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毅 摄

　　刚刚获得“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的周汨，是我省瓷刻技艺领域的一位“民间高手”。

　　30多年来，她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执著于瓷刻这一古老传统技艺的探索，传承之余，创新不断，她是将敦煌艺术与瓷刻艺术相结合的第一人。

　　“不停手就是因为喜欢”

　　周汨家的客厅里，打眼一看，不是“菩萨”就是“飞天”。

　　莫高窟390窟和329窟的两位飞天就在窗台上的六个茶杯上“飞”，被左右各三个茶杯簇拥于中的茶壶上飞舞的飞天同茶杯上的一样，都是盛唐时期的。

　　“飞天”都是周汨刻在这些瓷壶和瓷杯上的。在瓷器上雕刻，是一门古老的传统技艺，被称为瓷刻，也有的叫法是刻瓷。据说这门手工技艺发端于民间，是在上釉烧成的素色瓷器上，用钨钢刀或金钢石刀镂刻书、画的一种工艺。不同于一般工艺和艺术创作，它需要经过绘画与雕刻两道工序方能完成。先用笔在瓷器上画出花草虫鸟、山水风景、名人字画等要表现的题材，再用金刚钻精雕细琢在瓷器上。

　　几个月前，凭着这套名为《飞天茶具》的瓷刻作品，周汨收获了“甘肃省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的荣誉称号，这是她继2011年的“甘肃省工艺美术大师”之后再次收获的“大师”封号。关于“甘肃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评定，据周汨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到2011年前的30多年的时间一直没有评奖，好像“断”了，所以到了2011年这一次评定，不知道是不是停了几十年的原因，所以那一年当时评的人数明显较以往多。尽管人数多，但在周汨看来，还是有人属于是被“耽误”的。“有些人早都应该是（大师）了。像我的老师汪兴中，就是那个城雕《搏浪》的作者之一。”比周汨大20多岁、毕业于四川美院的汪兴中就是周汨口中那些凭能力早该是大师的代表。3年前，汪兴中与周汨一起获得了“大师”称号，两年后就故去了。

　　“话说回来，评不评什么大师，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停过各自的手艺，即使我这样一个瓷刻的业余爱好者，几十年没有停手，都就是因为喜欢，没别的。”周汨直言。

　　这一次，包括周汨在内共有6人成为“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瓷刻领域中，唯其一人。事实上，目前我省搞瓷刻的，尤其是以敦煌艺术为主的瓷刻，周汨堪称唯一，在瓷刻这一古老传统工艺中，她是将敦煌艺术与瓷刻艺术相结合的第一人。在瓷刻领域，周汨的这一创新，被视为在表现题材上突破了古人选材山水花鸟的局限，匠心独具—她将敦煌壁画，彩塑，通过传统工笔绘画临摹在晶莹剔透的瓷盘、瓷瓶上，再用金刚钻精雕细琢出来：飞天的栩栩如生、菩萨的慈悲庄严、供养人的虔诚礼拜……这些别具风格的作品，既是敦煌艺术魅力的逼真再现，也让瓷刻这一古老技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1994年，当周汨的敦煌艺术瓷刻作为礼品，送到了日本前首相竹下登和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的手中时，那些呈现宁静祥和意境的作品受到了受赠者的连声赞美。四年后，周汨的敦煌壁画瓷刻就获得了首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

　　做瓷器活的，必须有金刚钻。周汨有一个铁的老式的铅笔盒，里面装着十多把刻刀，这些刻刀都是她自己设计的或是再加工的，“合金头的刻刀刀头必须要尖尖的，买来的现成品多不适合瓷刻用，我就把它们拿到加工厂去再次加工。”每一次工作时，周汨手边都放着一个磨刀石，刻上没多久，就要停下来磨一下刀。

　　刻一件作品，至少得好几天的时间，在完成《飞天茶具》后，周汨到现在都没有再上手创作，她说一是在构思，另一方面也想让眼睛休息一下。“这个活费眼睛，特别是刻的时候，那些颜色都被刻掉了，整个盘面除了一片白就什么也没有了，你得把那些隐没于‘白色’中的线条刻出来，精益的刀工之外，好的眼力神也至关重要。”周汨说。

　　一个时代的彩塑“终结者”

　　一只精美的瓷碟上，服饰雍容的菩萨，伸手可触；菩萨满目慈悲，一脸忧郁，让人为之动容。这就是周汨根据敦煌壁画创作的瓷盘雕刻。

　　第一次知道瓷刻还是1979年在甘肃省工艺美术厂当“青工”的时候，刚刚20岁的周汨没有考上心仪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就报考了正在招生的甘肃省工艺美术厂。“它的招生考试和高考一样，都是那一套。”周汨回忆，那次全省一共招了42人，她的考试成绩排名第12名。

　　兄妹7人中，只有周汨算得上是继承了“父业”。当了一辈子小学美术老师的父亲周戈应该说是周汨爱上绘画的引路人。这位毕业于天水师范的旧式文人，自幼喜爱书画，未经师训，自学摸索，临摹古今名家作品，绘画擅于画虎，书法长于欧体，研习书画外，他还精通篆刻，去世前，曾是兰山印社的理事。周汨回忆，小时候每每父亲画画写字时，她总会在一旁。周汨的第一幅绘画作品是画在铅笔盒上的一个小公主。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被分配去刻砚台的那一瞬间，周汨进厂前的美好想象就被打破了。“我想的会是搞绘画，至少也应该是搞产品设计的。”直到今天，说起砚台制作，周汨都承认自己不是很喜欢，像制作砚台中掏砚池那一道工序就是很费力的。但她却承认一年多的刻砚台对她以后的瓷刻打下了基础，因为都是雕刻，某些方面是异曲同工的，比如刀工、刀法等。“还有，当时给我们这些青工教刻洮砚的都是些到今天都数得上名的老师，像设计洮砚的郝进贤，还有好几位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因为出身不好来到兰州的上海老师。”一个事实是，曾经给周汨他们上过课的郝进贤虽然已过世多年，但这位擅长中国画的老先生到今天都是一些专业人士口中的“陇上画坛耆老”。

