多作为礼制的载体，象征着身份等级，因此造型相对而言比较单一，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创新。品类以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斧、玉戈、玉刀以及玉玦、玉璜、玉环、玉带钩等为主；纹饰则以象征性的抽象几何纹为主，如云纹、谷纹、蒲纹等为主；虽也有人物和动物，但表现形式夸张、变形，具有程式化的特点。唐宋玉器则开始出现分野，很大一部分走向了民间，礼仪性器物渐趋减少，纯粹的佩饰和装饰性器物成为主流。虽然像玉璧等仍用于祭天，继续发挥着礼器功用，但形制较小，饰纹上也大胆出新。”
“因为玉器已经世俗化，所以图案要表达某种意思，讨个好彩，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所谓‘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张尉说，譬如鹿在南北朝时就被视为“纯善之兽”，《瑞应图记》：“王者承先圣法度，无所遗失，则白鹿来。”鹿因与官禄的“禄”字同音，故后世往往在图案表现中与蝙蝠(寓意福)，仙翁(寓意寿)合于一处，表示“福禄寿”。早期的玉鹿见于商、西周，此后一直到唐以前，玉鹿都较少见到。唐以后玉鹿作品大增，当与“禄”和鹿意义相结合有关，是唐宋以后玉器走向世俗化的一个鲜明体现；而象也是传统吉祥题材，《瑞应图记》：“王者政教行于四方，则白象至。”俗语有“太平有象”。玉象始见于殷墟妇好墓，但降至唐宋以后才略微多见。
总之，彻底走下神坛的唐宋玉器，吉祥图案滥觞，影响之绵长及至今日。
人物动物重写实植物花卉最多见
走向民间的唐宋玉器几何纹退至次要地位，生活气息浓烈，随意性更强，因此现实题材上升为主流，大量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被引入，像植物花卉纹非常多见，这在唐宋以前的玉器上是看不到的。人物(伎乐、飞天)、动物(飞禽、走兽)等也强调写实，为玉器注入了浓郁的生活情调。
在玉器题材的世俗化方面，张尉认为，唐宋动物形玉器的长足发展，可谓代表。“动物形玉饰是古代玉器中的重要品类之一，主要指写实的肖生动物。史前已见端倪，红山、良渚、石家河等新石器时代诸文化均有发现，如鸟、鹰、鱼、蛙、虎等。商周玉动物种类扩大，数量增多，仅殷墟妇好墓就出土百余件。两汉玉动物继续制作。而唐宋的动物形玉饰不但造型与汉以前注重形式化、抽象化的装饰风格有所区别，而且在使用功能上也大大扩展了。”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宋代玉动物约有二十余件，如鸟、孔雀、鸡、鹅、鸳鸯、鱼、虎、象、马、鹿、狗、兔等，代表了当时流行的品种，其用途主要为佩饰。“飞禽在宋代最为常见，其在当时大为发展的背景之一自然是两宋花鸟画的昌盛，文人的审美趣味或多或少在玉飞禽上得到流露。宋代飞禽纤秀清丽的装饰风格既是弥漫两宋艺坛的时代风貌的折射，也是两宋花鸟画较强浸染的反映。”
后世标准的龙之造型在唐代已趋于定型，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提出龙的“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这在唐龙身上已基本得到体现，其对后世龙纹影响极大。
以透雕手法琢制的足踏祥云的行龙也为唐代新的创造，其鲜明特点为行龙气势飞动，身下衬托着奔腾漂浮的大朵流云，此类风格影响及于宋代，但后者在总体气势上与前者不可比肩。
唐雄健宋婉约玉器差异较大
尽管唐宋玉器在中国玉器史上都以崭新的面目示人，但张尉明确指出，两个时期的玉器风格差别很大，这跟时代背景直接相关。
唐代比较强盛，中外交流比较频繁，这种社会风貌赋予唐代艺术品一种雄健豪迈的风格，在玉器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而宋王朝并未完全统一全国，北方有游牧民族不时侵扰，西夏、辽、金虎视眈眈，因此玉器在骨力方面比唐代玉器要弱一些。同时由于当时文化昌盛，文人士大夫引领社会风潮，玉器整体上也受到影响，比较细腻、内敛。“清代乾隆工是历代玉器工艺中最精细的，其次可能就是宋作工了。皮壳俏色巧雕的做法，虽然在商代就已出现，到了两宋以后，才大量出现，成为鉴赏当时玉器的一个参考标准，这也反映宋人崇尚自然，追求回归自然的意境。”
除了审美上的倾向，宋代文人士大夫也喜欢挥毫写字作画，玉器中的文房用具因此在宋代以后才多有出现。宋代文人士大夫还好古崇古，金石学风潮就肇始于宋代，在其推动下，也产生了仿古玉，为古代玉器增加了新的品类。像1952年安徽省休宁县朱唏颜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兽面纹玉卣，就是南宋时期仿古玉器中的代表作。“仿古玉从宋代开始到清朝，一直很兴盛，尤其是乾隆年间发展到顶峰，可见宋代文化对后世影响的深远。”
艺术总是相通的，可以说，唐宋玉器在某种程度上跟唐诗宋词有着对应关系，唐诗的雄健和宋词的婉约，于玉器上有着实体化的展现。
唐宋上乘玉料罕见
出土小件作品较多
唐宋玉器彻底走下礼制神坛后，其高高在上的地位似乎也渐渐失去。张尉表示，相对于金银器和瓷器来讲，唐宋玉器的生产规模和数量都不算太大。“唐代的金银器要比玉器发达，估计这和佛教的兴盛密切有关。金银是佛教信徒供奉佛祖的最高等级供品，法门寺发现的很多金银器，就是当时皇帝用于供奉佛祖的。上行下效，整个社会也就比较崇尚金银器。由此，玉器的主题图案、形式等有些也借鉴于金银器；宋代则是瓷器非常流行，五大名窑在当时就非常出名，宋徽宗对瓷器的热爱，也代代流传。所以宋代玉器的器型、纹饰有些亦受到瓷器影响。玉器在当时的典籍中记载也不多，因为它不像青铜器，历来就是国之重器，也不像书画一样，受到很多文人的推崇。在唐宋年间，玉器更多只是被作为工艺品看待，用于美化生活，重视程度不太够。”
当然，导致唐宋玉器质和量受到限制，还在于玉料来源的不稳定。“学术界基本已有共识，从汉代以后，玉料主要来自于新疆的和田玉。但直到乾隆年间，玉料进入中原都要通过贸易、进贡等方式，局限性比较大：首先是无法保证想要多少玉料就有多少玉料；其次也不能保证玉材的质量。所以我们看清代以前的玉器，很多玉料都不是很好。宋徽宗虽然也喜欢玉器，衣有玉束带，乐有玉磬，祭祀有玉圭、玉册，在内廷也专门设立了玉作坊，叫做‘文思院’。但他对这一爱好，无法像乾隆皇帝一样随心所欲，想要多少就直接颁布诏令让新疆地区的官员督运过来，再挑挑拣拣。”张尉说。
也因此，现在出土的唐宋玉器并不多，已知出土作品小件多，大件少。传世品数量相比较其他时代也不算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