　　就是厂里的那几位上海老师让周汨第一次知道了瓷刻。

　　瓷刻的出现，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墙皮画、石头画一样都是周汨他们省工艺美术厂为了拓展市场，丰富产品。“墙皮画就是利用拆迁废弃的那些老平房的墙皮做绘画的材料，石头画就是在石头上绘画，瓷刻是上海老师探亲后带来的新东西。但这些新东西都没有存在很长时间，像墙皮画，因为后来墙皮不好找到了，而瓷刻也是因为当时素白的瓷盘太难找了。”周汨记得那时候，每隔几天，他们就骑着自行车，车后面绑着一个筐子，满大街地不是找墙皮，就是找素白瓷盘。“我曾都在瓷砖上刻过，就是找不上盘子。”

　　瓷刻做了几个月就停产了，但周汨他们学习怎么用刀就学了三个月。这个过程对于之后能再度捡起瓷刻这门技艺的周汨而言，它的意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刻洮砚一年多之后，我就被调去跟着何鄂老师做彩塑去了。”彩塑是周汨1993年离开省工艺美术厂时最主要的工作。这期间，她和另一位同事成了何鄂创作城雕—《黄河母亲》的助理。所以，到今天，只要提到何鄂，周汨总用“我的老师”称之。

　　从进厂到离厂，周汨经历了甘肃省工艺美术厂最辉煌的历史，当年，谁能进入那座拥有五层高楼的厂子，都是一种能力的显示。在周汨的记忆中，厂子一楼是商店，生意好的时候，就卖他们做的彩塑都卖不及。只是，不论是瓷刻，还是墙皮画，当时这些都是周汨在主业—彩塑之余的偶然为之。那么多年自己到底做了多少彩塑，周汨自己都难以记清。“当时的情况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都顾不上了，我们就知道埋头做。”离开省工艺美术厂没多久，一次周汨经过老厂，看见厂门口设立几个摊点在处理工艺品，在一大堆处理品中，她看见了自己的作品。“当时心里挺难受的。”再之后，曾经让周汨引以为豪的5层大楼也拆了。

　　“自从我离开厂之后，厂里也就没有彩塑了。”周汨毫不避讳地说：“省工艺美术厂的彩塑终结于我。”这也是让她感觉最为悲情的事情。

　　“好手艺需要用心琢磨”

　　曾经有人说，从周汨的瓷刻作品里能看到瓷刻的“魂”—“画依瓷而传，瓷因画而显。”

　　事实上，周汨的瓷刻艺术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徘徊于工艺观赏的境地。

　　从第一次接触瓷刻开始，周汨的作品就没有离开传统的单线白描、不着色彩的创作手法，还有，她早期瓷刻作品的表现题材也没能充分利用瓷刻所独具的易收藏的特点，这些不足让周汨的瓷刻始终在工艺观赏的领地里徘徊。这是困扰她多年的也是让她急切想突破的“瓶颈”。

　　突破出现在1994年。周汨拿出了第一件有颜色的敦煌艺术的瓷刻作品—这是周汨对传统瓷刻赋色以墨色为基色的渲染方法的改变，她采用着色晕染，化学上光，赋予作品以鲜丽色彩。周汨说，那一刻，成功对她来说就是“终于有自己特点的作品了”。

　　可以说，再次能捡起瓷刻，还能以业余的身份数十年坚持不停地创作，周汨自己给出的原因也就是“想有自己的东西”。

　　此外，周汨的刀法在业界也赢得好评：其在传统瓷刻技艺基础上，灵活应用錾、刻、镌等手法，力求刻瓷刀法软中有硬、柔中有韧，轻重缓急得当、疏密深浅均匀。

　　不难看出，多年的工艺美术工作的积淀和对敦煌艺术的研究，是周汨获得瓷刻创新的基底。“好手艺是要用心琢磨的。”周汨意味深长地说道。

　　正是因为看重个人积淀，周汨觉得自己培养的学生不成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缺少积淀。而站在自己的角度，周汨觉得其实她在老师何鄂面前，同样是缺少积淀和不成熟的。有时候周汨是“怕”见何鄂的，因为每次见面，她那位身为国家级美术大师的老师总会“善意地批评”她几句，“她觉得现在的我已经成熟了，是可以走得更远些了。”周汨没有说明这个“走得更远”的具象所指，但不难猜测何老师的希望无疑是自己的学生也可以像自己一样在工艺美术领域里做得更具规模，比如像她一样成立个瓷刻院什么的。

　　周汨对自己却没自信。她说自己不像何老师毕业于西安美院，接受过系统正规的绘画基础的训练。而这一方面恰恰是她所欠缺的，这是她的遗憾也是她的不足。

　　周汨的瓷刻技艺也没有被孩子继承，所以，常有人会问她“不担心你的这门技艺失传吗？”

　　这个问题，周汨自己也想过，她曾想如果有一个人，这个人确实喜欢瓷刻，她愿意将自己刻剩的盘子、花瓶都送给他（她），“但目前还没有这样一个人。”周汨直言。

　　本报首席记者 雷媛